莫里哀与莎士比亚喜剧艺术比较

文章对在莫里哀和莎士比亚比较研究中出现的拿莎士比亚的悲剧与莫里哀的喜剧相比较的现象提出异议,指出应在喜剧范围内比较他们的创作,并找出他们在塑造人物、编织情节、制造喜剧效果等方面的特点,提出就喜剧而言,莫里哀和莎士比亚同样伟大,对传统的"扬莎抑莫"现象提出质疑。     

诺斯洛普·弗莱的莎士比亚喜剧批评

加拿大文学批评家诺斯洛普·弗莱不仅构建了原型批评的理论大厦,而且对20世纪莎士比亚喜剧批评的发展做出了重大贡献。弗莱认为,莎士比亚喜剧是“绿色世界喜剧”,它将新喜剧中的主人公的胜利和旧喜剧的仪式化的死而复生结合起来,同时又加入了不同的“喜剧性解决”,最终使其成为了一种新的喜剧形式。弗莱认为,文学(尤其是喜剧)并不一定是对生活的模仿或评价,也可以是技巧的重复和程式化的写作,喜剧是高度程式化的艺术形式,人物也是高度风格化的。弗莱强调喜剧的程式化和传统,而这种传统在莎剧中是通过结构和角色来体现的。弗莱提出,必须从喜剧结构出发来研究喜剧人物,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角色功能理论”。总之,弗莱的莎士比亚喜剧批评在某种程度上体现了他对文学研究理论化的追求。     

论弗莱的超学科文化批评

加拿大著名学者诺思罗普·弗莱不仅是当今世界最重要的文论家和思想家之一， 而且还是一位划时代的文化批评家。他的学术思想研究不单限制在文学批评的领域， 而且已经升华到了超学科文化比较的高度。圣经是一部集宗教和文学于一身的宗教经典和文学名著。弗莱通过对圣经的宗教思想与其中的文学特征的系统比较研究， 剖析其内在的联系及其双重的重要性， 实现了他独具风格的跨学科比较， 为学术理论界做出了重大贡献     

莎士比亚的喜剧美学思想

莎士比亚的喜剧沿袭了中世纪重欢乐而轻讽刺的喜剧传统,其题材都以恋爱为主题,表现了强烈的人文主义精神。莎士比亚的喜剧呈现了独有的美学思想与美学风格:其结构方式是“悲哀的开端,欢乐的结尾”;善于建构真正的喜剧纠纷;具有狂欢化色彩。     

伪装在莎士比亚喜剧中的作用

在多部喜剧中 ,莎士比亚将其主角女扮男装。透过这表面现象分析剧作家频繁使用伪装的原因 ,我们发现伪装对剧作家来说至关重要 ,因为伪装是构筑戏剧情节 ,塑造人物个性 ,吸引观众的重要手段     

莎士比亚喜剧中的女性形象分析*

在莎士比亚的喜剧中女性角色通常统领全局,她们头脑机敏,口才善辩.分析了《维洛那二绅士》和《皆大欢喜》中的女性角色塑造,反映出作者的人文主义思想,但由于历史和社会的局限性,在戏剧结尾部分这些女性都被塑造成了与传统习俗更相符合的形象.     

莎士比亚喜剧中的女性观

莎翁喜剧中的女性观念是当时新兴的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折射,与当时的人文主义思想具有同质性和同构性。从其本质上看,这种观点是伴随着封建道德伦理一同成长起来的,有利于资本主义和逻各斯菲勒斯权利的张扬和维护,有利于资本主义发展。但从人性的角度来讲,这种女性观点是反人性的,是有悖于人性和谐发展和创建真正平等和谐的人类社会的,是保守的。     

弗莱神话原型批评的意识形态转向

弗莱在《批评的解剖》中区隔出独立循环的文学世界,但外在语境的缺失让文学整体循环的可能性受到质疑。弗莱起初通过建构文学的关怀功能来连接它与社会的断裂,但循环的动力何在依然悬而未决。因此在《圣经》研究中他引入意识形态概念,意识形态被限定为语言的一种功能特性,能根据社会的变迁来调整语言能指与所指的关系。由此文学整体循环的动力以及文学与社会的互动问题得以解决,同时还不违背文学的本体地位。但神话与意识形态的这种对接也让弗莱的原型批评逐渐走向更加宽泛的文化批评。     

中国初期莎士比亚评论的重要界碑——论茅盾对莎士比亚的接受与批评

茅盾对莎士比亚的评论(以下简称莎评)是中国初期莎评的重要界碑.茅盾从人性、浪漫主义和现实主义三个层面论及了莎士比亚,但对莎士比亚现实主义价值的看重最能体现他的莎评的特色.他首次借马克思、恩格斯的评价将莎士比亚与现实主义联系起来,并且通过译文的方式第一次向中国读者介绍了"莎士比亚化"这一重要术语及其内涵,对当时以及后来相当长一段时期里莎士比亚在中国传播与接受的基调产生了极为重要的影响.他对莎士比亚完全现实化的接受与评论,直接服务于当时的社会政治,具有鲜明的功利性特征.他的莎评的现实主义倾向性,既是当时的社会历史文化大语境使然,又与他本人的价值理念密不可分.茅盾并非一开始就推崇莎士比亚,他对莎士比亚的认知经历过一个曲折的转变过程,从一个侧面也折射出了莎士比亚在20世纪20、30年代的中国得以传播与接受的曲折过程及其社会历史文化语境.     

心理批评之路:从弗洛伊德到弗莱

作为20世纪以来文学批评主流的心理批评之路,从弗洛伊德开创精神分析方法以来,这一路径不断发展,经过荣格向集体无意识的拓宽,拉康的重新阐释,霍兰德对阅读心理过程的关注,最后由加拿大的弗莱以集大成的视野进一步发展了心理批评方法,完成了心理批评与其他批评方法的融合.     

弗莱《批评的解剖》中的“模仿观”阐释

诺思洛普·弗莱是20世纪最杰出的加拿大的文学理论家和文化批评家之一。《批评的解剖》是他的集大成之作,开启了＂神话-原型批评＂的先河。本文试图以弗莱《批评的解剖》中的＂模仿观＂作为契入点,艺术、文学和诗歌创作三个维面作为探源,以期从新的角度对弗莱的著作《批评的解剖》中的相关理论,做全面的了解和梳理。     

莎士比亚喜剧中女性主体意识与男权解构

针对男性霸权压迫下女性沦为边缘地位的"他者"现状,采用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的研究方法,分析了莎士比亚喜剧对女性群体的人文主义关照。研究发现:莎士比亚喜剧对女性群体的重新诠释突破了父权话语机制下对女性的传统定义和歧视。其书写的女性跃于文本中心主体位置,她们独立自主,质疑并挑战男权,彰显了鲜明的女性自我主体意识和对平等的两性关系的追求。同时,强大的男性霸权又牢牢桎梏着女性的思想和行为,使女性难以真正走出父权的阴影,体现出莎翁对女性恶劣的生存困境的担忧。     

文化批评视域下的莎士比亚人文主义戏剧创作

英国文艺复兴时期伟大的戏剧作家莎士比亚的出现是一种文化现象,他作为世界戏剧史上的泰斗,其作品既具有当时先进的人文主义文学所共有的那种反对封建桎梏、争取个性解放和社会进步的强烈时代精神,同时又贯穿着作家鲜明的仁慈、宽恕和博爱精神,为我们提供了一份十分珍贵的文化遗产。莎士比亚在文学领域内真正地发现了人,他带着继往开来的巨大魄力及昭示永恒的深刻内涵引领我们超越了历史,穿越了时空,其人文主义的戏剧创作蕴含了历史、现实、民族、人类之厚重的文化感。     

爱神的力量--试析《爱的徒劳》兼谈莎士比亚喜剧主题

<爱的徒劳>是莎翁的一部真正的浪漫主义喜剧,它洋溢着浓烈的青春气息,纵情地讴歌了富有诗意的爱情的美好,讴歌了人性的圣美,体现出文艺复兴时期人文主义精神对于宗教禁欲主义的批判.     

宏大的叙述——弗莱整体性文化批评观的生成与向度

由于种种复杂因素的交相作用,使诺思洛普*弗莱成为一位文化批评家,弗莱批评理论与荣格、弗雷泽、马克思主义、新历史主义、新批评等理论有着明显的不同,体现了一种独特的整体性文化批评倾向.     

莎士比亚喜剧的语言特色解读——以《仲夏夜之梦》为例

在威康·莎士比亚的四大喜剧中,《仲夏夜之梦》成为最具浪漫主义色彩的戏剧作品,也体现出威康·莎士比亚喜剧的艺术风格。以《仲夏夜之梦》为例,探讨作品中涵盖的语言特色,从多个角度分析莎士比亚作品创作的理念,并找寻不同修辞之间的联系,为《仲夏夜之梦》语言特色的研究提供新的思路。     

莎士比亚的《奥赛罗》批评演进在中国

莎士比亚四大悲剧之一《奥赛罗》传入中国已经100年了。围绕着《奥赛罗》的主题、人物在西方引起了无数的争论,这种争论至今仍在继续着。《奥赛罗》在中国也引起了莎学研究者长期、尖锐的争论,《奥赛罗》批评在中国主要表现为:追随苏联马克思主义莎学批评,从人文主义入手肯定《奥赛罗》的进步性;对中国戏剧、戏曲改编《奥赛罗》的批评;嫉妒说与非嫉妒说之间的争论;从文化身份的角度解构《奥赛罗》。     

李渔与莎士比亚喜剧人物比较研究——以“典型人物”和“关键人物”为中心

李渔与莎士比亚分别作为东西方喜剧创作代表人物,其创作既有相似性,也有各自不同的特征。李渔善于从人物的共性中提炼个性,从而使人物形象“典型化”,莎翁则善于重点刻画人物的个性,将共性作为点缀,使“典型人物”更加饱满立体。李、莎喜剧中的“关键人物”塑造相似之因可归结为戏剧创作的基本规律使然及人物原型源于俗世,中西方不同文化所致的戏剧创作系统之分野则导致其差异性。李渔“风流道学”之心性使其刻意摹画喜剧中的“典型人物”和“关键人物”,莎翁“写实”特质则令其喜剧中的每一个人物都对应着现实原型。李、莎喜剧正因为都取材生活、通俗入世,才有广泛的受众。探赜二人喜剧创作的不同侧面与奥秘,也有助于当今的戏剧实践。     

“莎士比亚化”与“席勒式”批评演进在中国

在中国的莎士比亚研究中,对马克思提出的“莎士比亚化”与“席勒式”存在着不同的解释。而且,这种解释随着政治环境的变化也在不断发生着变化。这种解释主要从对立的矛盾、美学范畴、现实主义的创作手法、人物形象、典型和艺术思维等角度对“莎士比亚化”与“席勒式”进行了分析,并构成了中国莎士比亚研究的一个重要方面。     

莎士比亚喜剧艺术谈

本文通过对莎士比亚喜剧创作中采取多线索平行交叉结构，以爱情为主题的喜剧模式，多手段强化舞台效果诸方面问题的讨论，试图探寻莎士比亚喜剧成功的艺术秘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