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颂与苏轼

在北宋,苏姓有三大著名宗族:一是梓州苏易简,二是眉山苏洵,三是同安苏颂。梓州苏氏与眉山苏氏同在四川,相去不远,但两个宗族由于在政治上缺乏接近的机遇,因而并无往来。而眉山苏氏与同安苏氏尽管相去甚远,由于政治上的机缘,造成频仍的接触往来,在两大宗族之间留下了很多佳话。眉山苏氏是从苏洵这一代才开始崛起的,原先是普通庶族地主,“家世至寒”,     

正统与政见之争--论北宋中后期苏氏蜀学对荆公新学之批评

苏氏蜀学对荆公新学的批评大致可分为三个阶段潜伏期、激化期和深化期.它反映出二氏之学在经世层面"重法"或"重人"等诸多分歧,以及苏轼的儒学传承意识.它与北宋中后期的政争、党争互为表里,既导致和强化了后者,同时又深烙党争、政争的痕迹.     

大历史与小人物： 北宋晚期党争视域下的官私石工考察

北宋中央官署石工多来源于地方石工家族以及荫子授官，属伎术官，被视为杂流，晋升甚难，他们难以直接参与高层党争活动，在北宋党争叙事中显得寂寂无闻。相比取湮后世的官署石工，民间石工安民、李仲宁却因谨守忠义而名盛后世，其实二人拒刻党籍碑并非全为公理，亦有一定的私情所在。从民间石工拒刻行为看党争舆情与党争叙事，可知在“崇宁党禁”高压下士人集体失语时，小人物却做出了正义之举，间接表达了自己的政治立场，体现了当时社会舆情对旧党的同情。同时也体现出南渡后入籍党人子孙在党争叙事上是旧非新的总体趋势，他们为了弘扬祖德而进行了一定程度的舆论反攻。透过石工行为看党争，说明看似与政治无关或处于政治边缘的小人物并不能完全独立于重大政治事件之外，他们亦会不自觉地参与党争或被党争洪流所裹挟，甚至也会在政治斗争中坚持自己的政治立场。     

陈与义与南宋初期的相党之争

北宋王朝的灭亡并没有使得党争随之消失,反而以新的形式继续影响着南宋小朝廷的政局.陈与义在绍兴初年出任参知政事,经历了赵鼎相党与张浚相党之间的争斗.在党争中显现了一个奇特的现象:他虽然属于张浚一派,政治上他倾向于张浚之主战,但在学术上他却是主赵鼎所支持的“元祐学术”.这是现实斗争的需要所采取的一些策略或措施.党争的痕迹投射到他的诗词创作上就是创作数量锐减,内容上出了更多禅宗随缘任运的东西.     

中唐牛李党争与北宋新旧党争性质论

中唐牛李党争与北宋新旧党争 ,是研究中国封建社会由前期向后期转变不可回避的问题 ,但有关这两个党争的性质的探讨却不够深入 ,本文在分别分析了牛李党争与新旧党争的性质后 ,又对比了发生在中国封建社会由前期向后期转变时期的这两次党争的异同 ,指出牛李党争是封建前后过渡期士庶混一政治斗争的产物 ,而北宋新旧党争则是封建庶族政权内部为维护皇权的稳固和强化中央集权 ,采取不同的政治措施的态度和观点的争论。     

北宋党争影响下的历史琐闻笔记创作

北宋党争频仍.在党争影响下,北宋笔记形成了四种创作趋向:或平实尚典,褒贬不扬；或关注时政,忠义爱君；或宣泄愤懑、追忆师友；或挟私违公,曲为回护.从文学和史学发展来看,北宋党争为历史琐闻笔记的成熟发展提供了重要的发展契机,其价值和成就深受后世史学家、文学家的推崇,对后世影响深远.     

试论“洛蜀会同”

洛学和苏氏蜀学（简称苏学）是崛起于北宋中期的两大学术流派，因学术思想的严重分歧而导致了一场著名的政治斗争，即洛蜀党争。党争之后，二学继续相斗，并在南宋中期达到高潮，其标志就是以洛学为衣钵的朱熹做《杂学辨》，力攻苏学。伴随斗争的同时，二学也在逐渐地融合，尤以刘光祖、李壁、李埴、魏了翁等人为代表，其表现形式是，以洛学为基准，吸取苏学的部分思想，统一到理学的轨道上，这就是“洛蜀会同”     

北宋词人诗词一体观成因脞论

北宋词人"以诗为词"创作观念之形成,与作家政治沉浮有密切关系。一方面,政治险患中泄情之需,使其不自觉放弃"词为艳科"观念而走上"以诗为词"的抒情道路,另一方面,党争政治背景下,作诗实际存在的风险,也使他们自觉改变传统观念而"以诗为词"。     

宋代眉山苏氏家法试探

以文学、政事彰显于史的宋代眉山苏氏家族,在传统宗族社会建设方面也作出了有影响的贡献.眉山苏氏家族重视宗法礼制教育,素有孝友传统,其族人多忠信孝友、乐善好施,形成代代相承的苏氏孝友家法,传递着两宋时期的时代精神和文化共识,对苏氏子孙的发展与家族的昌隆是一个积极的推动.     

辞赋创作视野下南宋初期士人心态探微

在兵荒马乱中,南宋政权仓促建立,广袤的中原土地被外敌侵占,人民痛失家园,被迫南迁。士人们的心态随着政治环境的改变和统治者的治国方略而变化,故南宋初期的辞赋作品呈现出复杂多元的士人心态,映射出士人群体的政治期待和价值取向。南渡士人经历丧家失国之痛后,对高宗一朝寄予希望,在辞赋作品中抒发爱国情感,描述四夷来贺的场景,大肆宣扬高宗即位的合理性。而南宋初期仍延续北宋后期的“新旧党争”,面对敌军进犯,无论支持主战还是支持主和的士人,他们的言论不可避免地沾染了党争的气息。因此,辞赋中多有表达经历靖康之祸后的郁愤情绪,但出于党争或实现政治安稳的需要,士人少有勇气去理性地反思北宋灭亡的真正原因。     

明代政治史研究的思考

明代政治史究竟怎样进行综合研究，是近年史学界关注的问题之一。本文提出以明代社会、明代政治史分期和明代政治走势作为结构分析的基本框架，并就明代政治史研究的结构分析要点进行论述。     

盐阜区抗日根据地高等法院的设立及意义

1942 年盐阜区高等法院的设立，使盐阜区抗日根据地形成了独立的二级二审制的司法审判体系，审理了大量的民刑事案件。设立以高等法院为核心的审判体系，是盐阜区抗日根据地政权建设的司法举措，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以法治思路完善根据地政权建设的又一实践，是华中抗日根据地与日伪势力、国民党顽固派在政治斗争、军事斗争以外，建立的新的司法斗争体制，对根据地政权建设具有特别的意义。     

“为”与“不为”论苏轼在元祜党争中的处境、操守与选择

元祜时期,苏轼曾“三入承明,四至九卿”,进入过权力中枢,但在表面风光下他却不安于朝,饱受政敌攻击,始终处于政争旋涡中,不得不多次自请外放。元桔政争的原因是复杂的,从攻击者的角度看,不能完全排除私人恩怨,但更重要的是与体制的变质、与苏轼特殊的政治地位有关;从苏轼的角度看,则与苏轼不合时宜的政治取向、耿介的政治操守、真挚无饰的性格因素有关。苏轼在元祜党争中的担＂-5精神、批判精神、强烈的主体意识以及光明磊落、淡泊名利的政治风范和人格风范,有所“为”有所“不为”的选择,对于我们了解苏轼的人格、志趣、追求,对于今天的人们也具有启示意义。     

现代观照下的传统士人政治精神——以苏轼为典型案例

对传统社会士人政治精神的研究既有助于认识历史,也有助于反思现实。苏轼是中国传统社会士人的一个典型,因而可以成为解析士人政治精神的一个窗口。在政治精神方面,苏轼独特又充满矛盾。他徘徊于道与王、仕与隐之间,表现出一定的追求独立的倾向,但本质上并未超越当时社会和士人群体的藩篱。以此为观照,则凸显了在现代条件下重构人与政治、社会的关系,完成政治精神的现代转换的必要性。     

古代公文政治功能探微

公文是一种很古老的文体,起源于人类社会活动。公文是国家权力的触须,只要它能到达的地方便是国家权力可控制的地方。皇帝通过公文控制政府,政府通过公文控制国家。公文有着强烈的政治特性。公文反映的是各个阶级之间的斗争,能够在国家的日常工作中发挥重要的作用。因此,＂公文必然受一定的政治观点的指导,为一定的政治制度服务,从而体现出鲜明的政治倾向性。＂〔1〕     

政治化趋向语境中的"远离政治"--论30年代现代派作家施蛰存的政治倾向

中国 2 0世纪 30年代文学的特殊的政治文化环境 ,使大多数作家的创作有着显明的政治化倾向。现代派作家施蛰存企图远离政治 ,注重文学的超功利的纯美学价值 ,在创作上另辟蹊径。然而事实上 ,施蛰存不仅没能远离政治 ,反而陷入政治的旋涡。所以 ,他在创作和文学事业中都体现出思想的矛盾性 ,并由此带来痛苦和困惑。     

从弱势到强势:遗族会与战后日本政治经济

遗族会是二战结束后,日本的死亡军人家属为了保护自己的利益自发形成的民间组织。随着日本经济发展和政治需要,日本遗族会经历了从民间组织到财团法人,从弱势群体到左右日本政坛的强劲势力等多重转变。以往国内对遗族会问题的研究较少,散见于各类报刊中,全面系统的论述更是凤毛麟角。然而,作为日本右翼势力左右日本政界、煽动政要参拜靖国神社的一股强大的政治势力,日本遗族会对日本军国主义复兴的作用不容小觑。因此,深入分析日本遗族会产生发展和壮大的过程及原因,对认清其真实面目和提防日本军国主义势力抬头能够有所助益。     

罗马共和末期和帝制初期家奴、被释奴在政治上的作用

罗马共和末期和帝制初期,家奴和被释奴由于和主人关系密切,往往作为主人的亲信参与罗马的政治斗争,在罗马政治生活中扮演着重要角色。相比较而言,被释奴要比家奴的影响更大,他们有些被权势人物和帝制初期的元首委以重任,甚至担任重要官职。     

晋元帝立国江东的政治地理格局——兼议“王与马共天下”的空间结构

晋元帝立国江东揭开了东晋南朝的序幕,也开启了东晋门阀政治时代。在元帝立国江东的政治地理格局中,国家空间结构有五个较为明显的区域,包括沿江核心地带、拱卫辅助区、边缘区、边境区等四个功能区和一个沦陷区。这一空间结构反映了“王与马共天下”的士族政治形态,王敦兄弟通过军事和政治控制了沿江核心地带;元帝则苦心经营核心区两侧的拱卫辅助区,以与王氏宗族抗衡;边缘区则因士族风气、习尚的影响被进一步边缘化;边境区活跃的北伐或南逃的流民帅基本上为朝廷所支配,关键时成为掣肘王敦的外援;沦陷区是名义上的疆土,中原最终淡出江东政权的空间视野,江东的侨置政区安置了南渡士族,也慰藉了其对故国家园的忆念。     

论作为文学社团的中国左翼作家联盟

历来左联研究的薄弱之处在于 ,将左联只是作为一种流派 ,而且是政治性的流派来对待 ,不注重左联首先是一个社团 ,而且是一个文学社团。左联作为文学社团是一个非常典型的研究对象。鲁迅等人都是将左联当作一个文学社团加以理解的。左联虽然是在政治力量的作用下组织起来的 ,但它的聚合过程充分体现了左翼文学家的自觉性。左联所有突出的创作倾向 ,如革命的罗曼蒂克 ,都是左联社团作用的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