象征：现代主义诗歌的意义统摄

现代主义诗歌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是一个独特的艺术存在，象征则是其总的结构特征和艺术倾向。这可以从现代主义的诗学主张“对应契合说”、“感觉交错说”和“象征比兴说”中得到证实。综合三种界说，本文认为，象征是一种意义结构。这个结构是双重的，并且重合在能指的象征本体层面。象征体既自足，又以其隐喻和暗示能，预示着象征的深层精神内涵。这个意义结构在功能上具有象征的通约性和统摄作用，使现代主义诗歌与生命形式同构，融通生活世界，并向神话历史延伸成为可能。而这种同构、融通和延伸，是在诗歌文本的象征结构中自主实现的。这种体认在大量的现代主义诗歌文本研究中获得，并升华为一种诗学模式。这一模式使结构与功能在现代主义诗歌文本中具有不可剥离的特性，从而达到诗学理论和艺术倾向的互动和契合。     

《沉睡锁闭我的心灵》——诗歌的形式主义解读和翻译之三

华兹华斯的短诗《沉睡锁闭我的心灵》，在貌似朴素，宛若璞玉的外表之下，包含的是结构的天衣无缝和诗人独具匠心的音律安排，诗歌含义隽永，余音袅袅不绝，令人回味。本文采用后结构主义关于文本具有多意义性以及阅读即误读的立场，以欣赏和接纳的而非批评或拒斥的态度对待不同的解读，展示文本的欢欣与嬉戏。但是翻译毕竟是翻译，无论现代理论怎样抹杀原文和译文之间的区分，这两个关系却始终存在。而形式主义的翻译则是要尽可能地在形式上也接近原文，以尽可能多地保留译本作为意义潜在体与原作的接近性。文中的翻译也做了这方面的尝试。另外，本文还包含一个对该诗的语音方面的分析以比较译本和原文的得失。     

剔清那不洁的千层音——论诗歌语言的声音配置

声音与节奏是诗歌的命脉。诗歌声音上的直觉感知与物理感性形式及音素的组合结构相关。这些组合结构就是批评试图发现的声音配置，诸如韵律、音组、语调、和声等模式。现代诗的音韵效果并不一定在一行诗的末尾，更重要的是在诗句内部，以及诗句与诗句之间的绵延起伏，与音素相关的句内韵在这方面扮演着重要角色。张枣对诗歌语言的语音配置非常敏感，他是当代诗人中对闻一多、卞之琳等现代诗人倡导过的音步理论或顿感说在诗歌践行中最积极也最富成果的一位，他也有意识地注重“行间半谐音”（句内韵），在汉语声音诗学上创造了典范文本。     

李白诗歌重复语言形式的像似性

李白诗歌语言在语音、词汇、短语、段落的重复形式表现出来的像似性特征，主要体现在拟声像似、数量像似两方面。而李白诗歌语言通过语音重叠、词类重叠、词组重复、段落重复几种语言形式上的重复加强，不仅使读者体会到诗句语言音乐般的声响效果，也表达了意义上的加深和情感上的增强，从而赋予诗歌更多的意蕴和内涵。     

诗性隐喻文本的符号学解析与翻译——以《雪夜林边停留》一诗为例

隐喻是诗歌的一个重要表现手段,诗歌主题往往隐含在一个篇章隐喻之中。语言符号具有层级性,诗性隐喻文本中的＂能指代码＂发生在语言符号的第二层级上,是一种二级能指。试以《雪夜林边停留》一诗为例,论述对诗性隐喻文本的翻译,从二级能指的识别入手,并通过对其二级能指符号的移植实现诗歌意象在译语文本中指称意义、言内意义和语用意义的再现,从而为诗性隐喻文本的翻译提供一个新的视角。     

论诗歌意义的不确定性

诗歌作为一种独特的文本,由于类绘画性和类音乐性的存在,使得诗歌在意义上的不确定性非常突出.诗歌意义的不确定性,表现出来就是个体对作品理解的差异性.造成诗歌意义不确定性的因素虽然很多,但作为语言艺术的诗歌,其语言的高度凝练和结构的独特是造成诗歌意义不确定性的主要原因.     

蒙着红布的呐喊─—接近崔健

崔健的歌词／诗歌在形式上的突出特证是语义状态的矛盾性即反讽。本文从崔健文本的四个方面进行了论证：即似是而非、言在此而意在彼、语义的含混性和连续直陈的否定性。作者指出，崔健的反讽不是古典意义上对世界本质的一种负值向度的把握。其反抗的目的仅在于反抗自身，从而使自己成为某种程度的后现代主义文本。尽史本文拒绝对崔健的歌词／诗歌的艺术成就作出较高评价，但作者以此为契机，建议批评界把流行歌曲当作当代通俗诗歌加以严肃的探讨。     

穆旦与奥登：历史追问与现实反思——兼与江弱水先生商榷

江弱水在《外国文学评论》上发表的《伪奥登风与非中国性：重估穆旦》指出穆旦诗歌是对奥登诗歌的移译，而非中国性这一特征造成了穆旦诗歌的失败。而文本从选择奥登的原因、伪奥登风的消解、穆旦诗歌中的“非中国性”追问、传统与现代的反思等四个方面探讨和重新考察穆旦诗歌与奥登的关联，进而认为穆旦诗歌的特质与奥登并非密切相关。     

略论唐诗处理历史题材的三种模式

唐代诗人继承唐以前诗歌融合历史素材的手法,掌握了将史与诗融合的有效方式,诗人善于选择历史传记式、历史论赞式、历史情境式等文本模式及其组合方式来建构历史要素,使历史成为诗歌内容的主体或局部结构,以此达到史在形式上向诗歌的转化。三种文本模式中,历史传记式和历史论赞式受到史传文体样式的影响,是史与诗文体结合的产物;历史情境式虽也受到史著笔法的影响,却是更具诗歌艺术传统样式的文本模式。唐代历史诗歌的三种文本模式代表了唐诗处理历史要素的三种基本结构,体现了唐诗在文体方面融合历史的多样性探索,证明唐代诗人大大超越了他们的前辈。     

诗歌的象似性研究

语言象似性(iconicity)是认知语言学的重要前沿研究内容,与索绪尔的语言符号任意说相反,象似性理论认为语言的结构和形式直接映照所表达的概念和经验结构,揭示了语言形式与内容之间的象似关系。象似性理论为诗歌研究提供了一个新的视角。本文从诗歌语篇中存在的语音象似性、距离象似性、顺序象似性、数量象似性和视觉象似性等象似性原则入手,探讨象似性理论在诗歌形式连贯、意义衔接等方面所具有的意义。     

英汉诗序变位的音美配置比较

诗性语言追求灵活的语序,巧妙的句式,力求多层面地表现诗歌的整体美。英汉诗歌语序变位多为音美配置使然。两种语言虽有差异,但通过语序变位体现出来的音美配置原则和效果却有异曲同工之妙。文章拟对英汉诗序变位中的节奏和音韵进行比较,并揭示二者之间的异同点。     

论诗歌意境之美学特征及其传译

以中国诗学中的诗歌意境理论为参照系，对诗歌意境作进一步阐释，从而揭示其关学特征和传译策略。认为，所谓诗歌的优美意境：即取之象外，超乎意象而得乎意境；意与境浑，情景相生而契合无间；音意相生，音谐韵美。诗歌翻译中，要充分考虑原文的意境，完美再现诗歌的意境。     

新诗的汉语诗性灿亮于形音义一体的文本

新诗的汉语形式本体意识的确立,旨在汉语诗性智慧的开发,激活和拓展汉语表现的崭新空间,达到现代生命诗意的本真实现.联系优秀的诗歌文本,发掘汉诗的形音义一体的特点及独特表现力,新诗具有找回汉语诗性的可能性.     

论对偶在诗中的节奏功能

诗的韵律可以分为节奏体系和音质体系。诗的形式运用的是语言当中的特性而不是抽象的声音。汉语诗歌节奏有两种成分——基本成分和附属成分。在汉语诗歌中,对偶是以句法结构和语义关系形成特殊的节奏,并通过这种特殊节奏来加强语音节奏,所以对偶在诗中具有比普通句式更强烈的节奏感,具有形成并增强节奏的功能。     

从音、形、义的忠实性创造解读汉译英诗的美学再现

译诗的关键在于译其神,译其美。翻译诗歌不能只拘泥于原作表层的文字结构,需发掘原诗的意境,使原诗神韵再现于译作中。汉译英诗在无限接近原诗音、形、义的同时,应讲求音美、形美、义美,传递原诗的精髓,实现忠实性的创造,再现原诗的美学意义。译者在深刻领会原诗文字内容的同时,要把握其原创精神,力求译作与原作浑然一体。     

试论《梦苕庵诗》的语言特色

《梦苕庵诗》是著名学者、诗人钱仲联的旧体诗集。钱仲联主张通过诗词的"声"与"色"来鉴赏诗词。从这两个方面入手,结合汉语语言学的有关理论,对《梦苕庵诗》的语言特色试作分析,以期为当代的旧体诗词创作提供借鉴。     

舞蹈艺术语言的“诗性”本质

舞蹈艺术具有“诗性艺术的品质”。舞蹈艺术的实质就是肢体动作和情感语汇的“诗化”。舞蹈作品通过空间与形体、节奏与律动、色彩与背景、灯光的辉煌与昏暗、音响的响动和停止等等舞蹈综合艺术手段,构成一种由诸多形式统一结合而产生“张力”——“和谐”的“倾向性”运动关系,从而产生一种虚幻的“力”,成为舞蹈编导意念、情感和意识流动的视觉体现。文章从艺术活动主体与客体之间两个层面,进行考察,论证了舞蹈艺术语言“诗性”的力,是观众与舞蹈作品实现“对话”的最基本机制。     

浅谈曹禺话剧舞台说明的特点

舞台说明是剧本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曹禺话剧的舞台说明以其独特的艺术魅力——雍容详尽的叙述美、充满诗意的抒情美、富有表现力的动作美、写实写意的音响美,使剧本具有了相当的可读性,同时也成为了曹禺式的话剧艺术风格的重要方面之一。     

弗洛斯特诗歌之审美现代性特色研究

所谓现代主义即审美现代性,是对现代工业社会的一种启蒙性的反思与重构。弗洛斯特就是一位具有强烈现代性意识的诗人,他的诗歌的现代性主要表现在3个方面：一是主题中的现代性内容,二是诗歌创作中具有新时代意义的表现手段,三是诗歌韵律上声音效果的创新。     

辨体:许学夷论汉魏六朝诗歌流变

晚明诗论家许学夷以精于辨体著称,其《诗源辩体》通论先秦至晚唐诗之演变。所论汉魏六朝诗部分,力求调和七子派宗汉魏黜六朝与六朝派嗜好"偏奇"、公安竟陵"诡诞相尚"之间的理论对峙,通过对诗歌体制中俳偶、声韵等因素的详尽考察,把握汉魏六朝诗歌的流变轨迹,并对此前"诗溺于陶"的辨体命题予以修正,为该段诗史研究确立了系统的辨体认知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