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现战略互惠增进民间友好——纪念《中日和平友好条约》缔结30周年

在<中日和平友好条约>缔结30周年之际,中日两国首脑加强互访,中日双方发表了<中日关于全面推进战略互惠关系的联合声明>,民间感情也开始有所好转.但是,中日关系还存在一些结构性矛盾,以及其特有的脆弱性和不确定性.福田康夫首相辞职后,日本新领导人的对华态度引人注目.为进一步巩固和发展两国关系,还需中日双方付出长期的不懈努力.本文重点就2008年以来中日关系的发展变化做一分析,并就未来中日关系如何健康发展提出个人的一些建议.     

第四次中日舆论调查报告——培育中日两国民众亲近感任重道远

近两年来,在中日双方的共同努力下,两国高层领导人交往频繁,经贸合作领域不断拓宽,民间交流进一步扩大,两国关系得到了改善和发展.在这种形势下,中国民众对日本的亲近感和总体印象是否发生了较大的变化?中国民众如何认识中日关系的现状、发展前景、存在的问题及影响两国关系的因素?对日本的未来走向及其在地区和国际事务当中的作用寄予怎样的期待?如何理解中国与日本的经济差距?对于这些问题,本文用调查数据给予了解答.     

中日海洋关系与海洋命运共同体构建

中日关系目前正处于关键的历史节点，海洋关系是中日关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两国在海洋领域既有矛盾分歧，也有合作空间。中日两国领导人已经明确提出要构建契合新时代要求的中日关系，构建建设性的、稳定的中日海洋关系无疑是题中之义。2023年4月18日，中国社会科学院东海问题研究中心、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联合举办“中国社会科学院东海研究论坛”，邀请中日专家围绕“中日海洋关系与海洋命运共同体构建”这一主题，从历史發展、现实情况以及未来前景等维度进行深入探讨，以寻找共识、形成合力，为两国关系的稳定發展提供具有启發性的思路与方案。本刊精选部分發言，以飨读者。     

2007：中日关系处在“关键年”

2006年10月,新任日本首相安倍晋三对中国进行了“破冰之旅”的访问。2007年4月,温家宝总理应邀对日本进行正式访问,被称之为“融冰之旅”。中日关系开始走出了持续五年之久的“政冷”低谷。两国高层互访标志着中日关系新局面的形成。随着2007年上半年中日关系的继续“回暖”,这段时期也将成为中日关系重新定位的关键时期。尤其是中日两国“战略互惠关系”的确立,双方必须克服各种困难和干扰,为形成更加和谐的双边框架而努力。综观两国近年来的关系变化,可以说2007年,将是中日关系重新定位进程中的一个“关键年”。     

浅析中日关系与“历史问题”

浅析中日关系与“历史问题”骆为龙中日两国复交已２５年。在此期间，两国的政治关系、经贸来往、以及社会与文化交流均有极大的发展。目前，两国关系已超越了双边范畴，而对亚太地区乃至世界都有重大影响。在两国关系现存的问题中，“历史认识问题”是一个焦点。在一部分...     

从历史记忆和相互认知出发:避免中日冲突

中日关系的难题集中在日本所称"尖阁列岛"和中国所称"钓鱼岛"的领土争议上。中日之间发生意外和冲突的危险确实存在。一旦意外情况发生,中日要再次和解,可能要推迟数十年,甚至更长时间。这对于中日以及世界其他国家都是不利的。要避免中日关系冲突,应该启动改善中日关系的艰难进程,深切希望中日两国和平共处,相互合作。日本应避免采取富有挑衅性的举动,中国则不以武力施压。高级别的领导人会晤和中日两国民众之间的交流应当不断进行。     

冷暖交织：新冠疫情持续下的中日关系2021

<正>【复旦大学“中日关系战略报告书”简介】在国际局势和中日两国发生重大结构性变化的背景下,中日关系一度跌入战后以来最低谷。为此,双方的有识之士殚精竭虑,致力于寻求摆脱困境的良方。经2014年尝试之后,自翌年始,由复旦大学日本研究中心组织研究、中日两国一线学者共同撰写的“中日关系战略报告书”次第展开。2021年,新冠疫情依然严峻,中美博弈的加剧使中日关系雪上加霜;但与此同时,中日高层的沟通交流依然保持了畅通稳定,两国在多领域都有善意互动。     

“互惠、合作、发展中的中日关系——纪念中日邦交正常化35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综述

2007年是中日两国实现邦交正常化35周年，为了纪念两国关系发展的这一重要历史时刻，辽宁大学日本研究所与中华日本学会在日本国际交流基金、日本国驻沈阳总领事馆等相关单位的大力支持下，精心筹备了名为“互惠、合作、发展中的中日关系——纪念中日邦交正常化35周年”的大型国际学术研讨会。     

略论当前中日关系的文化背景

20年前,中日两国政府联合声明的发表,宣告了两国间战争状态的结束,标志着中日邦交的正常化,在两国关系史上翻开了新的一页。经过两国政府和人民的积极努力,两国之间的往来极为频繁,两国关系的发展主流是好的、健康的,正可称得七是中日关系史上的又一黄金时代。但是,我们也不难发现一个无可回避的事实,在两国关系问题上,也有摩擦和曲折,确实,不令人满意。如果我们从总体上加以考虑,抽象地给以概括,似可称:中国对日本是很“热情”的,而日本对中国是相当“冷静”的;中国对日本是相当“希望”的,日本是很“实际”的;中国对日本是非常“理想”的,而日本对中国是十分“现实”的;中国对日本总是“原则”的,而日本是颇为“具体”的。①两国在处理彼此关系上这种差异从何而来?笔者认为:除了现实环境的原因以外,两国的文化背景也是一个不可忽略的因素。因此,要妥善处理好中日关系,不仅要从现实中     

中日关系“从善如登,从恶如崩”——论钓鱼岛问题与日本防卫计划大纲的影响

当前的中日关系恶化容易,改善难。2010年9月钓鱼岛事件再度引发中日领土主权争议,并造成两国关系和民众感情恶化。同年末出台的日本防卫计划大纲,对中日关系将产生严重负面影响。日本国内政治右倾化有可能以新的形式抬头。中日关系中的结构性矛盾的化解,需要双方拿出诚意与智慧。     

论“地区”视域下中日安全关系的演变脉络

中日安全关系的发展,不仅在两国双边关系中占据重要地位,而且对两国所处地区环境的和平与稳定发挥了重要作用。自1972年中日邦交正常化以来,两国关系的发展实践不断丰富着地区概念的内涵。基于“地区”视域,中日安全关系的演变脉络星现出明显的阶段性变化:从“反对地区霸权”共识下的友好合作,转为“东亚安全治理”框架下的相互警惕认知,直至“跨域秩序构建”进程中的大国战略博弈。中"两国有关地区秩序构建的概念认知与路径选择,正在深刻地影响着彼此间安全关系的发展趋势,需要双方采取积极措施来共同构建新型地区安全关系。     

An Analysis of Japan’s Interpretation of History over the Seven Postwar Decades

During the seven decades since the war ended, Japan has undergone “changes of direction” involving group expressions of regret, accompanied by the intellectual “soul-searching” of quite a few academics. Ultimately, however, the country has been unable to complete the “transformation” of its political values. Its consciousness of superiority, dating back to the Meiji era, and its dream of being restored to the status of a “normal country” have distorted Japan’s idea of the war and its interpretation of history. As a result, at the critical postwar moment when Japan most needed to develop a truthful view of its history, its national will expressed itself in the rejection of this possibility. Japan has manufactured Sino-Japanese friction and manipulated the United States, on the pretext of a supposed “China threat” into relaxing the constraints upon Japan, and has attempted to abandon the thought and deeds of the postwar international order. Not only has this repeatedly subverted the standards by which the international “left” and “right” assess Japan; it has also once again placed the Asia-Pacific region in a precarious position.     

地缘战略与大国关系:中日关系基本走势的再分析CSSCI

自新冠肺炎疫情发生以来,中日两国主要通过高层沟通、捐赠物资等手段来合作抗疫。“山川异域、风月同天”的话语给双边关系注入了温情。菅义伟上台后,中日两国关系发生逆转,现任岸田文雄首相更是提出了要把“对付中国”作为首要目标。2020年的“疫情外交”对改善和升温中日关系的短暂效应,已经清楚地说明了在美国实施对华战略竞争政策后,日本以制衡中国为国家安全利益定位的“国家利益论”和“国际贡献论”都变得越发清晰。日本已经成为在中美战略竞争中完全“选边美国”的少数亚太国家。自中日邦交正常化以来两国的睦邻友好关系正在被日本政界似乎铁了心的“制衡中国论”所取代。已经完全超出“周边事态”、一心想要助力美国对华战略遏制的日本,给中国周边外交增加了新的变数。     

领导力、均势与日本联盟战略的新选择

随着21世纪以来"本战略文化加速朝现实主义方向转型,其联盟战略的选择出现了新的变化,即着力改变自战败以来一直坚持的依附美国的单一化联盟结构,转向打造以地区大国和结点国家为合作伙伴的多元化联盟。这并不能在"美同盟的框架内做出充分的解释,体现出的不是"本传统“与强者为伍”的联盟战略理念,而是贯彻着领导力和均势的内在逻辑。以领导力和均势为核心变量的分析框架既解释了 "本双边安全合作“联盟化”构建的一般取向,又解释了彼此之间的差异性。"本基本构建起了以"美同盟为第一层,以"印、"澳战略联盟为第二层,以日越、"菲志愿者联盟为第三层,以与地区其他国家的安全合作为第四层的多层安全保障体系。     

创新:中国与东盟经贸合作发展的不竭动力

自从1991年中国与东盟建立对话关系以来,中国与东盟经贸合作快速发展,这得益于双方不断创新。组建自由贸易区、举办中国—东盟博览会等均是中国和东盟经贸合作的重大创新举措。尤其是双方积极合作,把新机制、新举措落在了实处,并使之转化成了实实在在的经济利益,惠及中国和东盟各国,乃至整个东亚地区。在今后双方关系发展的新阶段,我们应继续坚持创新,积极增强合作活力。作者建议:双方政府间应继续坚持平等互利、协商一致的原则,应充分发挥非政府组织的作用,企业间合作应以创新为本。坚持开拓创新,中国与东盟经贸合作的发展必将带来“双赢”的局面。     

中俄日三角关系的互动规律

近年来,中日关系的不稳定引发俄日、中俄关系的变化。本文通过对中俄日三角关系及其相互影响规律的研究,认为日本加强与俄罗斯的合作有着多层的战略考虑,其基本意图是满足国内经济需求,改善日俄关系,平衡中国的崛起。从长远来看,日本虽极力拉拢俄罗斯,但对中俄两国合作产生的负面作用有限,中俄关系的发展前景更为乐观。在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不断加强的趋势下,中俄日三角关系的互动始终呈现两边长、一边短的状态,这与日本和美国建立、发展紧密的同盟关系,从而对中俄两国构成直接的安全威胁有关。受中俄日三角关系特点的制约,东北亚地区的多边合作很难展开。     

东北亚命运共同体构建何以成为可能?

在中国政府提出将与国际社会共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之后,人们普遍感觉到中国正在积极推动东北亚地区的合作与和解,因而有关构建东北亚命运共同体的设想也格外引人注目。虽然官方并未公布构建东北亚地区命运共同体的政策目标,但呼吁构建周边命运共同体和亚洲命运共同体。与历史上日韩等提出的“东亚(东北亚)共同体”建设不同,中国政府分外重视命运共同体所体现的共享历史、平等、相互尊重和共同发展的含义,是一种超越反霸和同盟关系、推动新型伙伴关系建设的话语体系。在比较各方关于东北亚地区的定义后可以发现,“东北亚”是一个地缘政治概念,直至中美关系改善和中国推进改革开放后,这个术语才有了接近今天所表述的整体感。即便如此,域内国家对东北亚的边界仍有不同意见,经济学者和政治学者讨论东亚(东北亚)时对概念的范围也有分歧,因而仍难以形成一致的地区认同和地区发展愿景。未来,需要进一步研究东北亚作为一个整体的国际关系和地缘政治经济演变趋势,才能进一步推动东北亚命运共同体建设。     

《日美半导体协议》冲击下的日本半导体产业发展研究——基于日本高科技企业经营业绩的分析

自20世纪70年代末,在"本政府的支持下,"本半导体产业实现跨越式发展,进而引发"美间的半导体摩擦。美国采取限制进口、阻碍"本引入先进技术等措施抑制"本半导体产业发展,"美两国还于1986年签订了《"美半导体协议》。通过分析"本高科技企业经营业绩的微观数据发现:《"美半导体协议》在短期内对"本半导体企业的营业收入、净利润及净资产收益率等企业竞争力指标产生了负面影响;"本半导体企业通过调整生产经营方式、合理布局产业链、调整经营结构、加强自主创新等方式,在中期内一定程度改善了企业的生产经营状况,但"本半导体产业的持续发展受到阻碍。在中美经贸摩擦严峻的背景下,中国的高科技企业或可从中获得启示。     

Office of Economic Opportunity: U.S.A.

The Office of Economic Opportunity (OEO), was created at the height of Lyndon Johnson's “Great Society” anti-poverty programmes. It represented a degree of radical activism that reached its culmination in the 89th Congress (1965-66) and indeed has never been repeated: that Congress was perhaps the only genuinely left-liberal one this century (outside the New Deal era, at any rate). The OEO's social policies were tied to a particular theory of public and social administration: that a “rival” federal agency to the existing ones (Health, Education and Welfare, now Health and Human Services; Housing, and Urban Development, et al) could escape their conservative norms. Both at the federal level and in the “field” agencies it spanned to implement its programmes, the new approach to social administration was to by-pass traditional channels. This short, illustrative rather than definitive article, examines how such an approach was undermined by both the U.S. political structure and by traditional “politics as usual”. It is but a snapshot of the era. However, it hints at the general problems that such approaches to “by-passing” traditional agencies and attempting to develop a new autonomy in social reform may have in many countries, especially those with decentralized political structures. For, while decentralized politics provides opportunities as well as barriers to reformers seeking to by-pass traditional elites (which themselves tend to be decentralized, mirroring political structures), it is suggested here that the balance sheet will tend to be negative from the viewpoint of reformist social administration.     

中国学术话语体系的译学审思--“反向格义”抑或“中西会通”

“反向格义”与“中西会通”是构建中国学术话语存在的两种认知取向和方法选择。近现代中西学术交流在反向格义过程中完成了对中国学术的形塑,同时也造就了中国学术对西方话语的依附,给中国学术带来相当的片面性偏差。对中国学术而言,不能为了避免西方话语的反向格义而在学术上走向自我封闭,会通中西方已有学术资源进行思想创新是建设中国学术话语体系应有的实践智慧和理性诉求。中国学术的发展道路不是简单地“去西方话语”,而是要以中国立场寻求与西方学术的深度对话,唯此才能避免在格义天平首鼠两端,在中西会通基础上建立中国学术话语的主体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