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越内卷：“板结社会”与国家渗透

中国先于欧洲近2000年出现了一个打破“分散而自成一体的管辖权”的“集中的国家权力”,但这一权力始终面临着“进入社会之中”的问题。中国传统乡村社会长期在内生权威的影响和控制下运行,形成了一个与国家保持疏离和张力并具有稳固根基的“板结社会”,不同程度地阻隔和消解国家政权,造成了近代以来国家政权建设的“内卷”结局。这一历史困境决定了中国现代国家政权建设的社会路径：国家政权打破“板结”及“再板结”的社会土壤,实现对乡村社会的有效渗透,并履行其社会职能,将自身置于民众日常生活和服务的紧密联系之中,获得民众认同,由此形成了政权“超越内卷”困境的建设路径。国家政权对乡村社会的渗透,不仅重构了乡村社会形态,而且塑造了政权本身。     

国民政府时期的农村控制与权力异化

经历了清末民初的社会动荡、权力更迭,国民政府对农村的控制以恢复原有秩序、强化国家控制为主基调。通过实行地方自治和保甲制度,建构了农村两种统治力量,同时辅以对农会组织的渗透,将国家权力延伸至农村。但农村的权力结构已经发生了变化,国民政府推行的各种制度,实际效果并不理想,权威的盈利化和权力的异化最终导致了国家政权的内卷化,国民党的放任和退让最终削弱了自己在农村的政权基础。     

县域公共权力运行的超内卷化风险及悖论性矛盾纾解

县域政治稳定是确保国泰民安的重要基础和关键“应力点”。随着时代主题的转换和社会变局的加剧,有些县域的公共权力不同程度存在内卷化、超内卷化风险同时呈现的现象,即除了原地踏步的内卷,还存在使状况变得更糟的“超内卷化”风险,这是比内卷化更严重的公共权力功能渐行性退化现象,主要表现在公共权力出现钝化、锐化和脆化,其最基底的结构性根源在于公共权力的配置和分布缺陷,导致了一些悖论性矛盾,包括：权力的过稀与过浓、过疏与过连、过松与过紧、过轻与过重并存。因此,需要从更深层次、层面对有关矛盾作价值性纾解,重点要在“理性与经验”“权力与权利”“责任与回应”这几对价值关系上有清醒的认识。     

权利情境下的乡村治理——理解村庄二重内卷化的一个分析框架

本文在总结多年田野调查经验资料的基础上,围绕我国农业税费改革后乡村治理领域的内卷化问题,对“内卷化”理论进行了反思与澄清。在此基础上,针对治理实践中的类似内卷化现象,结合既有研究进一步提出“二重内卷化”概念,并强调其积极的价值取向。为解释这一概念所意指的具体命题,我们从诺斯有关制度经济学的研究为切入点,立足于“权利”视角,尝试建构一个权利情境分析框架。本文的中心命题是：农业税费改革后,内卷化问题在乡村治理实践中存在着两种不同特性的差异化样态。这种持续性差异使得重构乡村社会秩序具备了现代性的前提条件,而人的因素在其中发挥了至为关键的作用。以权利情境框架阐释“二重内卷化”现象,旨在强调基层治理形态的权利转向,即乡村社会的治理转型取决于个体能动性在制度变迁过程中权利意识的觉醒,同时需要厘清关系产权和经济产权两者所处的制度环境及影响差异,完成由自然国家向权利开放秩序的转变。     

《文化、权力与国家》:启示与反思

《文化、权力与国家》系杜赞奇的经典之作.该书之所以能引起广大读者关注成为经典,主要有三方面因由:一是所运用资料的主体与多元并存；二是对所提理论与观点的凝练表达及与他人理论与观点的交流和争锋；三是对农村问题的深刻体悟具有较强的现实性.在该书中,杜赞奇独具特色地建构了“权力的文化网络”这一理论,而且杜氏的概念建构并非自话自说,而是融会了解构分析和后现代主义的合理成分,吸收了西方学术界有关文化研究的思想结晶,并有着超越现代化思想狭隘之处的理论动机.此外,杜氏的研究给我们理解中国革命何以发生并取得成功提供了一个全新的审视视角.然而,对于中国革命,杜氏仅仅是将之作为探讨国家政权内卷化时的“附属品”而一笔带过,并无深入的实证分析.由此着眼,摆脱传统制约,从杜氏的思维方式入手来探讨中国革命何以发生并取得成功是突破中国革命传统研究范式的重要路径.     

乡村治理变迁：1900—1942年的华北农村——读杜赞奇《文化、权力与国家——1900-1942年的华北农村》

一、引言 杜赞奇的《文化、权力与国家——1900—1942年的华北农村》（江苏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可以说是推陈出新之作，该书从详尽的历史资料和数据中挖掘出可以理清近代中国农村的一条主线，以权力的文化网络为核心概念，围绕乡村中的各种文化网络，如宗族、宗教等典型标志，与权力，包括国家权力和乡村自身权力的结构的相互关系的演变，     

文化网络、科层控制与乡政村治——以村庄治理权力模式的变迁为分析视角

村庄治理权力模式受制于国家政权与乡村社会二元关系.并以其构成单位的来源、构成单位的组织形态与权力的运行规范三者为身份标识.文化网络模式是准社会自治阶段"经纪统治"的产物,社会性赋权是其根本特征.科层控制模式是管理型治理阶段人民公社制度的产物.它以行政性赋权为根本特征.乡政村治模式是准合作治理阶段村民自治制度的产物.它以行政性和社会性双重赋权为根本特征,展示了国家政权与乡村社会之间的双向互动态势,亦展示出村民参与不足和社会自治生成不完全情况下准合作治理推进中的诸多障碍和难题.     

从“国家与社会”关系的理论看中国农村基层民主政治的发生

马克思主义认为,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社会决定和制约国家;人民参与管理国家的过程是国家权力向社会方面转换的过程,是“社会把国家政权重新收回”、国家自行消亡的过程。从“为民做主”到“人民当家做主”,是国家与社会权力的转换,其有效途径是“村民自治”,但这只是社会重新收回国家权力的开始。     

近三十年中国近代乡村社会研究的回顾与思考

“国家政权建设”和“国家——社会”二元理论是近年来对中国乡村社会变迁研究的两大视角,晚清时期的乡村动荡、民国时期国家政权嵌入的初步尝试、共产党政权下乡村社会的“国家权力化”努力是近代乡村社会研究的主要内容.多学科知识的广泛应用也促使了众多新成果的问世,其中华北、江南、华南的区域性研究最为深入.但社会实践与制度构建的背离、历史人类学的微观研究与政治社会学的宏观研究的疏离、乡村社会物理机制的研究与乡土人群群体意识研究的脱节,也是近代乡村社会研究的疏漏.     

单位体制:一种现代国家建构的方案

十九世纪中后期以来,在西方的挑战下,中国社会出现了全面危机。单位体制为社会的整合和新秩序的建构提供了有效的制度形式,是中国在通往现代国家进程中作出的现实选择。单位体制之所以能够促进现代国家的成长,主要原因在于它在个人与国家之间建构了一种强依附的纽带,并有效实现了资源汲取与再分配、社会控制与社会动员等功能。正因如此,国家政权才能克服晚清以来内卷化的趋向,实现了政权的扩张和向基层社会的渗透,并由此而获得强大的国家权能。然而,单位体制的不足在于它全面侵蚀了社会的存在,国家权力无限扩张,这是背离于现代国家有限政府原则的。改革开放以来,单位体制逐步消解,社会力量日益多元化,一个强大的公民社会呼之欲出,现代国家建构进入新的纪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