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观念与中国文学史研究

本文以观念史研究为指向,探索以文学观念为关键词的中国文学史研究。借鉴观念史的研究方法,通过梳理文学观念的发展演变,挖掘中国文学发展演变的内在规律,首先,可以进一步拓宽文学史研究的学术视野;其次,从意识形态层面开展整体文学史研究,从而深入展开中国文学通史研究的学术进程;第三,从文学观念的发展演变中梳理出中国文学发展的独特历史进程,可以为中国文学史的分期研究树立新的学术语境。     

罗庸《中国文学史导论》研究

罗庸从1932年至1950年在北京大学、西南联大中国文学系教授中国文学史,有20年的历史。他与胡适、傅斯年一起把当时陆侃如、冯沅君研究中国文学思潮变迁的阶段推进到文体发生、演化的研究阶段。进而罗庸又在《中国文学史导论》中,提出从中国文化史研究中国文学史,从文学发展的历史来预见文学发展的未来,并论述了中国文学史的"宗趣论"、"方法论"、"史料论"等,使之成为一门独立学科的系统理论。     

从汉语传统中两种“文学”观念看第三次“重写文学史”的趋势

文学史的重写以一定的文学观念为基础,同时又要以古代中国的文献材料为研究对象。在方法上,必然要以观念来指导对材料的选择与解释。而通过考察汉语言传统中＂文学＂概念的流变发现,文学观念有一个由古代的经验总结模式向现代功能性移植模式的突变过程。如何弥合当代文学观念与传统文学实存之间的巨大差异,成为当下＂重写文学史＂要解决的首要问题。     

水浒叙事研究的问题与新途

本土文化的自觉意识,促发我们重新审视＂中国文学史＂中的水浒叙事问题。文学史形态的知识,遮蔽了对水浒叙事丰富性的全面认识;以《水浒传》指谓水浒叙事,遮蔽了水浒叙事的活态性质。＂经典＂范式的研究模式难以挖掘水浒叙事的民族审美文化意蕴。鉴于此,我们须依据＂大文学＂观,重绘一幅水浒文学地图,尽其可能恢复水浒叙事的文化原生态,由此呈现多元形态的水浒叙事所蕴涵的本土文化经验。     

文学之“轮”与语言之“辕”——被现代文学史叙述所遮蔽的语言之维

现代文学的发展以形成民族共同语为鹄的,而民族共同语的形成又以便于建立民族国家为最终的旨归。＂国家＂与＂语言＂的这种隐性关系,决定了现代文学史的＂文学＂与＂语言＂的关系,不是＂文学＂的发展带出＂语言＂问题的讨论,也不是＂语言＂论争和运动配合着＂文学＂的发展,作为文学史发展的零部件而随其运转。恰恰相反,语言是＂辕＂,文学是＂轮＂,驾辕的＂语言＂决定着＂文学＂之轮的方向和快慢,而国家意识形态则是挥鞭人,统率着驾辕的马。     

从《插图本中国文学史》看郑振铎的中国文学史研究

郑振铎的<插图本中国文学史>在写作精神上受到了中国传统史学著述精神和西方史学研究思想的影响,在叙述方法和艺术标准上以文学本位观念为出发点,他的文学史研究是带有史学精神影响痕迹的对文学发展进行自主叙述的研究.     

文学的“现代性”与文学史观问题

"重写文学史"带来了中国现代文学历史研究的新发展,这些发展也促进了文学史观的改变和文学史理论的发展,其中关于文学"现代性"的思考和探讨是影响中国现代文学历史研究和文学史观变化的重要因素.对文学"现代性"的思考和文学史观探讨的深化,正在促使一门新兴学科的兴起,这就是"文学史学".     

刘师培与北京大学

1917至1919年间，刘师培在北京大学任教，于北大度过了他生命中的最后三年，其间他出任中国文学门教授、文科研究所导师和国史编纂处纂辑员，做了大量教学与研究工作，特别是文学史课程的讲授与《中国中古文学史讲义》的出版，奠定了中国文学史学科垂之后世的“典范”。他在北大最为人诟病之事，是充任《国故》月刊的总编辑，似乎站到了当时蓬勃兴起的新文化运动的对立面，实则此举并非有意与新文化相对抗，不可简单归结为“倒退复古”，尚面进一步深入研讨。     

"文学是什么"与"什么是文学"--兼论文学研究与文学史研究的对象和方法

"文学是什么"是文学界一直关心并力图加以解决的问题.然而,这一问题在文学研究领域和文学史研究领域,其意义和价值是有所不同的.文学研究应该注重理论创新,大胆地回答"文学是什么",以推动文学思想的发展;文学史研究则应该讲求实事求是,小心地考察"什么是文学",以描述文学发展的本来面貌,20世纪有关研究的经验教训给予我们许多启发.中国文学史研究与文学研究都多少有些模糊了自己的研究对象,都多少采用了一些本该主要由对方所采用的研究方法,使得文学研究缺乏足够的理论创新,而文学史研究又多了一些主观的成见.如果我们能够将研究对象和研究方法适当做一些分理,鼓励文学研究者大胆进行理论创新,而不止于阐释前贤,同时也鼓励文学史家更多地尊重古人,而不要强迫古人服从自己,文学领域的学术研究面貌也许会有新的改观.     

文学史书写与文学经典的互动——“重写文学史”相关问题的反思与追寻

文学研究界对现当代文学史进行了重新回顾与定位,重写文学史的提出受到了研究者的关注和肯定。反观＂重写文学史＂的实践,文学经典和文学史之间是一个互相改变、互相补充的矛盾运动过程：经典的经典性与文学史的重构、经典的有限性与文学史的自反、文学史的权利与经典的制衡。透过这一现象可以发现文学史书写本身就是作家生命体验的话语建构过程,文学史与文学经典的深层关系源于文学史对文学经典的表述和言说,即叙述构建的话语空间。     

论少数民族文学进入文学史的“隔”与“不隔”

少数民族文学能否进入文学史是当下一些文学史学家关注的问题.以往的中国现当代文学中少数民族文学处于可有可无的边缘位置.究其因最根本的是少数民族文学与汉族文学之间存在的"隔"与"不隔"现象."不隔"是共通性,"隔"是在语言通畅表层意思"不隔"基础上存在的对作品深层意义的理解和把握上不可深进的精神状态.当纯粹的少数民族文学作品进入汉文学史时以汉文化视角去阐释就会出现深度理解上的"隔"现象,从而造成文学史编撰上的难度.     

汪曾祺与京派文学

把汪曾祺创作的几个阶段,放到二十世纪的中国文学中去比照,我们发现汪曾祺的创作有着较为典型的京派特征.他继承了也丰富、发展了京派文学,他使得京派文学在新时期获得了再度辉煌.     

韦斯坦因之文学史观探赜

国际比较文学界权威学者韦斯坦因,承继了学界将比较文学视为文学史一支的观点。韦斯坦因以其学术研究中一以贯之的开放性和严谨性,从运动和辩证的角度解释文学史,从国际角度考察文学史,将文学史与艺术史、文化史互为参照,并灵活运用循环论证法。这一文学史观既是韦斯坦因进行比较文学研究时思维方式的体现,也是其进行比较文学批评和理论建树运用的具体方法,具有极其重要的理论价值和极其巨大的阐释空间。     

钱基博文史教育述论

钱基博是我国现代国学大家,毕生从事大学文史教育,为祖国培养了大批德能双修的优秀人才,不仅给后人留下了丰厚的学术文化遗产,而且其教育思想和教学方法仍然值得当代殊为困境的文史教育借鉴。     

文学史中的李贺

李贺及其诗歌艺术的研究 ,在 2 0世纪中国文学史的不同阶段具有不同的特点和变化 ,但都存在着模式化的倾向 ,文学史的模式化既方便了李贺研究 ,又制约了李贺研究的深入。     

文学中的法律史学研究及其限度

文学中的法律史学研究是"文学中的法律"中较早出现的一个学术研究领域。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的法学学者们通过对不同时期的文学作品中的法律意象的解读,不仅为法律史学研究提供了更加丰富的素材,而且也提出了文学作品对于法律史学研究的价值的探讨。对文学中的法律史学研究的学术史的分析将有助于反思文学,尤其是历史文学作品对于法律史研究的意义。     

不同版本现代文学史教材对鲁迅及其作品诠释的比较

文学史教学旨在培养学生“史”的思维与“文”的辨识，本文以鲁迅为例，着重分析不同版本中国现代文学史教材对鲁迅及其文学史地位的诠释策略及内容安排的异同。     

吴质与建安文学

在建安文士中,吴质是一位比较重要的成员。他积极参与文人游宴,积极进行创作,并和曹氏兄弟及诸文士保持着密切的关系。吴质的文、诗、赋都具有自己的特点,在当时享有独特的地位,其创作较好地促进了文学的自觉。在文学理论上,吴质也有自己的见解;但在后期,他的创作成就较低,这是由其对文学的态度、其自身的品行及后期的遭遇决定的,这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他在文学史上的地位。     

中国文学的“世界化”愿景——德国汉学家顾彬访谈录

顾彬（Wolfgang Kubin,1945—）是德国波恩大学汉学系教授、著名汉学家、诗人、作家和翻译家。他不仅在中国古典文学、中国现当代文学以及中国古典思想史方面做了大量的研究,而且还在翻译研究方面有独到的见解。访谈中,顾彬详细介绍了中国文学的世界化、中西语言的差异与翻译等方面的问题。同时,他根据自己对中西方文化交流方面的观察,客观评价了“中国文学走出去”的得与失,并提出了自己的建议。“走出去”不仅是翻译的问题,也是作品选择的问题,更是印刷、出版和市场的问题。     

张舜徽先生历史文献学成就述要

张舜徽先生对历史文献学理论的探索 ,是从推究“校雠”本义开始的。他强调目录、版本、校勘之学的相互联系 ,以“辨章学术 ,考镜源流”为其共同目标。并循此思路 ,论述古代典籍产生与流传过程中的基本问题和渊源流别。在晚年建构历史文献学学科体系时 ,他确定文献学的范围和任务 ,总结前人整理文献的经验和业绩 ,提出今后整理文献的重要工作 ,具有前瞻性。他还身体力行 ,写下若干文献研究佳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