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法文化视阈中的鲁迅与越文化

鲁迅习书早,书写时间长久,书写量巨大,且形成独特风格并影响深远,所以应被视为书法大家.鲁迅的书学之路是从越地绍兴起步的,从外部社会文化到家庭教育以及书法之乡的浸润、教育和习染,越地绍兴都可谓是从多方面影响鲁迅修习书法的生成性场域.越文化的精神内涵从多方面给予鲁迅书法以滋养.越文化作为海洋文化的开放性特质对于鲁迅书法多元多向吸收产生有益影响;越文化的务实精神,坚韧顽强精神和勤奋之风对于鲁迅书法也产生积极影响;复杂深厚的越文化促成了鲁迅书法的书写内容“硬”“韧”特质与书艺“和静”“古雅”韵味组合共生这一奇特现象;以鲁迅墨迹为元素化成的牌匾、联语、中堂、条幅及碑石等,也已经成为当今越地文化特别是绍兴城市文化的有机组成部分.     

“‘越文化视野中的鲁迅’学术研讨会”综述

越文化对鲁迅有着全面而深刻的影响 ,在研讨会上 ,与会专家就“鲁迅思想的越文化渊源”、“鲁迅与越地人物的精神联系”、“鲁迅作品的越文化表征”等问题进行了深入的探讨 ,形成了一系列新观点 ,推动了鲁迅研究在新世纪的进一步发展。     

鲁迅:越"名士文化"之个案分析

绍兴有“名士乡”之誉 ,鲁迅为众多名士中的典型代表。以鲁迅为个案研究 ,可发现越地名士的若干“文化基因” ,此种基因最早形成于史前时期 ,此后在漫长的历史时期中 ,隐性的文化基因得到了显性的张扬 ,而良性的循环形成了越地特殊的文脉 ,多年流淌 ,终于造就了特殊的“名士乡”。     

从区域文化视角对鲁迅现代性文化思想的深层开掘——《鲁迅:从越文化视野透视》序

王晓初的<鲁迅:从越文化视野透视>从"越文化"视角切入透视鲁迅,在宏大的视野中梳理与提炼了鲁迅生成的越文化传统与背景,进而在鲁迅对越文化精神之源的追寻与对鲁迅文学文本的越文化底蕴的探究中清晰地呈现出鲁迅与越文化深厚的渊源关系.进一步在中国文化现代化纵坐标与"世界史"横坐标的交织中深刻地揭示了鲁迅作为中国现代文化之父的现代性意义,是鲁迅研究界一项不可多得的研究成果.     

"‘越文化视野中的鲁讯’学术研讨会"综述

越文化对鲁迅有着全面而深刻的影响,在研讨会上,与会专家就"鲁迅思想的越文化渊源"、"鲁迅与越地人物的精神联系"、"鲁迅作品的越文化表征"等问题进行了深入的探讨,形成了一系列新观点,推动了鲁迅研究在新世纪的进一步发展.     

鲁迅意识深处的越文化“场”

鲁迅在绍兴生活了他一生的三分之一,不管他是否意识到,在他的意识深处,始终存在着一个越文化“场”。这表现在在鲁迅各种形式的作品中,不时浮现出一种“故乡情结”;鲁迅的精神气质,可用“硬”和“韧”二字概括,而这正是越文化的传统;在鲁迅的思维方式上,也显示了越文化“崇实”和强烈的批判意识的思维特征。     

“剑”“书”合一:越文化对鲁迅的影响新论

从越地"剑文化"衍生出的反抗复仇的独异精神与越地"书文化"衍生出的个性觉醒意识构成了现代鲁迅生成的内源性因素。在青少年时期,特别是在家道中落后的现实境遇中,鲁迅很易于接受越文化中代表反抗和复仇精神的"剑文化"的影响;而当他受到西方文化的洗礼后,便又唤起了他对越文化中代表人之觉醒的"书文化"的自觉发掘。在有意识地从越地"剑文化"向"书文化"开掘的转变过程中,鲁迅逐渐形成了内"剑"外"书"的精神结构,而这不仅决定了他兼具"战士品质"和"文人情怀"的两面性,也使得他在创作中表现出亦"剑"亦"书"的文学风格。     

"鲁迅与浙东文化"论纲(一)

“鲁迅与浙东文化”这一研究课题,是着眼于鲁迅一生与故乡文化的联系来探讨他与中国民族文化及其近现代以来的发展的整体关系。近十余年的“传统文化热”(或称“国学热”),带来我们对鲁迅愈益严重的隔膜、疏离以致对立,在这种对立情绪中所从事的鲁迅与中国传统文化包括他的故乡文化联系的研究,是有悖于鲁迅的精神世界与民族文化在整体上特有的联系方式和内涵的。鲁迅对中国固有文化的批判表现出对民族“固有之血脉”的追寻和发展,建立在他与浙东特殊的地理历史文化传统的深刻联系之上——“鲁迅与浙东文化”的研究,就是对这样一个问题的追问和思考。笔者梳理了浙东特殊的地理历史文化传统的形成和发展衍变,在此基础上,阐释了鲁迅对此的体认和追寻建立在他与故乡文化的“血缘与地缘”关系之上,是在他主体意识参与下通过“复活—认同”、“深化—辨异”、“升华—消解”实现的。     

论鲁迅与越文化的精神联系

探讨鲁迅文化思想特征,我们应该重视鲁迅与越文化的精神联系。越文化作为地域文化母体对鲁迅所产生的影响,是在文化之根这个终极性的问题上发生效应的。同时,正是基于这个文化之根,鲁迅广泛地接受近代西方文化影响之后,在激烈地反传统之中,并没有片面地陷于全盘西化的鼓吹中,而是与这种文化之根保持着内在联系,努力探寻着一条建构20世纪中国新文化思想体系的道路,从而代表着整个中华民族文化的发展方向。本文对鲁迅与越文化在精神上的联系,进行探讨。     

性格的张力文化的趋同--纪念柔石诞生100周年,重读《为了忘却的纪念》

鲁迅与柔石特别“投合”。在《为了忘却的纪念》中 ,鲁迅对柔石的好感显示了一种毫无保留的态度。究其原因 ,一是柔石和鲁迅都具有一种性格上的张力特征 ;二是文化上的趋同 ,两人都来自浙东 ,都存有越文化优秀传统的印痕。     

鲁迅与吴越文化

从地域文化角度解读鲁迅的文学创作 ,解读鲁迅与地域文化之间的关系 ,是鲁迅研究中的一个新课题。本文简述了鲁迅故乡的吴越文化特征 ,分析了鲁迅对浙东越文化的感悟、认同 ,及其在现代文化思想启迪下对吴越文化传统的扬弃和升华     

吴越人文精神与鲁迅的反抗复仇气质

区域文化对生于斯长于斯的作家影响是非常深刻的。越人自古以来自强不息 ,敢于反抗的人文精神 ,对于鲁迅复仇气质的形成有着潜移默化的濡染 ,这在他的思想、作品中得到充分体现     

试论蔡元培与鲁迅“和而不同”的文化性格

蔡元培与鲁迅 ,同出越乡而在中国百年现代进程中双双成为“泰斗”与“楷模” ,但二者业绩同辉而文化性格殊异 ,实乃“和而不同”的现代文化巨人 :一、他们是现代中国的文化先驱 ,既是从“旧垒”中率先走向现代的先觉者 ,也是从辛亥流产的阴影中走向五四的先驱者 ,又是抗日反蒋的战友 ;二、他们是“和而不同”的文化巨人 ,在中西文化的价值取向上 ,在文化重建的基点———育人立人的方针上 ,在文化转型的哲学观念和行为方式上 ,均可谓殊途同归 ;三、其异同之根源在同源异流的传统、西方和地域文化承传。文章提示 :从历史造就的这两位现代文化巨人“和而不同”的风范中 ,获取新世纪文化建设的启悟。     

鲁迅性格越文化溯源

鲁迅的性格是复杂而多元的,与越人的性格原型、越文化的精神气质上存在着沟通和承传.而越地文化的复杂内涵孕育出的越人,总是以矛盾的形式表达着自身的性格魅力.对这种矛盾复杂性的原始基因的追溯需要从多个层面的展开,尤其应注意从地理环境与历史变迁对于越人性格、越文化生成的意义这一层面来加以探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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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迅有“三绝”,即“创作、翻译和辑佚”。本文从创作、翻译和辑佚三个方面论述鲁迅对绍兴地方文献所作的巨大贡献,并认为越文化情结和忧患意识是鲁迅取得成功的最主要原因。     

鲁迅杂文风格形成论——从地域文化的角度

故乡独具特色的地域文化是鲁迅杂文风格形成的精神渊薮之一,由特殊的地理环境、历史脉络、风物人情创造,并经由一系列杰出人物承续的越地文化从精神影响的层面造就了鲁迅杂文的怀疑精神以及深刻、慷慨悲凉、冷硬峭拔等风格.鲁迅也因其深广而持久的影响力,成为地域文化传承中的重要环节汇入历史的长河.     

“哲学意味”与“补史之阙”

传统上西方人为小说辩护的理由是它“更富于哲学意味” ,中国人的辩护理由是它“有可观之辞”。从文化传播的角度看 ,小说的功能正在补正统文化之缺 ,后一种理由更符合实际。文人大规模地介入小说活动 ,使小说成为沟通各种文化的公共领域。 2 0世纪以后 ,西方出现了将哲学“非中心化”的主张 ;从鲁迅开始 ,中国现代小说摆脱“历史癖” ,强化了批判精神。当代小说仍应发挥传统 ,沟通文人的批判意识和民众智慧 ,采取积极策略     

试论鲁迅的文化性格及其越文化印痕

新世纪的鲁迅研究应该进一步"回到鲁迅那儿去",要重视鲁迅自身,重视鲁迅身上最恒定的,最富于个性色彩的,明显的与他人有别的带有基本特征的东西,如鲁迅的文化性格和鲁迅身上的越文化印痕就是值得我们关注的两个问题.鲁迅之为鲁迅,是由于他有特殊的文化性格,即独立自由的现代人格精神,这种文化性格不仅仅在殖民地半殖民地时代,而且在这之后仍然是中国人民最可宝贵的性格.形成鲁迅宝贵的文化性格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其中我们可以发现越文化深层的印痕.     

鲁迅所处的时代与鲁迅的"骂人"现象

鲁迅“骂人”是特定时代的特定文化现象 ,并不只是鲁迅在“骂” ,事实上是更多的人在骂鲁迅。与其纠缠于鲁迅的“骂人” ,不如更多地去了解鲁迅所处的时代。如此 ,才能更好地了解鲁迅“骂人”的形而上意义。     

预设的标尺与错位的批评——就鲁迅《文化偏至论》与邓晓芒商榷

邓晓芒的《鲁迅思想矛盾探源》等两篇文章,批评“鲁迅的思想矛盾在《文化偏至论》中暴露得相当多”,是“对西方文化的误读”。邓文引证鲁迅不熟悉卢梭的论据,实为鲁迅的反讽用法,不足为据。邓文认为鲁迅批评法国大革命不妥,是未能理解鲁迅“任个人而排众数”的方略,因它是为着抵制卢梭《社会契约论》中乌托邦式“公意”说的误导;而“掊物质而张灵明”的方略,则是在价值观方面反“唯物质主义”。邓文所列的多种判断,可一一回复：鲁迅从未追随“霍布斯鼓吹专制独裁”,更多的是接受约翰·穆勒《群己权界论》中“国群”对“小己”压制的观念;鲁迅从未退缩,不少杂文、小说中充溢、飞扬着尼采的强力意志;鲁迅从未以儒道学说为根本,明确表示过孔孟的书“和我不相干”。邓晓芒以先验的预设命题来框就、评判鲁迅,无异于使用了古希腊的“普罗克拉斯提斯之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