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印太”视域下的日法海洋安全合作及其对华影响

近年来,日本与法国在双方“印太战略（构想）”的相互交汇与影响下,陆续开展了涵盖机制建设、防务装备与技术合作、海上联合军事演习及非传统安全等领域的海洋安全合作,取得了明显成效。日法两国能够在印太地区开展海洋安全合作,除了受到“印太”地缘结构变化及美国“印太战略”等外部条件影响外,也与双方巩固本国既得海洋利益、维护西方自由国际秩序和稳定的双边关系等内在基础密切相关。在当前美日等国不断扩大海洋安全合作联盟的背景下,日法海洋安全合作无疑会对中国的海洋安全及权益带来一系列影响。然而,由于法国坚持独立自主和多元化的外交传统、日法在遏制中国和对俄问题上存有分歧,以及双方在合作过程中也将面临集体行动的困境,这都不可避免地制约着双方合作的进一步发展。     

“印太”视域下的日法海洋安全合作刍议

在中美博弈趋于常态化、乌克兰危机延宕不休的背景下,拜登政府加速推进本国“印太战略”的同时,力图融合美国的欧亚两大同盟体系,推动欧洲与“印太”两大地缘板块的联动,以在“印太”地区构建全方位遏华机制。在此背景下,日法作为美国这两大同盟体系的代表性盟国,双边关系不断强化,受到国际社会的高度关注。日法将海洋安全合作作为协同推进“印太战略”的重要路径与依托,两国在海洋安全机制构建与对接、印太合作项目的制定与实施、印太海上共同训练与军演等方面的合作均取得了明显进展。日法深化合作折射了两国多重战略考量:彼此拥有的印太地缘优势是促使日法合作的现实基础;在印太各次区域安全机制方面互相“准入”、通过海洋安全合作为彼此“印太战略”提供支撑是日法合作的战略动因;应对中国海上力量崛起、维护符合西方国家利益的“自由主义”印太地区秩序则为两国合作的长远目标。尽管面临一些制约因素,日法海洋安全合作仍将对亚太乃至印太安全局势产生不可忽视的外溢影响,中国需对此给予应有的重视。     

虚幻的安全困境与冷战后中日安全关系变迁

冷战结束后中日安全关系发生了显著变化,控制这种安全关系的枢纽是历史镜像与现实映像交织形成的所谓安全困境.安全问题成为影响中日关系发展的敏感神经.由于中日关系中的不确定性增强,特别是日本国内的社会变迁导致其国民的恐惧危机意识加剧,使日本的自我中心定位意识加强,这为虚幻的安全困境提供了发挥作用的空间.可持续地改善中日安全关系就要揭开安全困境的面纱,关键是要弱化日本国内的恐惧危机意识,实现其政治保守化和右倾化的转向.     

“东亚新格局与中日美关系”研讨会召开

2011年9月6日,中国社会科学论坛——东亚新格局与中日美关系国际研讨会在北京国际饭店隆重举行。此次研讨会由中国社会科学院、     

论新世纪中美日三边关系

当前中美日利益交汇点不断扩大 ,推动三国更多进行合作。但三边关系仍处于调整之中 ,呈现出既依存又竞争、既协调又制约、既合作又斗争的复杂状况。中美日实力的消长、经济全球化和区域经济一体化趋势的发展将决定三边关系的互动模式。从长远来说 ,中美日有必要建立平衡稳定、合作共赢的三边关系。三国应该用“共赢”的观念来发展相互关系和处理面临的问题 ,而不应该把其中一方看作“威胁”。中美日应建立三边安全合作和增加信任机制。中美日三边关系的稳定与建立东亚地区安全机制的进展 ,可以相互促进。     

安全规范传播视角下美日同盟的演进

二战结束后,美国与日本签订了《旧金山和约》与《美日安保条约》,构建起“旧金山体制”,美日同盟关系由此确立。“旧金山体制”凸显了冷战思维,日本以不对等的身份参与了美国亚太地区的安全规范构建。冷战后期,美日同盟发生了根本性转变,其同盟性质更加显著,日本的自主性不断增强。苏联解体后,美日同盟的最大挑战不复存在,但恐怖主义威胁、朝鲜核问题、中国军力增长等成为美日同盟面临的新挑战。安倍二次上台后,先后提出“自由与繁荣的印太”与“自由与开放的印太”概念,日本逐步形成自己的“印太构想”。与此同时,美国也从奥巴马时期的“亚太再平衡”战略转向更为广泛的“印太战略”。在此背景下,美日同盟进一步强化,日本正在逐步摆脱战后的种种束缚,深化同澳大利亚、印度等国的关系,由此形成了美国主导下的印太地区多边体系,其针对中国的意图更为明确。     

日澳安全关系探析

日澳安全关系贯穿于双方一个多世纪的历史交往之中。期间,日澳演绎了间接盟友、敌对、伙伴、同盟等安全关系范式。20世纪末,在日澳双边关系中日益凸显的安全关系,不仅是双方强化的重点,也是亚太安全体系的焦点。当今,日澳对双边安全关系模式的构建,既反映了日澳安全战略的发展动向,也触发了亚太安全格局的微妙变化。本文从纵向的视角来分析日澳安全关系的发展演变,揭示其本质特点,探讨其目前面临的挑战和今后发展的方向。     

冷战后日美同盟合作强化的学理分析——兼论中日美关系及中国的应对之策

冷战结束后,日美同盟不仅没有终结,反而在强化。得以强化的日美同盟,显示出了新的特征,其原因涉及谋求同盟整体功能的最大化与同盟运行成本的最小化、同盟国相互约束的强化、同盟参与国际和国内需求的强化以及同盟过去的收益产生对未来收益的预期等。在实现中国和平统一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过程中,日美同盟的强化是中国必须应对的重大挑战。     

比较视域下的中日“武侠”因缘

在中日文化语境中都有"侠客"一词,它在不同的文化背景中形成各具特色的"侠文化"观念,且在漫长的历史文化交流中互为观照。然而,受近代学人的影响,在中日侠文化比较研究领域,学者们往往选择以"东洋武士"或"武士道"作为中国侠义精神的参照对象。笔者认为,将"侠客"与"武士"这两种身份截然不同的群体并列共举,实乃特殊历史背景下的文化误读,二者的行为模式、精神内涵属于不同的文化范畴,不可等量齐观。若能回到中日"武侠"因缘形成之源头,关注两种文化形态形成过程中相互关联的具体文化语境,不失为一种更有意义的探讨。     

“印太”背景下美日印澳“四边机制”新动向及对南海安全的影响

自澳大利亚、美国和日本相继提出“印太”战略构想后,从西太平洋至印度洋的广大区域日益成为国际社会关注的重点。近年来,美国为扩大其在“印太”地区的战略范围,不断拉拢日印澳进行安全对话,促使“四边机制”逐渐形成。美日印澳通过升级“QUAD+”、扩大军事演习规模、增加高性能武器数量等方式推动“四边安全对话”的长效机制建设。究其原因,这不仅是美国欲在“印太”地区构建由其领导的战略体系,还有四国共同遏制中国崛起的战略意图。美日印澳在“印太”范围内强化战略组合的新态势对南海的地缘安全产生了重要影响,不但加剧了国际行为体在南海的地缘竞争,而且还助推了南海问题的升温,导致南海及周边环境趋向复杂,不利于南海地区的和平与稳定。中国作为南海主权国,应保持积极的防范心理,制定相应的对策来维护中国的国家安全和领土完整。     

世界格局演变与中日关系

进入21世纪,世界格局、地区格局、大国关系格局等三个层次的国际格局呈现出许多新的特点,中日、中关、日美等大国关系格局对国际形势影响最大,国际格局演变与国际力量对比消长有关,而国际力量对比消长又与国家发展模式正确与否有关。从中、美、日、俄四大国兴衰与力量对比的演变历程看,国家发展模式往往具有决定性影响。日本民主党执政后,开始摸索日本国家模式的转型,把恢复经济、改善民生作为第一要务,当前国际大格局有利于中日关系稳定发展,有利于中日推进战略互惠合作;但对民主党政权的外交政策及中日关系前景,我们应持谨慎乐观态度而不能盲目乐观。     

以史为鉴面向未来--"东亚安全与中日新关系"研讨会综述

8月15日是世界人民反法西斯战争和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60周年纪念日。“以 史为鉴、面向未来”,维系东亚和平与安全早已成为各国共识。但是,近年来因为日本修改历 史教科书、参拜靖国神社等问题,使日本与周边国家关系恶化。为了纪念抗日战争胜利60 周年,进一步从学术层面探讨东亚区域安全以及中日新关系,2005年6月18日,北京大学国 际关系学院与太平洋学报杂志社共同举办了“东亚安全与中日新关系研讨会”。来自北京和 天津的专家们以及韩国和日本的在京访问学者,畅所欲言,各抒己见,表达了“以史为鉴,面 向未来”的共同看法。本刊刊登部分专家学者文章和观点,有些文章和观点尽管不够全面, 但却从一个侧面对问题与现状进行了剖析和阐述,对于我们认识和研究日本问题,在新形势下 构建健康、和谐的新型中日关系具有很好的参考作用。(欢迎评论,E-mail:pj55@tom.com)     

和则两利：中日关系发展的必由之路

自1972年实现邦交正常化以来的35年中,中日两国关系,既在35年的大部分时间里收获了"和则两利"的丰硕成果,也备尝"斗则俱伤"致使1972年以来的"正常化"状态倒退到"非正常化"状态的苦涩教训.本文主要从建立战略互信是实现"和则两利"的前提、正确处理中日之间的矛盾是实现"和则两利"的重要条件、能源问题是实现中日"和则两利"的突出案例、"和则两利"是中日两国人民的强烈愿望和历史选择等几个方面阐述"和则两利中日关系发展的必由之路"这一主题.     

《中日关系报告》评介

在中日政治关系走出僵局、需要乘势而上巩固和发展两国关系改善势头的关键时期,冯昭奎、林昶合著《中日关系报告》（时事出版社2007年4月版）一书的出版,是一件很好的事情,也可说是正逢其时。     

东亚区域合作与中日民间交流

进入21世纪,欧盟和北美地区的区域经济一体化不断获得实质性突破和进展。而东亚地区无论从区域合作组织发展的深度还是广度看都尚处于初级阶段,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是作为东亚地区两个大国的中国和日本之间缺乏象欧盟的“法、德”那样的紧密合作。而造成这种局面的根本在于中日关系的复杂性。在当前中日关系陷入困境之时,中日民间交流无疑成为推动中日关系发展进而推动东亚区域合作的重要力量。     

中日经贸关系的战略转型

中日经贸关系是两国关系中的最核心要素,也是规制两国关系变迁的基础保障。在战后以来一段相当长的时期内,雁型化经贸关系构成了中日经贸关系的主轴,形成了垂直型的中日经贸关系格局。20世纪80年代后,随着中国综合国力的崛起,对外竞争能力的空前强化,中日经贸关系也随之发生了历史性的新变化,新型经贸关系的变迁促成了中日两国在各个领域关系的战略转型。可以说,经贸关系的博弈演生出来的是国与国之间其他关系的博弈。当前,中日新型经贸关系的速立有助于推动双方互惠,互利、共赢战略合作关系的建立,这将是今后中日经贸关系的新走势,即由单向的主次关系向互动平等关系发展。     

论中日外交关系中的“文化因素”

中日两国复交谈判时,田中角荣的一句"添了麻烦",曾引起激烈争论;在6年后缔结《中日和平友好条约》时,双方又因是否将"反霸条款"写入条约而互不相让.中日两国外交方面的分岐,除了"政治因素"外,还有深层的"文化因素".中日两国在"名誉"与"等级"方面的不同文化取向,成为以上争论及中日之间主要分岐的根本原因.     

论日本政党体制与中日关系

2009年9月,日本民主党竞选胜出并开始了执政之路.民主党的执政,打破了自民党长期一党执政的局面.这一重大变化,使日本政党体制的复杂性逐步显现,日本具体是朝两党制、多党制发展,还是向一党独大制发展,有待于进一步观察.本文认为,民主党执政对日本内政外交产生重大影响,中日关系走向的不确定性大大增加.如何合理研判日本的政治走向,理性应对中日之间的分歧,成为今后处理中日关系的重点.     

中日贸易关系20年回顾与展望

通过对近年来中日贸易发展状况的回顾与展望,可以判定两国贸易关系出现了新特点:贸易规模急速扩大;贸易收支渐趋平衡;日本更依赖于中国;贸易结构以水平贸易分工为主;受金融危机影响,中日进出口贸易额均大幅下挫,但表现出复苏征兆.准确及时地把握中日贸易关系的新动向,有助于我国政府制定正确的对日贸易战略.     

巴基斯坦对南亚地区安全局势的认知

此文系巴基斯坦驻华大使马苏德·汗先生于2009年5月27日在中国社会科学院亚洲太平洋研究所的讲演。原稿为英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