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基斯坦的战略选择：伊斯兰、联盟与进攻性防御

巴基斯坦自建国以来始终面临着外部压力和内部紧张,基于地缘状况、政府体制、意识形态、文化传统以及军事、经济、技术等限制因素,其逐步形成和发展了＂伊斯兰、联盟、进攻性防御＂的三大战略选择。本文对三大战略选择的历史轨迹及其内在局限和相互矛盾做出了简要考察,并提出巴基斯坦的当前和未来取决于主政者如何理解巴基斯坦的战略资源、能力、环境和历史使命以及如何克服三大选择的内在局限和相互矛盾。     

英美均势战略的比较与中国应对制衡的思考

英国大陆均势政策与美国亚太再平衡战略具有共同的思想渊源,但两者也存在着差异。从地缘政治看,英国以海权控制大陆;美国则以海权控制海域。从战略目标看,英国推行大陆均势政策主要是为了维护本国的安全;美国推行亚太再平衡战略主要是为了维持在亚太地区的霸权。从制衡手段看,英国主要采用单一的军事手段,美国采用军事、经济和规则等多种手段。相对于英国来说,美国的平衡战略呈现出新的特点。中国应根据这些特点确定反制衡的思路,针对不同对象进行灵活反制;把握好反制衡的尺度,并在斗争中积极进行合作。     

论"均势"的基本含义

本文为界定“均势”建立了一个区别层次且各层次之间相互关联的分析框架。在该框架内,阐释了均势的基本含义:国际体系层次的均势秩序、国家层次的均势外交和介乎二者之间的均势机制。文章对均势秩序的形态作了区分,重点区别了均势与霸权;对均势外交的原则作了深入剖析,重点分析了联盟战略;对均势机制的历史脉络作了梳理,重点揭示了其存在的延续性。最后,提出了把均势与中国的和平崛起相联系的问题,以进一步强调研究均势的现实意义。在研究中,作者主要运用了现实主义(包括传统现实主义、结构现实主义和进攻性现实主义)的视角,同时又从新自由主义的国际机制理论中获取了重要借鉴。     

试论国际战略的三种形态

国际战略，就是根据国家确认的安全标准和利益范围，运用政治智慧和外交力量，通过卓有成效的外交活动，最大限度地减轻外来威胁，确保国家安全和国家利益不受危害的艺术和科学。国际战略从属于国家战略，是国家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     

中美战略博弈背景下美澳同盟转型的特征、动因及影响

美澳同盟是美国亚太联盟体系的重要一环,是美国实施地区战略的重要工具。随着美国对华战略竞争的加剧,美澳同盟的转型进程加快。从同盟针对的目标来看,美澳同盟将围绕遏制中国的战略需求进行全面转型;从同盟内部关系来看,澳大利亚对美澳同盟的引导和塑造能力明显增强;从同盟性质来看,美澳同盟将从防御性同盟转型为进攻性同盟,进攻能力和威慑能力成为双方合作的重点;从同盟合作范围来看,美澳同盟的综合性特征更加明显。美澳同盟转型是美国调动盟友资源、推进“印太战略”部署和强化对华战略竞争的重要措施,同时也适应了澳大利亚缓解战略焦虑和制衡中国影响力的现实需求。这不仅使得两国在战略上深度捆绑,增强了美国对华战略竞争的力量优势,也使得澳大利亚处理对华关系难度加大,并冲击地区和平与合作的进程。     

因应与调适:战后日本国家安全保障战略的演化

2022年12月16日,日本岸田文雄内阁审议通过了包括新的《国家安全保障战略》在内的“安保三文件”,对日本的国家安全和防卫战略进行了大幅调整。对日本这一举措的理解和评估需要将之放在战后日本国家安全保障战略演变的整体脉络中,综合考察不同时期国际环境的变迁和大国关系的变化、日本决策者对这些变化的认知和解读,以及战后日本国内政治如“保革之争”、宪法“第九条”等对安全保障政策所构成的限制等因素,并对这些因素之间的互动情况进行系统分析。根据国内外环境的变化和日本的因应情况,战后日本国家安全保障战略的演变大致可以划分为四个阶段,即1945—1972年国家安全保障战略的发端、1972—1990年作为“经济大国”的战略摸索、1990—2009年冷战后的战略调整以及2009—2022年的国家安全保障战略转型。其总体发展方向是从“重经济、轻军备”的“吉田路线”向“普通大国”“军事化”和更加积极主动的自主安全保障战略迈进。安倍晋三第二次执政期间是战后日本国家安全保障战略发生转换的关键时期。     

弹性均势与中美印在印度洋上的经略

由于国际格局的变化,印度洋成为世界海权的"心脏",由此中、美、印三国的安全战略在印度洋上聚焦。尽管中美印三国的印度洋战略目标和手段各不相同,但三国在印度洋上的博弈呈现出一种"非敌非盟"的态势,"弹性均势"为此提供了理论解释。印度洋上的"弹性均势"在一段时期内难以打破,并呈现出不平衡态势。印度洋上的力量格局变化也为中国提供了进一步拓展利益的空间。     

浅析汽车企业战略联盟的成因及其对策

在残酷的汽车市场竞争中,汽车制造企业为了扩大市场、分散风险和获取经验,不断发展相互之间的战略联盟关系。在加入战略联盟的同时,还要求汽车企业加强自主品牌建设和供应链管理,建立多元化战略联盟方式和协调冲突机制,增强相互信任,从而促进汽车产业的协调发展。     

战略跟随与外交主体性：印太视域下的日本对南亚外交

自日本提出“自由开放的印太战略”以来,南亚国家成为日本建立印太地区秩序的重要一环。日本希望加强与印太地区各国的合作,不断加大对南亚国家的外交投入;但是,南亚国家之间的国力、政策取向等殊为不同,日本难以将南亚国家完全引导至其所希望的轨道。日本对南亚的外交,一方面在日美安保体制下,紧随美国的战略脚步,战略跟随特征明显;另一方面也有自身的战略考量,外交主体性逐渐显露。中国应高度重视其外溢性可能产生的对华影响,从理论与实践上做好相关知识储备与政策应对。     

中小企业跨国战略联盟:必要性与可行性分析

一般而言,由于实力所限,跨国战略联盟很少成为中小企业的战略选择。但是,随着经营环境的变化,以及中小企业国际化经营动机的增强,跨国战略联盟对中小企业的国际化经营有着越来越重要的意义,而且随着中小企业参与和构建跨国战略联盟的条件日渐成熟,中国一些具有相对竞争优势的中小企业应当充分利用这一战略工具来促进其国际化经营。     

印日安全关系分析:均势安全论与共同体安全论

本文探析后冷战时期印日安全关系及其演变动力,认同现实主义均势安全论对印日安全变迁的解读,即亚太地区战略环境的变化,尤其是权力结构的调整,是近年来印日安全关系调整的重要原因。但与此同时,本文还试图用建构主义的共同体安全理论解读印日安全关系,以期在某种程度上弥补均势安全论的不足。近年来印日双方安全互动明显增强,在互动过程中彼此将对方构建成"友好战略伙伴"身份,在此基础上形成了一些共有观念,并在共有观念的影响下逐步构建一种安全合作的习惯与文化。未来,印日安全关系有进一步发展空间,但印日安全同盟很难形成。无论印日进行何种安全互动都会对亚太地区的国际关系格局、区域安全和稳定产生较大影响。     

结盟均势理论中的“三明治”结构与大国崛起成败的实证分析

“三明治”联盟制衡体系属于结盟均势理论中的一个独特结构,它是伴随着因竞争性地缘环境下非现状国家权力曲线外延的快速扩展,而自发形成的权力对冲机制.这种权力模型在国际政治中的多次反复出现,为从理论上对其进行实证研究提供了充分的依据.本文通过对大国崛起进程中所面临的结构性压力和成败案例进行归纳与抽象,总结出某些具有长期、普遍指导意义的规律性认识,为今后更细致地预测与分析大国崛起的政治环境提供一种有益的理论框架.     

联盟信任变迁与美韩联盟转型

联盟信任与联盟困境之间存在密切关系。在双边不对称联盟中,联盟困境的抛弃与牵连对联盟信任的作用更为强烈,进而成为推动联盟转型的重要变量。在美韩联盟发展过程中,其联盟信任不断变迁。联盟初期,由战火锤炼铸就的美韩双向情绪性信任,中经尼克松冲击转变为情绪性—工具性信任,后冷战时代历经双方的战略调整与实力变迁影响,转为双向工具性信任。受联盟信任变迁的影响,美韩联盟也实现了由军事联盟向战略性联盟的转变,这是联盟信任下降与共有利益拓展的共同结果。     

对海洋霸权与大陆均势关系的再探讨

虽然以往研究海洋霸权与大陆均势关系的成果颇丰,但还是存在一些不足。为此,本文对海洋霸权与大陆均势关系的结构类型、运行机制及其影响等进行了深化与细化。在海洋霸权国国力大于或小于或等于大陆均势中的有关国家的不同情况下,大陆均势可以分为不需要海洋霸权仅凭大陆国家就能形成的大陆均势和需要海洋霸权且支持其中一方才能形成的大陆均势。不同的国力对比和均势构成情况,对海洋霸权与大陆国家的政治安全与经济发展所产生的影响是不同的。经过分析和比较,本文得出结论:海陆分界难分优劣,关系互补战略呼应,这就是美英极力推行海洋霸权与大陆均势战略的现实诠释。     

实施战略联盟 提升企业核心竞争力

核心竞争力是企业获得持续竞争优势的源泉,企业获得核心竞争力的一个重要途径是构建战略联盟。我国加入WTO后,经济环境发生了重大变化,缺乏核心竞争力的我国企业要想在资源有限、技术相对落后的条件下,在激烈的国际竞争中获得竞争优势,亟待通过构建战略联盟来获得核心竞争力。     

浅谈跨国战略联盟与我国汽车产业的发展

战略联盟(strategic alliance)最早由美国 DEC公司前总裁简·霍普兰德(J.Hopland)和管理学家罗杰·奈格尔(R.Nigel)提出,随即在实业界和理论界引起巨大反响。当前战略联盟发展体现出从线性的联盟链发展为立体的联盟网络、从实体联盟发展为虚拟联盟等五个新趋势。经过50多年的发展,中国汽车产业体现出具有互动功效、劳动力成本低等优势。同时,也存在组织结构分散、市场集中度偏低、缺少自主知识产权核心技术、资金相对缺乏等劣势。面对中国汽车前所未有的机遇和挑战,运用“比较优势”理论和“国家竞争优势”学说分析,中国汽车产业应建立“比较优势竞争战略”,积极实施有效的跨国战略联盟,以融入汽车产业全球化竞争体系,真正形成支柱型战略产业。在与跨国公司建立战略联盟时,我国汽车企业应注意观念的转变、扶持和培育大型企业集团、加强对战略联盟的管理、加强政府对企业联盟的宏观调控等四个方面问题。     

跨国公司在华子公司战略联盟绩效的影响机制分析

跨国公司在华子公司战略联盟决策,一方面要考虑其所处跨国公司战略网络的约束,另一方面必须与在华子公司的战略角色相协同.因此,跨国公司在华子公司战略联盟的绩效,将受到子公司在全球网络中的嵌入程度以及联盟伙伴的联盟认知和联盟能力的影响.在华子公司在跨国公司全球网络内部的嵌入程度越高,其联盟绩效受到其战略角色的影响也会越大;稳固的联盟认知包括联盟伙伴的目标认知、风险认知和资源优势等为联盟绩效的提高奠定坚实基础;而包括合作能力、关系能力、组织能力及学习能力等方面的联盟能力是提高联盟运作效率,帮助联盟企业实现比其他中间组织形式更多的合作收益,最大化战略联盟绩效的保障.     

战略性新兴产业的战略联盟网络化合作模式

战略性新兴产业作为我国"十二五"期间发展的重点,其竞争关键是掌握核心技术.而战略联盟正是获取核心技术的最有效途径,联盟的最主要动因是获利,其实质是依靠合作来竞争,为竞争而合作.合作过程中难免发生冲突并导致联盟高失败率,因此,联盟合作模式直接影响其创新进程.为解决该问题,迫切需要对战略性新兴产业战略联盟的合作模式进行剖析和创新设计.     

对冲与制衡:日本“印太战略”的地缘政治逻辑与制约因素

日本“印太战略”是依据日本在当前国际格局中的地位和地缘政治现实制定的,目的是对冲和制衡中国在印太地区影响的扩展,以维护当前有利于日本的国际秩序,进而实现维护日本的国家利益。日本“印太战略”在政治和安全领域主要依托“四国安全对话机制”,以构建地区同盟架构的方式,逐步实现日本的地缘战略。这既是当前东亚地缘政治的现实,也是日本作为海洋型国家的战略选择。但是,由于合作国家的战略偏好和地缘利益的差异以及中国周边外交的成功实施,特别是国际格局演变的趋势,从不同的层面制约日本“印太战略”的实施。日本“印太战略”是一项综合性战略,是对中国“一带一路”倡议的针对性措施,对中国地区利益的影响较为广泛,中国应从战略上予以重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