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北少数民族地区乡村社会流动的社会后果分析

文章以实证资料为基础进行分析表明,社会流动对于西北少数民族地区乡村的社会结构分化、村民观念转变及工业化、城市化具有正向功能;同时也显现出了乡村稳定问题、教育问题、村民再社会化问题和流动村民生活高不确定性问题等负向功能.     

城市贫困代际传递的影响因素分析——基于社会流动理论的视角

贫困代际传递的现象并非必然.基于社会流动理论视角的研究发现,家庭成员的职业收入、子女的教育程度和职业技能状况、家庭拥有的社会资源以及家庭成员的生活态度是影响城市贫困代际传递的主要因素.针对这些方面采取有效措施,对城市反贫困工作具有深刻意义.     

西北少数民族地区乡村社会流动的政治文化变迁后果分析

当前,西北少数民族地区乡村社会流动的主要途径和形式是劳动力外出务工、经商.本文通过田野调查的资料分析了该地区社会流动的政治文化变迁后果,指出,西北少数民族地区农村的社会流动对流动者个体和流出地群体的政治认知、政治情感和政治价值评价等既有正向后果,亦有负面影响,如何引导形成公民政治文化将是我们必须认真思考的问题.     

工作-家庭冲突的影响因素及其组织行为后果的实证研究

20世纪70年代起西方在组织行为和人力资源研究领域出现了一个新的理论:工作-家庭平衡理论,发表了大量的研究成果,但是在中国鲜见研究成果出现。本研究的相关性分析和回归分析表明弹性工作制是家庭-工作冲突的显著预测变量。职业生涯后果是两类冲突的显著预测变量。性别并不是显著的预测变量。两类冲突是工作压力的显著预测变量,但它们都不能预测旷工和离职意图。最后文章还指出了研究的局限性和未来研究方向。     

弱势家庭如何多出贤才?——基于“社会资本—家庭教育期望—代际流动”的实证分析与思考

教育是弱势家庭向上流动的重要渠道,但弱势家庭对教育作用的怀疑导致其教育期望偏低,这无疑将抑制其子代的代际流动。通过2020年“中国家庭跟踪调查”数据的实证分析可以发现,家庭社会资本越多,家庭教育期望越高,也越容易受到环境影响,对子代寄予更高的教育期望;并且,弱势群体的关系型和认知型社会资本对家庭教育期望的影响更显著。对此,可从提高资源可触及性、增强资源可信任性、鼓励个人和家庭用开放包容的思维积极主动向外界寻求帮助三个方面提高弱势家庭的关系型和认知型社会资本,进而推动社会阶层的代际流动。     

大城市社会流动的实态与机制——来自天津市居民问卷调查的实证分析

本文利用天津市居民问卷调查的有关资料 ,重点分析了代际职业流动的总体水平和特性 ,并通过对收入决定模型、职业地位实现模型的推导和分析 ,说明了有关变量对个人地位形成的影响程度 ,进而揭示了社会转型的内在机制。实证分析的主要结论是 :代际间的职业流出率和流入率因职业的性质不同而表现出较大的差异 ,但在大多数职业中存在着较为明显的父子或母女的同职倾向 ;收入决定模型和职业地位实现模型的结果显示 :个人在经济收入和职业地位的实现方面 ,后天性的教育和政治面貌等因素意义较大 ,而父母的学历等先天性条件主要通过对子女的教育影响本人。这一结论的政策含义是 :为了保障人们在社会地位实现过程中的相对公平 ,有必要在制度上保证教育机会的平等     

会计稳健性的经济后果及影响因素分析

会计稳健性是财务报告的一项重要的质量特征,能够产生积极的治理效应。会计稳健性会对盈余信息含量、财务报告质量和投资效率产生影响,而其本身则受到制度环境和行业、公司治理、债务契约等因素的影响。     

农户的耕地使用行为及其影响——基于2006CGSS的实证分析

农户在耕地使用方面究竟作出怎样的行为选择、哪些因素会影响他们的选择、以及他们的行为选择对家庭经济又有怎样的影响,对这些问题的考察是我们认识和理解当前农民与土地关系以及农村经济问题的重要切入点.经验研究显示,农户承包和耕种土地的行为依然属于小农经营,土地和劳动力外出对其土地使用行为选择有影响,而耕种土地仍然是影响家庭收入的主要因素,但劳动力的教育水平则显示出最大影响.鉴于此,增加对农村教育的投入、推动农村土地流转市场发展以及加大对农业生产及农户兼业的政策扶持力度等政策选择,将对“三农”发展有着积极意义.     

“努力”与“拼爹”影响社会地位的代际流动研究

将个体“努力”自致因素与“拼爹”先赋因素作为解释我国社会地位代际流动的双驱机制。基于中国劳动力动态调查数据的路径模型估计结果显示,个体“努力”对其社会地位获得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既包括直接提升作用,也包括增加上大学、创业、体制内就业等机会的中介路径;相比之下,“努力”的作用还低于父辈地位的影响,但“努力”作用的边际回报更高;进一步将样本分为“60前”、“60后”、“70后”、“80后”四个世代,或上中下三个社会层级,各组间系数变化及其差异显著性检验结果表明,“努力”的作用在趋于上升,父辈地位的作用则在减弱,且“努力”对社会底层家庭的作用更大。通过加入更多控制变量、更换解释变量、使用工具变量等方法进行稳健性检验,上述结果得到了支撑。由此反映我国社会结构提供了努力者向上流动的渠道,折射出社会流动性的上升走势。     

影响我国农民增收的制度性因素及其社会后果分析

农民收入问题关系我国全面小康社会的建设,增加农民收入,改善农民生活质量是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重要目标。党和国家高度重视农民收入问题,中央连续出台“一号文件”对农业、农村和农民问题给予了极大的关注,农民增收的外部空间逐步打开。但由于历史和现实的原因,我国农民增收目前还受到土地制度、农村财税和金融制度、农产品流通体制、劳动力市场制度、户籍制度、农村社会保障制度、农民合作组织建立以及农村精神文明建设等制度性因素的影响和制约。制度建设的不足和贯彻不力,其不良社会后果将会给农民的增收之路带来重重困难。     

代际正义的后果主义阐释理路——以莫尔根的理论为例的分析

后果主义是代际正义理论的一种重要的阐释理路。后果主义将其关注的对象置于“后果”之上，强调后果（而非动机）的好坏决定行动的对错。蒂姆·莫尔根通过规则后果主义对代际正义理论进行的阐释具有一定程度的灵活性，然而莫尔根的代际正义理论仍然存在不少值得商榷的地方：其一，莫尔根在批判罗尔斯的代际正义理论的过程中有时误解了罗尔斯的理论；其二，莫尔根可能会不合理地忽视当今世代的利益；其三，莫尔根的代际正义理论的七项原则之间存在一种张力，莫尔根试图对其采取的化解之道也是令人难以信服的。     

中国城镇住房产权的区域差异分析——基于CGSS（2003）数据的实证研究

近年来，随着住房改革的日益深入，住房产权在社会分层中占有越来越重要的地位。但与其他经济指标一样．过往研究往往忽视其区域的差异性，然而这种经验结果是失之偏颇的。文章采用CGSS（2003）数据结合多层次模型分析方法探讨区域差异下住房产权的影响因素。研究发现：在区域差异前提下，中国转型期居民住房产权选择的变化是多种因素和机制共同作用的结果，而区域差异在一定程度上是由各个区域市场化程度差异影响的。     

托达罗人口流动模型的误区及主要影响分析

托达罗人口流动模型假定条件是建立在农村没有剩余劳动力产生和城市无法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基础之上的 ,非常不符合发展中国家的现实 ,其对策建议也具有空想的性质。托达罗人口流动模型对我国经济发展的各方面影响很大 ,摆脱它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     

教育与农村女性代际流动 ——以文化再生产理论为分析框架

文章以布迪厄的“文化再生产理论”为分析框架,利用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有关的抽样调查数据,对阻碍农村女性代际流动机会和地位获得的文化教育因素进行深入探讨,并在此基础上提出消除当前农村女性代际流动与职业地位获得的障碍、促进城乡与两性职业发展机会平等的政策建议。     

中国家庭代际财富转移的现状与影响因素——基于CHARLS数据的实证研究

采用CHARLS 2013年全国基线调查数据,对当前中国家庭代际财富转移现状、动机与规模进行定性与定量分析。主要结论有:1)中国家庭代际财富呈现向上转移的特征,同时年轻一代存在明显的"啃老"现象;2)父代对子代的财富转移主要由父代特征变量决定;3)子代对父代的财富转移由子代与父代的特征变量共同决定;4)收入是影响子代与父代之间财富转移的重要因素;5)农村父代对子代的财富转移偏向儿子,但女儿却更有可能给予父母财富转移;6)父母给予独生子女的财富转移规模更大;7)帮忙照顾孙子女会促进父母对子女家庭财富转移的可能性与规模;8)离家较远的子女给予父母更多的财富转移。     

互联网使用及其对社会认同的影响——基于CGSS2010数据的实证分析

网络化时代的核心变化是社会权力结构的变化,而互联网使用是建构信息权力的基础。因此,互联网使用对社会认同意识产生什么样的影响,反映了网络化时代的核心内涵与社会认同意识的时代特性的变化关系。基于CGSS2010数据的实证分析,结果显示,互联网使用对当前网络化时代社会公平认同意识和社会冲突认同意识具有显著作用,即互联网使用导致社会公平认同意识下降以及社会冲突认同意识加剧,并且是否使用互联网存在群体间基本特征的显著差异。因此,在传统的社会阶层和教育程度等因素之外,作为网络化时代表征的互联网使用有助于理解当前网络化时代社会认同意识的变化。     

转型期中国城市社会流动中先赋性影响因素分析——以南京的实证调查为例

市场转型时期中国社会结构发生了巨大变化,其中突出的特点就是社会分层标准的多元化以及社会地位获得模式的转变。本文的研究探讨了南京市社会流动及社会地位获得的自致性与先赋性因素。发现南京市作为省会城市,各阶层当前的职业地位受父亲职业地位和自身教育程度的显著影响,但是父亲的单位性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子女是否能够接受高等教育。当前群体间收入高低正是受职业与教育的影响。社会转型过程中,计划经济时代不同职位、不同单位获取社会资源能力的差别,经过一个代际流动的过程,最终在下一代身上以收入差别的形式体现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