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神”到“人”——浅析《龙图公案》和《三侠五义》中包公形象的演变

包公是历史上家喻户晓的清官代表,包公故事也是民间传说和文学创作演绎的资源。关于包公的故事有两部集大成式的作品,即明万历年间的《龙图公案》和清光绪年间的《三侠五义》。研究者一般认为从《龙图公案》到《三侠五义》,包公的形象经历了从“清官”到“忠臣”的演变。其实两部作品对包公形象塑造的不同之处不能仅仅只定位于“清官———忠臣”,由“神化”到“人化”更能准确地表述包公形象在两部作品中的演变过程。     

《百家公案》《龙图公案》合论

<正> 中国古代公案小说,肇自宋代话本,至明中叶后面大兴,一时间出现了《廉明公案》、《详刑公案》、《律条公案》、《明镜公案》、《百家公案》、《龙图公案》等诸多公案小说集,其中,影响最大的当推叙写包拯断案故事的《百家公案》和《龙图公案》。它们将许多与包拯毫不相干的断案故事汇于他的名下,借这位著名的人物以扩大影响;反过来,形形色色的断案故事又使包拯变成一个无案不断的传奇人物,其影响一直波及到近代长篇小说《三侠五义》及诸多包公戏曲。本文试将它们放在一起略作探讨,以就正于方家。     

漫话侦探小说

言及侦探小说,中国亦有之。譬如传统公案小说中的包公案故事,从元代舞台上包公断案的杂剧到明人辑录的《龙图公案》一百则,其情节便几近于侦探性质了。还有描写康熙年间名臣施仕伦断案的《施公案》,也涉及不少侦探推理情节,而且形式上成为长篇小说,不再像《包公案》仅是短故事的辑成。(按:古代公案小说中还有《彭公案》、《海公案》等作品,但多为传记性质,又     

朱素臣传奇中的公案叙事研究

朱素臣公案题材传奇的成就在整个苏州剧派中显得非常突出。朱素臣的《十五贯》、《未央天》、《翡翠园》、《锦衣归》四部传奇中的公案,从整体叙事上看具有许多共同之处:就性质来看,它们同属于"平反公案",都是围绕"洗雪冤狱"的关键情节而展开叙事的;从叙事模式来看,四部传奇中的公案在叙事结构上具有高度的相似性;从叙事的结局来看,四部传奇都是以主人公昭雪冤狱,因祸得福而得到皇上的封诰,踏上传统文人向往的仕宦之路作结。但是这四部传奇中的公案叙事却明显呈现为两个不同的系统。在主人公陷入冤狱的原因、洗清冤狱所依凭的对象和洗清冤狱的具体方式上,两个系统明显不同。出现这种不同,一方面在于两个系统中的冤狱在传奇叙事中的地位和功能是不同的,另一方面,传奇作品的主旨也影响到其中公案的设置。朱素臣传奇中的公案所构成的两个系统,展示了他面对灾难和解决困难时的两种不同思路。朱素臣虽然无法超越他所生活的时代,虽然没有踏入古代知识分子所向往的仕途,但是他却有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对为官之道有着他自己深刻的思考。朱素臣对公案题材的青睐,是因为公案题材表现奇人、奇事、奇情的传奇性符合了大众的猎奇心理和审美趣味。     

包公与清官

一说到清官,人们自然会想到包公,于是戏剧舞台上那个铁面无私、不畏权贵、威风凛凛的“包黑头”就会出现在眼前。这是因为,包公的故事、戏剧在人们中间流传太广和人们结下深厚感情的缘故。包公故事、戏剧的流传有着悠久的历史,它出现于宋代,后来随着历史的发展,包公的故事和戏剧也越来越发展了,在现存的《元曲选》一百种中,包公戏竞占了十种之多,明朝的《龙图公案》就有六十三个关于包公公案的故     

论《水浒传》对清代公案侠义小说创作的影响

《水浒传》这部英雄传奇小说既包含着“公案”因素,又存在着侠义小说的因素,实际上它为后来公案小说的发展以及为公案侠义小说的合流奠定了基础。清代出现的公案侠义小说《施公案》《三侠五义》等作品,继承了《水浒传》中侠义与公案结合的艺术设计,在此基础上又转化了侠义精神,成为从《水浒传》中分化出的一个新的小说类型。     

从明清公案小说看小说模式的发展演变

古代小说经常会表现出情节上的雷同。给人一种“拼凑”、“嫁接”之感。一些具有典型意味的小说情节几乎成为创作模式,被长时间地、跨界限地“借用”,对此,我们可以概括为“小说的情节模式”。这种情节模式在小说的发展演变中起着相当重要的作用,它确保小说传统的稳定延续,而并非人们通常所认为的,是小说创作缺乏新意、平庸雷同的佐证。以“清官折狱”类型的小说为分析对象,探讨常规性模式和非常规性模式在公案小说中的表现,颇有新意。     

“推敲”的原则与途径

当前许多教师在回答“鸟宿池边树，僧敲月下门”一联中“推”与“敲”的优劣时，往往以故事的演进、情节的展开为依据，他们认为贾岛的《题李凝幽居》只不过在叙述着贾岛自己一段拜访友人的经历，情节之外所有的诗性因子就这样被他们一一抹杀。其实，《题李凝幽居》的主题应该是突出李凝居所远离尘嚣的岑寂，在创作方式上存在着“妄想揣摩”的可能性，并非一定是其行程的实录。     

试论蓝鼎元《鹿洲公案》之文本性质

《鹿洲公案》,原名《公案偶纪》,是蓝鼎元在狱中回忆记述知潮阳县期间审判的案例,自刊刻以来,颇受各地吏员称许,后被收入《四库全书》史部传记类。清末,有人将《鹿洲公案》改名为《蓝公奇案》,与《包公案》、《施公案》合并为《三公奇案》印行,民国初年亦有书坊以《蓝公奇案》等名称印行。近二十多年来,学术界或以风俗史料视之,或以古代法学材料视之,或以文学视之,各因所需,论述不一。其中尤有学者因为《鹿洲公案》曾以小说之名印行,于是将错就错,将《鹿洲公案》定为文言公案小说,并据以论述。有见及此,笔者乃溯源求本,考述《鹿洲公案》之成书、刊行及名目变异,如何由史入稗,评论学术界对于此书存在错误的文本认知,并参以各种研究论述资料,详加辨述,以厘清《鹿洲公案》的文本性质是史部著作,不应归属为公案小说类。     

貂蝉“连环计”故事的文化解读

貂蝉“连环计”故事来自民间,之后被文人接受。元明时期,“连环计”故事备受欢迎,主要体现在文人与民间在创作上的有意偏好、戏曲选本对《连环计》杂剧和《连环记》传奇的浓厚兴趣和《连环记》传奇的备受赞赏三个方面。“连环计”故事具体地说,实际上是历史加计谋加美女的故事。文人与民间对由这三种因素组合而成的“连环计”故事的喜爱,体现的是重史、尚智、爱美的共同民族文化心理。     

论《水浒传》中的公案因素及其作用

《水浒传》不是公案小说,也不是公案小说发展过程中的一个环节,但它却包含了丰富的公案因素。分析其中“公案”的内部构成情况、探析《水浒传》如何融合宋元话本小说中各种题材,以及进一步研究“公案”在《水浒传》中的叙事作用,对于研究话本小说如何过渡到长篇白话章回小说无疑具有一定的学术意义。     

《水浒传》对前代公案小说艺术创作的继承与发展

公案小说是中国古代小说中描写作案、断案的小说,是中国通俗小说中的一个重要流派,尽管公案小说后来被侦探小说取代,但它仍然有着自己独特的艺术魅力。《水浒传》在题材方面存在大量的公案故事,客观上,《水浒传》在艺术创作上对前代公案小说有一定的继承和发展。从公案小说艺术发展规律的角度,探索《水浒传》对公案小说的继承与发展,这对公案小说发展规律的研究及《水浒传》对后代小说影响方面的研究都会有积极的学术意义。     

“通常的人生的回声”──论张爱玲的《传奇》世界

《传奇》初版扉页上有作者这样的题词：“书名叫传奇，目的是在传奇里面寻找着普通人，在普通人里寻找传奇”①。这里，普通是一种品格气质，精神思想上的定义。普通人没有脱俗的理想，没有过人的理性，没有超人的毅力，没有超凡的美德。他们只不过按照世俗的要求，按照自己的常识处世行事，好与坏都被性格的平庸限制着，干不出惊人的事件，只配领略平淡无奇的生活。唯其普通，体现在他们身上的人性在张爱玲看来才更带有普遍的意味。在《传奇》世界林林总总的人物故事中，我们一次次地倾听着“普通的人生的回声”，从中咀嚼出浓稠的人生况味…     

“说话”探源

鲁迅在《中国小说的历史的变迁》中说,话本的出现“实在是小说史上的一大变迁。”其影响之深巨自可想见。而话本则是说话人 (说书艺人) 的底本。如果说,“说话”是人民的口头创作,那么话本就是它的原始的书面记录。因此,要弄清话本的渊源流变就得首先理出“说话”的源头。鲁迅认为小说起于休息:“人在劳动时,既用歌吟以自娱,借它忘却劳苦了,则到休息时,亦必要寻一种事情以消遣闲暇。这种事情,就是彼此谈论故事,而这谈论故     

宋元明“疯僧戏秦”故事流变研究

宋元明时期 ,“疯僧戏秦”故事由早期笔记的片言只语发展为完备详细的独立故事。其间 ,元杂剧《地藏王证东窗事犯》、明传奇《东窗记》为两部具有关键意义的作品。“疯僧戏秦”集讥讽秦桧诙词妙语为一体的文学化进程 ,体现此情节流传的核心意义 ,即寓庄于谐的微言大义。     

明书判体公案小说集之间的相互关系及文体演变

明书判体公案小说集很值得注意。但它们的编刊年代大多不明,因此难以确定它们之间的关系。本文就这一问题作了探讨。根据成书时间和撰述情况,《诸司公案》标榜为《廉明公案》的续书,而《明镜公案》又标榜为《廉明公案》和《诸司公案》的续书,因而它们之间的关系也较为简单。通过文字比勘,《详刑公案》应当是《律条公案》和《详情公案》的源头,《律条公案》和《详情公案》很可能都是根据《详刑公案》各自改编而成,只是《详情公案》比《律条公案》与《详刑公案》更接近。在此基础上,本文还讨论了这批书判体公案小说的文体特征,分析了它们在公案小说史上的地位和影响。     

试论宋代说话人的底本

宋代说话人的底本,不能对等宋代说话资料里称的“话本”,其不一定是用白话写作的,也不是现在所谓的话本小说,更不是白话小说的雏形。根据《醉翁谈录》里的论述和《绿窗新话》的例子,可以确信宋代说话人的底本有两种:一是前人或当代人收集的小说集《太平广记》或者是史书《资治通鉴》等;二是说话人根据说话的需要自己编订的故事集如《绿窗新话》等。认为话本小说(或者直接称之为话本,指短篇白话小说)等同于底本,甚至把“三言”里的部分通俗小说认作是宋代话本(宋代的白话小说)乃至是宋代说话底本的观点是根本错误的。根据《醉翁谈录》和《绿窗新话》里的文言故事,可以看出这些故事就是说话人底本,从而可以推测宋代说话人的底本基本是用文言写作的。     

诗与故事的联姻——宋诗中的“传奇”与“志异”

传奇志异诗是以奇人异事为主要题材的诗歌。它们具有相对完整的情节，注重人物形象的塑造，而且会依据基本事实补充合理的想象，具有很强的故事性，有着很浓厚的传奇、志异色彩。传奇志异诗在宋代得到了突出的发展。宋代诗人对故事有着非常浓厚的兴趣，并且注重对“奇”、“异”的凸显，有意识地营构曲折的情节，并发展了代言叙事的故事模式。传奇志异诗在宋代的繁荣，不但直接体现了宋诗叙事性的增强，而且反映着诗歌叙事传统在宋代的新发展。     

史传与小说的融合——论《水浒》

壹《三国演义》和《水浒传》是我国产生最早、影响最大的两部长篇小说,这两部文学巨著的产生,在中国小说发展史上有着划时代的意义。两部作品的成书,都是由宋代说话演变而来。《三国演义》成书前,作为故事已在社会上流传较久,早在唐以前就有有关记载,只不过是些片断故事,不见系统的讲述。到宋代说话兴起,说三分成为说话业的一个专项。当时著名的说话艺人霍四究便以擅说三分出名,可知这时演说的已是有头有尾的全部三国故事了。在当时的说话业务中,“三国”属于“讲史”。     

论《骑士讲的故事》的四个方面

一、故事在乔叟的杰作《坎特伯雷故事》中,《骑士讲的故事》紧随《总序》之后,是全书的第一篇故事。诗人让他所创造的人物骑士叙述一个较大规模的传奇,用的是十音节双韵诗体,共二千二百五十行,情节涉及两个青年对王后之妹的爱情及其严峻的后果。这篇作品的蓝本,是薄伽丘的意大列文叙事诗《苔塞伊达》(意为“提修斯纪”,1339—1340年);乔叟据后者进行改写,采用它的基本情节,意译部分内容,直译极少数诗行,略去许多冗长的议论和描绘,补充不少优美的段落。《苔塞伊达》长达九千余行,《骑士讲的故事》约及其四分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