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庄子》经传结构的文学效应——由《齐物论》和《秋水》的经传关系说起

<庄子>一书的部分篇目之间存在经传结构,一般认为:内篇为经,外篇、杂篇为传.<齐物论>和<秋水>就是经传结构的代表,<秋水>是为阐释<齐物论>而作.由<齐物论>到<秋水>,在文本上呈现出由怪诞走向崇高、由描绘转向分析、由概说走向精论、由理念转向实践的演变,说明<庄子>由经到传的生成过程,不仅深化了其哲理内涵,还产生了积极的文学效应,对文本形态和艺术风格的确立,具有重要的意义.     

从《论语》中的“己”看孔子的主体性思想

在<论语>思想体系当中,"己"是"仁"的逻辑起点,"敬"、"信"等构成了逻辑过渡性的范畴.目前存在的对<论语>当中的"己"的解释,带有主客体思维和对象思维的倾向,"己"进一步被分裂为"公心"和"私心",并成为一个需要加以限制或否定的对象.这一对<论语>中"己"的解释具有一定的创造性,补充了<论语>未曾明确说明的哲学内容,揭示了"己"包含的深层的哲学义理.但在另一个方面也忽视了"己"所包含的超越他人和自我二元对立性的规定性.孔子追求一种超越主体问矛盾的主体性道路.     

从《关雎》看儒家传诗的发展

<关雎>一诗在<论语>、<孔子诗论>及汉初的<韩诗外传>、<毛诗故训传>、<韩诗薛君章句>中都有出现,各书给予了不同的解说.对此加以对比研究,可以看到,<关雎>一诗在儒家的传诗体系中,讲解内容逐渐儒学义理化,基于切实情感体验的诗学逐渐消失,代之以儒家经义的渲染和宣扬,在风格上则表现出由平实、引申到夸张、渲染,甚至带有玄幻色彩.这正是儒家诗学经典化策略之一,是对<诗经>传解所作的经学化处理.     

《论语集解》何晏注初探

在何晏<论语集解>中,何晏自己所加<论语>注文极具汉魏注经的两面性,充分显示了何晏<论语>注由两汉经学<论语>向魏晋玄学<论语>的过渡性特色:从注经风格上其基本属于汉注系统,但不乏重义解的魏晋新学风:何晏既承袭了汉儒注经的重字词训诂、稍讲阴阳五行,又决不征引谶纬;更是在其少部分注文中偏重义解,不过其大多数的义理发挥又不离字词训诂;从汉晋间论语学的前后走向看,何晏<论语>注透露了一些玄学信息,将一些儒学观念初步玄学化,更规定了以后魏晋<论语>注经的主要发展方向;若具体到其<论语>注与魏晋<易>、<老>、<庄>的关系,何晏则较为系统、全面地以三玄之学注解了<论语>,并有意使其玄学化.     

玄学的《论语》诠释与儒道会通

魏晋时期形成一个<论语>学发展的高潮,玄学家们通过以道释儒的方式创造性地诠释<论语>,建构了一种玄学化的内圣之道.这一圣人之道在价值取向上认为自然高于名教,在本体论上以无为宗,在方法论上倡导"体无"、"明道",从而丰富了<论语>的思想内涵.     

《论语》“君子”文化新探

"君子"文化在<论语>中得到了充分论及,学界历来众说纷纭.在梳理该问题研究现状的基础上,通过<周易>、<尚书>、<诗经>、<仪礼>等文本材料及<孟子>、<苟子>等后续材料溯源探讨<论语>中"君子"词义的文化内涵,不难看出,"君子"一词仍重其"位",是实现孔子政治追求和文化理想的代表人物,是完成孔子社会理想的历史承担者.<论语>"君子"文化体现了一个时代的主题.     

"层累"非"作伪"——再论今本《孔子家语》的性质

将今本<孔子家语>与出土简牍及传世文献比较可以发现,<家语>的章句结构组织是经"历时性"的梯次推进形成的,因此完全可以借用"层累"作为解释模型.有证据表明,这样的"层累"是出于有意识的"整理",但这不等于"作伪".<家语>虽有比较早的材料来源,但其中孔门师生言论并非尽出实录.夸大<家语>一书在研究先秦史事特别是孔门师生言论、行事中的地位,是有欠妥当的.     

评西方传教士《论语》翻译的基督教化倾向

西方传教士来华的目的是传播福音和归化中国.为了更好地为传教服务,他们中的许多人进行儒经的翻译和研究.传教士翻译<论语>的动机是要从该典籍中找到基督教是真理且优于儒教的证据,并证明耶儒有相通之处,进而用基督教代替儒教.传教士翻译<论语>的策略是对儒学作"神学化"诠释,用基督教神学附会儒学.     

扬雄《方言》中的记音字与方言词

扬雄<方言>在当时没有标音手段的历史条件下,大胆使用汉字记录了各地纷繁复杂的方言词语和方音,在用字记词方面很有特色.<方言>被解释语用字中的记音字共519个.扬雄在记录方言词语时,既有用几个记音字记录同一个方言词的情况,也有用一个记音字记录几个不同的方言词的情况.这519个记音字所表记的512个方言词,实词507个、虚词5个,单纯词505个、合成词7个.文章从<方言>记音字与所记词语的关系以及<方言>记音字所表词的词汇特点等方面进行了分析,并指出其价值和意义.     

东亚"书籍之路"上的《论语》:研究新视野探索

文中从发展的观点出发,提出东亚"书籍之路"上<论语>研究的新方向,在于将<论语>学作为微观的各别儒者心路历程,或作为宏观的中、日、韩、越各地<论语>学动态发展的历程.在这种新的研究方向之下,中日韩各国大学的<论语>学材料就可以获得新的生命,为我们展开新的视域.这种作为过程的"东亚论语学"研究,与过去"作为结果的东亚论语学"研究相较,所着重的是动态的发展过程,与过去对某特定地域、时代或儒者的<论语>学所进行的静态的结构性的剖析,并不互相冲突.相反地,两者之互为补充,正是东亚<论语>学研究之所以日新又新的源头活水!     

上博简《中弓》与《论语》及相关问题探讨

楚简<中弓>记录了孔子与弟子仲弓之间的对话,部分内容可与<论语·子路>"仲弓问政"章对读.孔子提出的"刑政不缓,德教不倦"的命题,与<论语>中孔子的德治思想差异明显,而与<孔子家语>一些篇章的主旨相通.以上情况表明<中弓>所记孔子言论恐非原貌,利用此类文献研究孔子思想时需要谨慎其事.     

《论语》成语探析

<论语>成语是汉语成语的精华和瑰宝,对后代的汉语语汇的丰富和发展有着重大而深远的影响.<论语>中共形成成语276个.就<论语>成语的源流、结构方式、意义演变、对后代文学创作的影响等四个方面进行一些探讨,我们可以以小见大地看到汉语成语的发展演变,了解到汉语语言的不断丰富与完善,从而体会到汉语语言无限的生机与活力.     

威妥玛《论语》译本介评

威妥玛的<论语>英译本迄今少有人提及.文章从<论语>的英译及其研究、威妥玛的生平简介及翻译目的、威妥玛译本的情况介绍及其简评等几个方面对威妥玛的<论语>英译作简要介评.     

论《公孙龙子》与《墨经》的关系

<白马论>、<指物论>、<通变论>、<坚白论>和<名实论>五篇,在思想内容上与<墨经>具有密切的关联.在对"名"的认识、"正名"的标准、名与名之间的关系等问题上,<公孙龙子>和<墨经>不仅基本主张相同,而且在语言表述上也极为相似.而<指物论>则明显是针对<墨经>的指物观而作.     

中国近代以来以篇为单位疏解《论语》之考辨

近代以来的<论语>注疏在体例方面出现了一些令人眼前一亮的创新,其中以篇为单位疏解<论语>--"依篇疏解"--对诱进<论语>注疏向儒学义理深处的开掘是最可寄予厚望的,也是难度最大的.本文通过对四个较为典型地采用过这一体例的注本的研究,对其依据及相关的制约因素进行了剖析,并指出:能否始终对<论语>这一由诸多看似互不联缀的章句构成而又有着虚灵命意的独特文本保持足够的尊重和信赖,能否在一个相当的高度上与孔子的生命达到强烈而渊默的共鸣,进而时"道"、"教"、"中庸"诸范畴作出深切的悟解,将决定"依篇疏解"这只是由于孔子之"学"乃是"一以贯之"之学才引生的注疏体例能否真正配称于<论语>大义的钩抉.     

论扬雄《法言》对先秦儒学的回归

扬雄模拟<论语>创作<法言>,高举承继儒学道统的旗帜,号召学者从章句之学和谶纬迷信中解放出来,重新回到孔子儒学本身,对于西汉末期的儒学走向有着重要的意义.     

浅议《论语》中的求学与教学

<论语>一书是孔门儒家的重要典籍,记载了万世师表的孔子作为杏坛第一人对他的弟子们的言传身教.教学相长,相得益彰.<论语>中关于"学"之问题有多次探讨,或孔子自身治学讲学,或孔子教导弟子求学,其关于求学、治学、教学的经历、态度和方法对今日教学治学有重要指导意义.     

试析《论语》向西方世界传播过程中的诠释精神

明末清初由于中西文化交流的发展,<论语>被交流媒介--传教士逐步传往西方,因此,在早期的传播中,其最突出的诠释精神就是基督化倾向.后来,随着西方哲学家和汉学家对<论语>翻译与研究的深入,在其传播过程中又表现出另外两种比较突出的诠释精神,即怀疑精神和求实精神.     

《左传》"经"、"史"性质之辨正

文章从考辩<左传>之"传"名出现的历史背景入手,证明<左传>之"传"名晚出,<左传>原本不是<春秋>之传.而经学历史上称<左传>是史,并没有否定<左传>是<春秋>之传,且用<左传>的史事阐说经义.<左传>非<春秋>之传,亦非传统意义上兼经之用的"史".     

聚讼纷纭论易筮——关于《左传》、《国语》筮例的评说

<周易>的原貌乃是古代占筮之书.<左传>、<国语>所记载的十六则"神奇灵异"的<易>筮实例,令后世学者论说纷纭.历代学者关于<左传>、<国语>筮例的论述,需要进行全面的梳理,寻绎其中有价值的内容,在此基础上,可以对<左传>、<国语>筮例提出拟议和评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