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参与全球数字经济治理的构想与实践CSSCI

随着数字经济的兴起,数字经济治理成为全球经济治理博弈的新焦点,而掌握数字经济规则的制定权已然成为当前国际竞争的制高点,包括日本在内的西方国家对此展现出较强的“积极性”。日本将建构全球数字经济治理规则视为外交新任务之一。在数字经济治理问题上,日本主要强调“三化一可”(“自由化”“公开化”“无差别化”“可信任”)的理念性原则,以突显其在规则设计上的“高质量和高标准”特征。在实现路径上,日本在双边或小多边层面构建“数字经济治理同盟”,逐步将自身设想转变为具有约束力的现实规则,同时不断加强自身在数字经济领域的能力建设,提升和参与数字经济治理相关的基础性战略辅助。日本希望以数字经济治理议题为切入点,“以小推大”,构建所谓“大国”政治形象,对外彰显“大国”政治影响力,对内服务经济社会的发展需要,为其国内经济结构升级和社会转型创造基础性条件。但囿于国内经济界的意见与设想、日本自身的外交能力与影响力、对数字经济的现实应用,以及全球政治经济博弈格局的嬗变等多方面因素,未来日本数字经济政策取向仍存在较大不确定性。     

“新常态”与中国经济外交

随着国内经济发展转入"新常态",中国经济外交亦同步性地进入新常态阶段。尽管如此,"新常态"中国经济外交合理继承了其原有的基本内容和战略目标,并展示出独特的内涵与创新。"新常态"中国经济外交更加强调中国在全球经济中的"引领"地位,并在更高水平上服务于中国经济发展,同时坚持多元化的实施路径,进一步拓展经济合作的半径与渠道。基于此,"新常态"中国经济外交积累了新优势和新动能,为推动全球经济治理体系改革提供更多、更为丰富的公共产品。未来,如何进一步提升其自身的实效、如何将强大的经济影响力转变为务实的政治影响力是中国经济外交亟须解决的重要难题。     

世界卫生组织在全球卫生治理中的中心地位及其面临的挑战分析

世界卫生组织作为在全球卫生治理领域最具有权威性与普遍性的机构,在促进全球卫生治理方面在不同时期、不同程度上发挥了引领者、协调人、保证人和信息中心的作用,总的来说,具有中心地位。通过考察在非典疫情、埃博拉疫情和新冠肺炎疫情中世界卫生组织的应对和贡献,可以看到该组织在全球卫生治理中的重要作用,也可以了解世界卫生组织在资源、权威方面的有限性,以及影响其运作成效的制约因素。尽管全球卫生治理在传统意义上属于"低级政治"领域,但疫情自身的特点、各国的政治体制和社会文化,以及各国的现实利益考量和大国间的政治博弈,都是影响世界卫生组织在全球卫生治理过程中的中心地位的重要因素,其中,利益考量和大国间的政治博弈是主要因素。世界卫生组织在全球卫生治理中的地位,根本上取决于中国、美国等主要行为体的政策及其互动。     

战后日本国家主义分析——以安倍版国家主义为中心

国家主义在近代日本政治思潮中呈现出阶段性特征和独特之处。二战前,天皇制极端国家主义恶性膨胀,使东亚国家深受其害。二战结束,标志着极端国家主义彻底失败。从战后初期开始,以岸内阁为代表,实施带有国家主义色彩的政治追求,但遭到战后民主主义的抵抗而遇挫。20世纪80年代初,中曾根提出"战后政治总决算",立志构建"国际国家""政治大国""文化大国",这是战后国家主义思潮的政治反映。小泽提出对日本进行全面改造,以建设"正常国家",这是在冷战结束背景下国家主义的变种。安倍执政后,将安倍版国家主义思想贯彻到内外政策当中。安倍版国家主义思想既有时代性,又有复古特征,既是对当今社会思潮的反映,又是面对全球竞争的现实选择。     

观念与日本的中东外交

战后日本的中东外交不仅受到权力分配、石油需求等物质力量的影响,更受到观念因素的支配。影响外交行为的观念因素可分为两个层次。第一层次的观念,决定了行为体对自身身份和利益的建构。战后日本外交的指导观念由"吉田主义"到"多边主义的国际贡献"再到"日美同盟贡献"的转变,强化了日本对自身政治大国身份和利益的建构,在目标设定上由"弱势介入"转为"强势介入"。第二层次的观念,为行为体达到目标提供了知识,并通过对现实环境的认知与归因为政策路径的选择提供了指引。二战后随着主导介入中东政治的观念由"平衡价值交换"转向"构建地区秩序",日本对中东外交的介入方式也由"弱"变"强"。日本政府需努力证明它们与传统的和平主义政治文化之间在本质上不存在冲突。随着相关立法的不断推进以及未来可能发生的宪法修改,新观念正不断嵌入制度,并将最终演化为指导日本中东外交的长期战略。     

日本对中亚外交的历史考察与现实分析

从战略上讲,日本对中亚的外交演变经历了以经济援助为主到目前政治对话为重心的过渡,经济援助政策虽然具有很大的影响力,但基本上已经从属于其整体的地区外交战略,其目的已经超出了“能源外交”和“贸易外交”等经济利益的范畴,寻求政治大国的地位和维护自身地缘政治安全等国家战略利益日趋居于主导地位。     

日本对东南亚国家外交战略的历史演变与走向

东南亚国家是战后日本开展外交最早、影响最大、根基最巩固的地区之一。日本根据自身对外战略的转移与东南亚地区形势和地位的变化而不断调整对东南亚的外交战略,显示了其政策上的连续性。为了主导东亚一体化进程,加快政治大国步伐,以夺取地区政治经济主导权,成为了日本外交战略演变的根本动因。在新的历史条件下,随着东南亚地区各种政治力量的博弈与平衡,日本在推动东亚合作一体化进程,积极应对全球性问题,深化与经济盟友关系,加强与中韩等东亚大国的合作,提高对东南亚国家的援助水平等方面,势必成为日本对东南亚国家外交战略的新走向。     

论大国地区战略中软实力的运用——以中美东南亚地区战略为例

在全球新冠肺炎疫情凸显及各国复合相互依存深入拓展的时代背景下,地区战略谋划和地区战略选择在大国外交战略布局中的地位日益重要。大国地区战略的制定与实施既要考量国家在该地区所扮演的角色,更要考虑如何运用包括政治、军事、经济和文化等硬实力与软实力在内的多重国家力量,与其他国际行为体进行战略博弈,以谋求利益最大化。尤其是软实力所包含的制度认同力、文化与价值观吸引力、经济发展道路影响力,以及军事外交沟通力等要素,在大国地区战略博弈过程中发挥着独特作用。本文以东南亚地区为例,从政治、经济、安全等多层面分析了软实力在中美东南亚战略博弈过程中的运用,并得出结论:平衡中国软实力及中国"整合型"战略的影响力是美国"盟主型"战略的重要指向,且主要体现在以获取实质性利益及制度性权力、认同性权力、同化性权力为目标的战略选择过程之中。     

“一带一路”倡议背景下日本亚太战略新动向

近几年,东北亚地区形势发生新变化,这对日本的区域外交与安全战略产生了重要影响。美国特朗普政府改变了地区政治与安全博弈规则,对亚太地区战略做出重大调整;中国提出的"一带一路"建设正在稳步推进并取得显著进展。但进入2017年,特别是在5月中旬召开的"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后,日本对"一带一路"倡议的认知发生了变化:寻求有限经济合作;在政治和安全上提高的警惕性;展开相应的看似矛盾的外交行动。日本一方面选择在经济领域与中国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开展第三方市场合作,另一方面推动"俯瞰地球仪外交",调整安全战略,强化经济外交,推动"印太战略"以对冲"一带一路"倡议。     

安倍内阁的中东外交:战略、地区秩序与困局

安倍晋三第二次执政后,中东外交成为日本全球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作为"自由开放的印太战略"的重要连接点,日本力图在中东地区构建以自身为核心的跨国经济环流;通过创建新的能源贸易规则,谋求改变全球能源版图;通过对话扩散价值观及政治理念,在中东地区培育构建全球秩序的支持者。这些战略层面的政策与行动,构成了日本积极主动的中东外交的核心。但在地区秩序层面,日本总是通过平衡各方关系并兼顾与美国的同盟立场,来充当地区政治协调者的角色,故日本的中东外交又往往表现出被动应对的特征。要化解这一内在矛盾,日本只有拓宽自身的战略视野,同包括中国在内的更多国家开展战略合作,才能更好地应对各种复杂局面,维护自身利益。     

从“双层博弈”理论看冲绳基地问题

安倍政府在冲绳美军基地搬迁问题上的博弈目的在于,借国内外"双层博弈",阐述"积极和平主义"特定逻辑。安倍提出的"积极和平主义"内涵具有不明确性。安倍政府亟须借助围绕基地问题的"双层博弈"等途径,建构全面指导日本内政外交的"积极和平主义",以期既能使基地博弈成为实现大国发展战略的一环,又能使"实现特定意义下的军事政治大国化"的政策逻辑得到具体"实践",影响并逐步成为日本社会的惯性思维,进而使人们无意识地忽略"确保日本安全"与"军事政治大国化"之间是否存在必然联系,安倍政府甚至可能因此获得更广泛的支持。     

论安倍大战略调整的目标与手段

2012年12月底安倍晋三第二次担任日本首相以来,大力调整日本大战略。他秉持政治右倾化的理念,将"夺回""强有力的日本"作为日本的大战略目标。在此基础上,安倍全面改造提升大战略手段:经济上通过内部增长战略和外部经济外交重振日本经济;政治上以转变安保体系增强军事行动力、以战略性的外交活动提升外部影响力;意识形态上以政治右倾化思潮取代和平主义的主导地位、为大战略调整提供精神动力。经过此轮战略调整,日本政治右倾化更加明显,对东亚地区的安全威胁进一步上升。     

日本的南太平洋外交战略演变与太平洋岛国峰会——从环境外交到海洋外交

由于二战后日本与南太平洋岛国外交发生演变,有必要探讨日本从环境外交向海洋外交转变过程中对该地区的外交定位。二战结束后,日本势力一度彻底退出了南太平洋地区。随着战后日本经济迅速发展和南太平洋岛国纷纷独立整合组建"太平洋岛国论坛",日本从20世纪80年代起,重新开始加强对该地区的外交攻势。此后,通过举办八届"日本—太平洋岛国首脑峰会",日本对南太平洋地区的外交逻辑实现了从环境外交到海洋外交的转变,在历史惯性和现实主义外交的双重作用下,日本力求在南太平洋地区构建符合自身利益与偏好的外交模式。目前,日本已将其对南太平洋岛国的外交,提升到与中东地区、非洲的"西翼"并重的高度,成为其海洋战略的"东翼"。中国今后在南太平洋地区的外交将不得不直面日本的海洋战略,并与之展开博弈。     

美国拜登政府的数字贸易治理政策趋向及我国应对策略

通过分析拜登总统的党派属性及其在数字贸易治理领域的一系列举措,本文认为拜登政府的数字贸易治理政策趋向将呈现出四点特征:第一,更注重美国高科技发展,除加大高新科技的研发投入外,还会通过"构建国家知识产权规则联盟"和"有选择松动技术出口管制"来捍卫高科技产业利益。我国在顶尖科技和知识产权保护领域将承受更大压力。第二,积极缔结《美英自由贸易协定》推动"美式模板"演进升级,打造全球数字贸易治理的黄金标准,其中的金融科技沙盒创新计划和新兴技术行业标准设定会给中国带来压力。第三,将借助《数字经济伙伴关系协定》(DEPA)之壳重返亚太数字贸易治理的引领者地位,我国在亚太的数字贸易治理影响力将受到抑制。第四,务实推进WTO数字贸易谈判,弥合与欧盟在数字服务税、跨境隐私保护等问题上的间隙,"数字贸易治理地缘政治竞争"和"数字产品及服务对华准入"会成为中美对抗焦点。据此,本文提出四点对策建议:提升我国在顶级技术上的自主研发能力;积极开展数字贸易治理合作和制度协调,部分理性对接"美式模板";理性深入开放国内数字服务市场;强化我国在亚太数字贸易治理领域的影响力。     

欧盟气候外交的地缘政治转向：特征、动因及影响

作为国际气候治理的重要主体,欧盟气候外交对气候变化的全球治理具有重要意义。近年来,在国际格局加速演进、全球地缘政治紧张加剧的背景下,欧盟气候外交也出现了地缘政治转向。其气候变化的“全球公利”治理视角有所削弱,更强调各国应对气候变化的竞争性,并将欧盟气候变化的相关举措视为提升大国竞争中实力与影响力的工具。此外,俄乌冲突的爆发也将进一步加大欧盟气候外交的调整。考虑到欧盟在全球气候治理合作、世界经贸体系及全球秩序维护上的重要作用,欧盟气候外交的调整与变化将产生较大外溢效应,为全球气候合作带来挑战,也将为中欧气候合作制造复杂性。     

日本软实力外交探析

日本的软实力外交有着丰富的资源和不俗的成绩,主要表现为多边外交成效显著、文化外交成就突出和国内发展深受瞩目等三个方面。21世纪后的日本非传统外交紧紧围绕恢复和发展经济、夺得全球政治大国地位以及在东亚区域合作和中美日三角关系中赢得主动权等主要战略意图展开。它也存在着如经济持续不景气和国内政治体制僵化的约束、外交战略内在紧张以及右翼势力干扰与社会结构封闭等诸多缺陷。     

中国崛起的国际政治意义

中国崛起引起国际社会广泛关注,并出现了"中国威胁论".本文认为,中国外交的走向是和平与合作,融入现行国际政治秩序,在现行国际秩序内参与全球治理.中国的崛起与历史上其他新兴大国的崛起有着根本性的不同,因而具有不同的国际政治意义,"中国威胁论"缺乏理论与现实依据.     

大国竞争与日本经济安全战略构建

大国竞争背景下，日本违背经济规律，侧重安全和政治逻辑，加速构建经济安全战略，其目标是在“战略自主”下摸索新的经济安全道路，追求实现日本经济的自律性、不可或缺性和主导性。对内，日本积极完善战略体系，加强战略管理，提升安全能力和强化战略支撑。对外，日本以“新时代现实主义外交”为指导，在关键领域实施对华“脱钩断链”和“友岸外包”政策；以日美合作为中心，追求对接美欧经济体制和市场规则，深度融入欧美经济圈，并战略性扩展与志同道合的国家进行经济安全合作，重塑自由主义国际经济安全秩序。日本经济安全战略存在明显缺陷，内含的强烈地缘政治竞争和安全战略博弈意图也会导致大国竞争在区域层面更为激烈，给地区发展、安全以及中日关系造成更复杂和严峻的挑战。     

战后日本的公共外交

二战结束以后,日本由于政治及军事外交的开展受到国际社会和国际法的限制,公共外交成为其摆脱美军占领体制、发展与邻国关系以及谋求政治大国地位的重要途径。通过人员与文化交流、加强对外宣传、推行外向型的文化教育、经济与文化援助以及动漫外交等手段,日本公共外交为达成其外交目标发挥了重要作用。但受其自身独特政治文化及国内右倾化思潮的影响,并受日美基轴及相关政策的制约,日本战后以来的公共外交并没有收到预期的效果。     

论世纪之交的日本外交战略

世纪之交的日本外交战略是,充分利用其已有的经济实力,以日美同盟为基础,以大国外交为基本手段,以联合国等国际组织和地区组织为对象,占据政治大国的地位,以亚太为中心,建立起地区和全球的新的安全框架,以应付未来国际关系格局的变化,维护和扩大日本在全球的经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