Book Review: Daniel Courgeau (ed.),Methodology and Epistemology of Multilevel Analysis. The Netherlands: Kluwer Academic Publishers, 2003, ix + 235 pp.

Book Review

Book Review: Daniel Courgeau (ed.), Methodology and Epistemology of Multilevel Analysis. The Netherlands: Kluwer Academic Publishers, 2003, ix + 235 pp.     

“意义世界” 范畴与交界面的符号哲学阐释

“意义世界”的形成，是符号学的核心论域，也是文化传播发生的处所。围绕“意义世界”的边界、范畴及交界面所展开的对话，是当代学术语境下明晰辨析“意义世界”不可绕过的问题：首先，在“人文”与“科学”关系重构语境下以整体性的“知觉”调和“认知”与“感知”的矛盾；其次，以“符号物观”重新审视卡西尔关于“物”与“意义”的“此消彼长”论；最后，结合当代技术与人文融合语境，以“信息”作为客观秩序规定性，以达成“获义意向”与外部世界的联结。     

“消失”还是“隐匿”:《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市民社会”存否辨析

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避谈“市民社会”的事实,在学界引发了市民社会概念是“消失了的范畴”这一代表性观点,但从文本表述和文本内容相结合的整体性视角来看,市民社会概念实质上是“隐匿”而非“消失”的。市民社会概念的“隐匿”主要源于马克思研究视域和批判方法的双重变革：从国家到市民社会的研究视域的转变促使马克思认识到现实的市民社会内蕴多重历史面相和理论意涵,马克思为革新和重构市民社会概念而刻意将其加以“隐匿”;政治经济学批判方法的运用则推动马克思自觉意识到应当深入市民社会内部展开具体的、历史的分析,这种批判方法的变革为市民社会概念的“隐匿”留存可能性与合理性空间。市民社会概念的“隐匿”不仅表征马克思思想发展中的一种进步性指向,也反映出马克思主义在不断展开的市民社会批判中自我革新的理论品质。     

铜、镉、汞对水稻幼苗抗氧化酶活性的影响

目的:研究必需元素Cu2+和非必需元素Cd2+、Hg2+对水稻幼苗生长的影响,探讨水稻抵抗重金属毒害的机理.方法:用质量浓度为0.25 mmol/L、0.5 mmol/L、1.0 mmol/L重金属离子溶液滴灌水稻幼苗,测定处理后幼苗根和叶的长度,蛋白质和叶绿素含量,过氧化氢酶、超氧化物歧化酶和过氧化物酶活性及过氧化物酶和超氧化物歧化酶同工酶的表达变化.结果:重金属离子抑制水稻幼苗生长,降低幼苗根和叶可溶性蛋白含量,增强了根、叶POD活性和根系SOD活性;Cu2+增强幼苗叶SOD活性,而Cd2+和Hg2+抑制幼苗叶SOD活性.不同浓度Cd2+降低水稻幼苗叶绿素含量;不同浓度Hg2+降低幼苗根和叶CAT活性;Cd2+增强根CAT活性,但抑制叶CAT活性;随着Cu2+浓度增大而逐渐减弱根和叶CAT活性.POD与SOD同工酶电泳结果与其活性检测相一致.结论:Cu2+、Cd2+、Hg2+处理对水稻幼苗POD、SOD和CAT活性的影响与重金属种类和浓度有关并存在器官特异性.水稻幼苗表现出抗氧化活性增加和减少两种情况,说明抗氧化系统不仅具有解毒功能,同时还是Cd2+、Cu2+和Hg2+对植物产生毒性的作用位点.     

Al3+,Cr3+及Cd2+对日本三角涡虫摄食和运动行为的影响

以涡虫完全解体为死亡标准,在室温(26±1℃)下研究了Al3+,Cr3+及Cd2+分别对日本三角涡虫(Duge-sia japonica)的急性毒性,并运用图像分析技术对不同实验条件下三角涡虫的摄食和运动行为进行了定量分析.结果表明:在急性毒性实验处理96 h后,在cAl3+≥0.75 mmo/L,cCr3+≥0.2 mmol/L,cCd2+≥0.006 mmol/L时,涡虫全部死亡,且致死时间与药品浓度呈正相关;在cAl3+=0.15～0.65 mmol/L,cCr3+=0.05～0.15 mmol/L,cCd2+=0.002～0.005 mmol/L处理下均未有涡虫致死现象,但对涡虫的摄食和运动行为均有一定影响;随Al3+浓度的增高和处理时间的延长,实验组涡虫的活动范围和摄食率都降低;较低浓度的Cr3+对涡虫的运动和摄食行为具有促进作用,而较高浓度的Cr3+则有抑制作用;较低浓度的Cd2+对涡虫的运动和摄食率的影响不大,而较高浓度Cd2+实验组涡虫的爬行速度和摄食率均下降.     

制度矩范与个体情怀：作为文学空间的宋代词垣

作为文学空间的宋代词垣并存着朝廷制度矩范与文士个体情怀两种语境。以此二者观照词臣生活中四个代表性的面相，即他们的应制之务、值宿吟咏、与词垣之吏的关系以及追仰前朝词臣的文化现象，颇能真切具体地探究词垣文学风貌的内涵。在制度矩范的笼罩下，词垣的应制撰作必须符合上层权力的政治意向；值宿吟咏倾向于规范性地表现侍从宫廷的清贵雅致；词臣与吏员的关系显示出制度的幽微之端对词臣才情的制约；追仰前朝词臣的口径表现为称述前贤黾勉仕位的功绩。在个体情怀的鼓促下，应制撰作能够超轶官场的守常氛围，彰显文章才士以文自赏、嗤哂卿相的风度；值宿吟咏能以村野之趣突破宫廷的审美品位；词臣与吏员的关系反映为扬显词臣个人形象的诗文著述对吏员角色修辞式的驱使运用；追仰前朝词臣的态度表现为称慕前贤退居闲适的诗作，以此慰抚一己之宦场失意的心绪。宋代词垣的文学空间存在着“制度-个性”并峙的态势，词臣侪辈逾越制度矩范彰显个体情怀的气概，应当成为文学研究中一幕值得关注的景观。     

朱光潜的当代美学研究的转向

新中国成立以后，朱光潜的美学研究发生了四个转向，即翻译西方美学资料、研究哲学美学、研究马克思主义美学与文论、中西方文化与文明及其比较研究。这样，朱光潜以其丰富的资料翻译和研究成果奠定了中国的西方美学研究的学科基础，推动了以美的本质、美学基本原理为重要成果的哲学美学的研究，提高了马克思主义美学、文论的资料建设和研究水平，在美学界开启并促进了对中西方文化、文明及其比较的研究，推进了中西方美学、文艺、文化、学术的交流。朱光潜以美学家、理论家的身份介入当代文艺、哲学、文化问题的讨论，推动了中国当代文艺、文化实践的发展，并以开阔的视野和规范的研究引领、提升了中国当代人文学术的发展。他的研究转向是时代变迁与个人选择、主观与客观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既包含偶然性也有其必然性。全面、客观地还原这四个转向，并以此为基础深入研究、评估其转变效果，有助于科学地理解、评价他的研究，也能够由此反映中国当代美学发展的轨迹。     

“N_1+N_2”和“N_1+V+N_2”式菜名短语词序考察

汉语的常规焦点位于语言单位的末尾,在中式菜名中,人们通过语序手段将重要食材作为焦点,但是在家常菜名短语中有些焦点并不严格居后,食材的位序可以调换。家常菜名中食材的位序不仅受焦点原则制约,还受到原料价值、烹饪方法、菜名使用频率等因素影响。     

关于Pell方程x^2—2y^2=1与y^2-Dz^2=4的公解

设D=2kⅡi=1Pi，其中诸Pi是互异的奇素数，Pi≠（mod8）i=1，2，…k，证明了不定方程组x^2-2y^2=1与y^2-Dz^2=4仅有平凡解。     

重写文明史: 为何重写, 如何重写? ( 笔谈续)

本期笔谈刊载四位海外学者关于 _“ 重写文明史_” 的讨论成果, 作者分别为美国科学院院士、 哈佛大学教授大卫·达姆罗什 ( David Damrosch), 美国 《比较文学评论》主编、 宾夕法尼亚州立大学教授托马斯·比比 ( Thomas O. BeeBee), 印度海德拉巴外国语大学教授伊普希塔·茜达 ( Ipshita Chanda), 英国利兹大学教授王斌华。 多元的学术背景为相关讨论带来了全球多元视角 体现出通过 重写文明史 超越单一文明史观 在平等互鉴、 对话、 包容中弘扬全球文明蕴含的全人类共同价值的学术立场。 总体来说, 大卫·达姆罗什和托马斯·比比代表了欧美学者对于 _“ 欧洲中心主义_” 的警觉和反思。 在大卫·达姆罗什的 《论文明史的书写历史》 中, 他追溯了在 _“ 欧洲中心主义_” 之外的西方学者关于文明史书写的案例, 让我们看到在 世纪下半叶西方世界 _“ 后欧洲中心主义_” 运动的源起和现状。 关于 _“ 后欧洲中心主义_”, 达姆罗什认为 _“‘ 后_’ 的前缀表明欧洲中心主义仍然存在_”, 但在文明史书写实践中 _“ 不再是对 _‘ 西方文明本质论_’ 不加反思的展现_”。 同时, 他也提出 _“ 单数文明、 复数文明、 文化?_” 的问题, 认为即使 _“ 文明的概念被复数化, 它往往偏向持久的延续性, 通常以一些大国为中心_”, 因此认为 _“ 谈论单个和区域的 _‘ 文化_’ 可能比笼统的 _‘ 文明_’ 更好_”。 托马斯·比比的 《世界史的重写: 从世界文学史书写谈起》, 则通过对西方学者关于世界文学史写作实践的回溯和反思, 探讨文明、 历史与 _“ 世界文学_” 的深层关联。 他认为 _“ 文明_” 这一概念 _“ 既可以指文化成就的总和, 又可以指贯穿各文化领域的某种本质特征_”, 这两层意义上的文明内涵都见于 世纪的英语材料, 与 _“ 文学_” 一词的兴起相吻合, 因此通过 _“ 文学史_” 反思 _“ 文明史_” 是可行且必需的路径。 在对 19 世纪和 21 世纪的四部文学史著的评析中, 我们能够看到文明史如何影响到世界文学的内容呈现和秩序建构。 伊普希塔·茜达的 《多元伦理主义下重写文学史何以可能?》 表现出印度学者对于 _“ 重写文明史_” 的震撼和理解。 在文章的篇首, 茜达就表达了她的 _“ 震惊_”: _“ 没有一部世界史或文明史是用梵语、 巴利语或任何一种印度语写成的, 而这些语言都为印度地域政治空间中宪法认可的现代语言的形成做出了贡献_”。 这既是一种事实, 也体现出印度对于历史、 文明和世界理解的传统: _“ 世界是一个由人际关系构成的世界, 一个相互联系的人文世界, 而不是一个地理或地缘政治的范畴_”。 因此, 她开明宗义地陈述关于 _“ 重写文明史_” 的 _“ 印度观点_”: _“ 要以一种关系性的而非确定性的观点来看待我们共有的这一世界_”。 王斌华是英国利兹大学的华人教授, 这种跨国身份让他更关注文明交流和互鉴中 _“ 文化翻译_” 的重要作用。 在 《文明互鉴中文化翻译的关键作用》 中, 他回溯了鸠摩罗什、 玄奘及林语堂等翻译家的文化翻译活动对于中华文化自身繁荣和世界传播的重要作用, 并就文明互鉴之要义、 途径和践行者等问题提出了自己的见解, 认为文明互鉴和国际交流意识、 专业翻译人才的缺乏, 是中国学术 _“ 失语_” 和 _“ 失声_” 的重要原因。 四位海外学者的讨论再一次证明了 _“ 重写文明史_” 问题的重要性和复杂性: 首先, 身处 _“ 欧洲中心主义_” 漩涡的西方学者已经开始意识到建构多元文明观的重要性和迫切性, 他们关于世界文明史的最新思考和书写实践, 值得中国学界关注。 其次, 在世界多元文化背景下, 不同地区对于 _“ 世界_{” “} 文明_” 和 _“ 历史_” 的认知存在差异, 如何让多元文化资源融入 _“ 重新文明史_” 讨论和实践, 也是一个需要持续挖掘的话题。 最后, 就中国学术解决_“ 失语_” 和 _“ 失声_” 的问题来说, 无论在学术思想还是在具体措施上, 都需要有充分的思考、 实际的举措和切实的学术实践。     

治理内部化: 基层区划撤并的效能及其限度

乡镇、 行政村和村民小组撤并的本质是治理内部化的实践, 即由彼此构成外部关系的多个区划单元转向内部关系的单一区划单元, 以期降低基层治理与发展过程中的交易费用。 基于四川省基层区划撤并的案例考察发现, 一方面, 改革直接导致区划单元减少, 数量过剩的行政和自治组织领导需要凭借竞争方式产生, 从而提高了组织的素质能力; 区划半径的扩大为基层赋权构设了条件; 区划制度壁垒的消解降低要素资源的配置成本。 这项改革总体上实现了降低各类交易费用的预期目标。 另一方面, 在既定的基层政治体制、 产权结构、 社会基础等条件约束下, 基层区划撤并在一定程度上抬升了外部约束薄弱的乡村组织权力, 助推了要素资源配置的行政化方式, 并诱致新区划空间内部制度建设和情感认同的非均衡性。 所以, 治理内部化实践降低了若干项治理与发展交易费用的同时, 在体制、 产权等结构未发生实质转型的情况下, 短期内实则追加了部分交易费用。 由此, 未来基层区划改革应兼顾拆分、 撤并等类型的技术原则以及拓深改革内容。     

王令传递与西周王权

《诗经》 “六笙诗” 因 “有其义而无其辞”, 引发了古今无数的讨论。 它的篇次莫定, 前后不 合, 难以融入 《诗》 的辞章编排系统。 特别是由它引起 《诗》 文本编排的变更, 所谓由毛公 “推改什首”, 造成了 《诗》 的 “非孔子之旧”, 多与史实不合。 这在出土文献海昏侯 《诗》、 汉 《熹平石经》 与毛 《诗》 互证中得到充分证明, 并在 《诗》 文本的学术源流与汉代 《诗》 学研究中获得有力支持。 “孔子之旧” 就只 有 “三百五篇, 遭秦而全” 的 《诗》 文本, 四家皆无异义。 郑玄相关解说的存亡、 缘由自相矛盾, 反映的 只是其笺 《诗》 所见与注 《礼》 所用乃不同的另一个 《毛诗》 文本。 其中的 “六笙诗” 序, 不过是其时的 《毛诗》 学者将 《乡饮酒》 《燕礼》 中用乐的 《小雅》 的 《南陔》 等 6 篇编排到 《诗》 文本中的新变现象, 而不能说是代表 “孔子之旧” 的古 《诗》 文本。 不包括 “六笙诗”, 才是 “孔子之旧” 三百五篇古 《诗》 文本的实际篇目。     

重思 “解释世界” 与 “改变世界” 的经典命题

马克思 《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 第十一条在学界引发了诸多争论, 其焦点在于如何理解 “哲 学家们” 的指涉对象、 马克思是否放弃 “解释世界” 的理论诉求以及 “解释世界” 与 “改变世界” 之间存 在何种关系的问题。 在笔者看来, 探讨 “哲学家们” 的指涉对象理应自觉置于马克思创作 《关于费尔巴哈 的提纲》 的学术背景和时代环境进行考察, 马克思视域中的 “哲学家们” 实际上具体指向某一类人; 在是 否放弃 “解释世界” 的诉求上, 马克思确实舍弃了哲学性质维度的 “解释世界”, 但并没有完全放弃哲学认 知意义上的 “解释世界”; 在 “解释世界” 与 “改变世界” 的关系上, 要结合马克思的思想发展进程以及哲 学观变革的意义予以整体审视。 在新的时代背景下, 重思 《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 第十一条, 对继承与发 扬马克思的实践哲学精神及其价值旨趣具有重要意义。     

由役及吏: 两宋 “ 公人” 疏论

两宋的 “ 公人” 可直译为 “ 公家之人”, 但其内涵却前后发生着变化。 北宋公人多指义务性为官府承担一定职能工作的职役, 常常与使院语境下官府招雇的吏人的职能交错混同, 其中衙前公人出身、 职能及其去向的特殊性, 通常独立于诸色公人之外, 甚至地位优于州县一般吏人。 但随着北宋中期王安石推行“ 吏士合一” 政策, 吏人地位渐渐提高, 职役开始倾慕吏职, 至南宋前期吏人、 衙职成为职役较好的去向。南宋中后期 “ 公人” “ 公吏” 往往混同书写, 至少在士大夫们语境中, “ 公人世界” 里的公人是他们所担忧或鄙夷的胥吏群体, 这时的公人特指介于官民之间的公家之人。 公人角色变化的背后, 折射出乡村中上层群体由失利情态向获利情态转变的功利诉求, 以及社会转型中两宋政权扩大税源以补充浩大财政开支的主体社会语境。 公人作为一个融合吏人、 职役、 乡役等多重职能身份的社会符号, 在从民向官的价值转向中, 勾勒出两宋基层社会变迁的一个缩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