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消费、被抛弃与被征服——美国跨种族爱情片中的华人女性

跨种族恋情是美国华人形象电影中最耀眼的类型。其中,白人男性与华人女性的爱情故事更是因为承载着性、种族、文化、政治等多重涵义而更引人注目。这类电影无一例外地一直在性奴模式、蝴蝶夫人模式与征服模式中自我重复,华人女性永远无法逃脱被消费、被抛弃与被征服的角色命运。靠着把华人女性下降为“奴”,好莱坞把白人男性升华为“神”。利用白人男性征服华人女性的爱情包装,西方最终获得高出东方的种族身份、文化地位与政治优越感,也最终将殖民东方演变为顺利成章之事。     

丁玲早期小说中的女性形象

丁玲是“现代中国文学运动中最优秀的女作家之一。”她的一生，始终深切关注妇女问题，在长达半个世纪的创作生涯中，她笔下的女性形象系列富于代表性地展现出中国现代女性在风云变幻的历史岁月中艰难跋涉的身影和她们从黑暗走向光明的心灵历程。丁玲小说中女性形象的自我意识的表现，前后期并不完全一致。在早期小说中，作者主要从“个性解放”的角度出发，同时深感中国妇女千百年来的受压抑和这种压抑的实际不可征服性，因而这一时期小说中的女性自我意识，主要表现为一种偏执的女性优势心理，一种盲目反叛社会、反叛生活、反叛男性的情绪…     

男性文化与古代闺怨诗、宫怨诗

人类社会不断地向前发展,社会进入“男人时代”以后,男性文化越来越趋向于功利性,它不仅表现在战争和对自然界野蛮的征服上,而且表现在对人,尤其是对女人生命的损害上,君权、父权、夫权是中国几千年历史至高无上的权利。男性是这些权利的享有者,他们沉浸在诗书礼义的人伦迷梦里,“三纲五常”、“三从四德”、人伦规范是摧残干千万万女性的紧箍咒。从《诗经》“氓”弃妇痛诉开始,到《红楼梦》一群美丽女性们的悲剧,再到巴金《家》中那些姐妹丫环的惨死,这如同《红楼梦》所说的“千红一窟(哭),万艳同杯     

论阿特伍德《可以吃的女人》的生态女性主义思想

加拿大作家玛格丽特·阿特伍德将自然问题、女性问题结合在一起进行思考和比较,早期作品《可以吃的女人》中即已经展现出生态女性主义视角。阿特伍德既关注伴随工业化、城市化而来的环境污染、生态问题,也关注职场女性与家庭女性的工作、生活处境。当生态问题与女性问题相交融时,男性与女性的关系变成了狩猎者与猎物的关系,女性变成了“可以被吃掉”的猎物,这种二元对立的模式同样体现在工业与自然的关系中——工业对应破坏者,而自然对应养育者,同样是以男性为主体的科学精神对以女性为主体的自然的征服与开发。在《可以吃的女人》中,女性角色在与大自然中的生物共情的同时,逐步认识并摆脱了自己被男性控制的困境,走向了独立与解放,体现出了鲜明的生态女性主义思想。     

麦家小说的性别政治——基于叙事学的考察

用后经典叙事学理论考察麦家小说,可见其叙事话语中体现出较鲜明的男性性别模式,主要表现在：一,塑造男性威权形象,强化男性叙事权威;二,将女性叙事设置为男性主体叙事的补充,使女性叙事边缘化,弱化女性叙事权威;三,用男性叙事解构女性叙事,降低女性叙事的可靠性。另外,麦家小说中女性的叙事声音总是表现出情绪化、非理性、个人性、私密性的特征;而男性叙事声音则更多与宏大叙事相关联,体现出社会性、公共性色彩,并且对与男权社会规范不相符的女性进行批判。通过这种男性中心的叙事策略,麦家小说中的男性形象多沉稳、理性、智慧、伟岸,而女性形象则基本与之相反,从而或隐或显地传达出麦家男性至上的性别观念。     

《色·戒》小说和电影文本中女性意识的坚守与突破

张爱玲在《色·戒》中以女性特有的关照方式和性别感切入所生活时代的女性生活的内核,表现了非常态下女人的常态,呈现出其独特的女性意识;李安在电影《色·戒》中展示了张爱玲小说的女性觉醒的状态,从女性话语权的取得、女性爱情观对价值观的解构、女性生活方式对女性心理的暗示三个层面继承了张爱玲小说的女性意识,又从女性与男性的性爱观、传统道德观对女性的束缚、男性人性与女性人性的区别实现了男性意识与女性意识的和谐共存。     

《可以吃的女人》的生态女性主义思想

玛格丽特·阿特伍德的第一部小说《可以吃的女人》通过对自然和女性命运的描述,批判了男性对自然的征服和对女性的统治,揭示了父权制不仅是妇女问题的根源,也是生态问题的根源。小说所体现的生态女性主义思想,反映了阿特伍德对女性和自然问题的密切关注和深人思考,对当今的女性主义和生态政治有着现实意义。     

论变态心理在女性创作中的表现

通过考察变态心理在女性创作中的表现,发现无论弑父、自恋还是同性恋都表现了女性对男性的失望和抗拒.由于女性作家历史上就没有自由书写的权利,当她们用文学来反观自身时,更容易通过变态心理的揭示,对压抑女性的男性中心话语方式予以反抗,因而,女性创作中充斥着大量恋父-弑父情结、自恋-同性之恋等深层心理经验,形成独特的潜意识的书写模式,这为研究者观察女性文本、触摸女性思维提供了独特视觉.     

《色·戒》小说和电影文本中女性意识的坚守与突破

张爱玲在<色·戒>中以女性特有的关照方式和性别感切入所生活时代的女性生活的内核,表现了非常态下女人的常态,呈现出其独特的女性意识;李安在电影<色·戒>中展示了张爱玲小说的女性觉醒的状态,从女性话语权的取得、女性爱情观对价值观的解构、女性生活方式对女性心理的暗示三个层面继承了张爱玲小说的女性意识,又从女性与男性的性爱观、传统道德观对女性的束缚、男性人性与女性人性的区别实现了男性意识与女性意识的和谐共存.     

日语中女性用语与男性用语的差异

在日语中男性用语与女性用语有着明显的差别 ,这是日语的重要特点。男性用语与女性用语的差异主要表现在词汇、语法、语音以及表达方式等方面     

人之本质:破解"两个马克思"之谜的新视角

马克思先后从两条逻辑进路界定了人的两种不同本质:应然本质(自由自觉的活动)和实然本质(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这两种本质在《资本论》时期达到统一。应然本质和实然本质分别集中体现了价值的马克思和科学的马克思,二者的统一证明了“两个马克思”的一致性。因此,所谓“两个马克思”的断裂不过是一种认识佯谬而已。     

美国利益集团“游说”高级职业文官现象的历史考察

利益集团“游说”高级职业文官,是20世纪以后美国出现的一个新的政治现象。这一现象的出现,不仅反映出美国利益集团对政府施加政治影响渠道的拓宽同时也折射出美国联邦政府权力重心所发生的某种转移,特别是折射出政府行政权扩大和高级职业文官势力膨胀这样一个事实。与此同时,这一现象也给美国政治和社会的发展同时带来了积极和消极两个方面的影响。     

从电影《刮痧》看中西人权观念的冲突

电影<刮痧>是跨文化交际学中的一个活标本,主要反映中西跨文化交际过程中所产生的种种冲突,而其中中西人权保护观念的冲突可以说贯穿于该影片的始终,这主要体现在家庭管教孩子、中西医治病疗法、孕妇与胎儿权利等三个方面.然而,该影片结尾同时也说明,来自不同文化背景的人群只要开展积极的交流与对话,克服各种交流障碍,跨文化交际中产生的有关人权的种种矛盾和冲突是可以协调和化解的.     

解构：“发现性语境”下的介入

通过对中国当代文化语境的“发现性语境”时期研究的分析,指出其典型表现为对“西方文化”的不可分析性认知和中国对“中西方文化关系”的非逻辑性认知：对“西方文化”的不可分析性认知,第一体现在对“多元的西方文化”的缺乏分析性认知;第二,体现在“文化背景”的不可分析性认知。对“中西方文化关系”非逻辑认知,第一体现在对本土性“文化立场”的错位认知;第二,体现在对西方文化中的“东方学”缺乏认知。并提出,“发现性语境”的“不可分析性与非逻辑性”特质,使中国当代文化语境的第一时期西方文化与中国传统文化呈解构与被解构的关系。     

行政区划调整后合肥经济圈的发展趋向

安徽撤销了地级巢湖市,扩大了合肥辖区范围,势必会进一步推动核心城市合肥的聚势发展,合肥经济圈也必然会形成三个新的发展趋向。一是体现在合肥经济圈与南京、武汉经济圈的关系上,合宁汉战略竞争与合作关系将会发生重要变化;二是体现在圈域空间特征上,合肥经济圈必然东扩,将会加快推进江淮城市群的崛起;三是体现在经济圈发展的广度与深度上,由于中心城市功能的增强,经济圈的一体化发展程度将会不断提升。     

略论中国古代白话短篇小说中诚信的代价——以明代白话短篇小说为中心

代表着儒家伦理道德的诚信观念,长期成为人们崇尚的美德。反映市民社会生活和社会交往的明代白话短篇小说,从不同侧面表现了不同人物为恪守诚信或因颠覆诚信所付出的不同的代价。     

从英语词汇的变化看妇女社会地位的变迁

妇女曾长期处于一种被压抑、被歧视的地位 ,但最近几十年妇女的社会地位有了显著的提高。语言作为社会的一面镜子 ,准确地反映了这一变化。文章着重考察英语语言在词汇层面上的变化来揭示妇女社会地位的变迁在英语语言中的反映     

英语文化的小我本位主义与汉语文化的大我本位主义--不同文化价值观在语言中的投影

中国文化强调他人的利益,英语文化尊重个体的愿望.这一点鲜明地体现在汉英语言中.     

论“法”的指代范围

概念是人们对反映对象的抽象，如果“反映对象”是不同的，则人们抽象出的概念的本质特征也就会截然不同；因此，要科学定义“法”这一概念，首先必须准确界定其所指代的事物范围。然而由于将马克思主义教条化，一些学者混淆种概念与属概念、整体与部分的关系，将“法律”与“法”相等同，以致我国法学界长期以来都未能科学界定“法”的指代范围。事实上，无论是从现实的语言习惯上看，还是从辨证唯物主义的相关原理上分析，“法”都应是一个包括原始社会习惯法、阶级社会的法律、未来共产主义社会的“共同规则”在内的属概念，而“法律”只能是“法”的表现形式之一，是阶级社会的“法”。     

《左传》时代转型期意识形态的新旧消长和纠结——以晋战胜负描写为例

《左传》体现的史官文化是由巫到史,新的意识形态构建的过程。处于社会巨大的变革时期的春秋时代,一方面,礼崩乐坏,西周以来的礼乐制度受到严重挑战,现实的道德理性被前所未有地强调到因果的层面,人的作用凸显到重要的地位;另一方面,天命神意,浓郁的宗教恐惧和神秘灾异还占据人们的思维意识,天命决定论也体现在政治文化的方方面面。从《左传》对前后几次重大战役中晋人作为参战一方的战争胜负描写切入,探讨这个过程不可避免地体现出人文理性和神秘天意,道德决定和天命控制的矛盾和交织。它们的消长和纠结正是这个时代新的意识形态的表现,也是左氏的天命观和历史观的矛盾和新探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