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口总量预测模型新探--与赵进文教授商榷

文章提出了赵进文教授构造的中国人口总量与GDP总量关系模型的两个缺陷,并依据1952～2002年年度中国人口总量的统计数据,采用逐步回归分析法,构建了预测中国人口总量的自回归模型。模型的参数检验结果表明,自回归模型不仅弥补了赵进文教授模型的缺陷,而且对中国人口总量也有较强的预测能力。     

对中国人口总量统计误差的研究应该慎之又慎--兼与梁中堂教授商榷

中国人口总数问题,是一个重大而严肃的课题。几个百分点的推算误差得出的研究结论就会产生很大的绝对数量差异。在这一问题上,不应该对人口普查事后质量抽样调查抱有偏见,更不应该用资料不充分、方法不精细、结论不可靠的研究来重估中国人口数量。     

也论中国人口的百年战略--兼答李小平先生

引言 2004年年底的某一天,我从中国人民大学书报资料中心出版的<人口与计划生育>选刊上读到了李小平"论中国人口的百年战略与对策"的全文,原文出自国内颇有影响的<战略与管理>杂志(2004年第三期).实际上,我与李小平已在诸多场合(网络、论坛、研讨会等)进行过"交锋",坦率地说,我十分敬佩他学术上的执着,也丝毫不怀疑他忧国忧民的纯粹;但是,另一方面,我又为我们双方虽多次争论,却未能在一些基本问题上达成共识而感到遗憾,我曾决定放弃这种没有结论的争论.不过,当我再次看到他的这些观点,而这些观点还依然有一定的代表性时,再次看到他希望能够得到正面回应时,一种责任感油然而生,我拿起笔,将我的观点总结整理一番,也算是对李小平先生们的再次回答,希望能达到一些共识,也能为制定中国人口长远发展战略做一些益事.     

什么是历史人口学--与葛剑雄教授商榷

中国人口史的研究近年来得到了迅速的发展,人口史方面的著作已有数十部问世,发表的论文也有数百篇之多,但是人口史理论方面仍显薄弱,甚至连这门学科的名称都没有统一的认识。应该肯定的是葛剑雄先生在《中国人口史·导论》中对人口史理论做了较长篇幅的总结,这对中国人口史的研究无疑具有重要参考作用,但是笔者有些地方并不赞同《导论》的观点,在学科定义方面分歧尤大,特此提出商榷,并将学者们这方面的观点作些简单的整理和分析,从研究对象、学科名称等方面提出个人的一点看法,望同仁指正。1人口史是人口记述吗?葛剑雄给“人口史”下定义说:…     

清代北方城市人口研究--兼与施坚雅商榷

本文采用实证的方法,建构了清代华北及陕甘两个不同区域的城市人口等级模式.认为清代北方城市化水平,并不由城市人口的多少来决定,而是由区域总人口的数量来决定.从清代中期至清代后期,中国北方的城市化水平降低,原因在于城市人口的增长速度不及人口总数的增长速度.南方的情况与北方相同.据此对施坚雅(G.William Skinner)关于清代中国城市人口的研究结论提出疑义.     

也谈相对过剩人口的性质——兼与卓祖航同志商榷

《人口研究》1987年第三期发表了卓祖航同志的题为《试论两种不同性质的相对过剩人口》的文章,读后颇受启发。但同时感到,文中亦有值得商榷之处。谨写下文,不妥之处,请予指正。 一、卓祖航同志在文中指出“其实在马克思的人口理论中,相对过剩人口不仅有相对于生产力水平的过剩人口,而且还有相对     

出生人口数量增多是我国第三次出生高峰的主要内容——兼与查瑞传老师商榷

1986年以来,我国年出生人数再次出现了增多的势头,引起了人们的关注,在各种场合广泛议论作我国第三次出生高峰的到来。但在许多讲话、文件、文章表述形式上更多的人使用了“生育高峰”。这一提法模糊了当前的人口形势,若以此为出发点,将会导出不同的决策和措施。为了正确认识目前我国人口的发展势态,查瑞传老师在《人口研究》1991年第3期发表了“我国第三次出生高峰不是一次生育高峰”,肯定了这是     

我国各地区农村非农劳动者知多少——兼与辜胜阻等同志商榷

自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国农村非农业劳动者不断增加,在农村乃至整个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中越来越引起人们的瞩目,成为人口学、经济学、地理学、社会学、劳动就业等许多领域的重要研究内容。我国各地区农村非农劳动者人数究竟有多少,是目前学术界较为关心和尚未获得满意答案的问题。我们认为获取全国各地区农村非农劳动者数应遵循如下三原则:准确性、连贯性(指时间上有较好后续性和一定的前溯性)、统一性(各地区的数据来源、统计口径、统计时点相同)。因符合上述要求的各地区农村非农劳动者数在各种统计资料中无法直接查到,故在以往     

也谈人口政策的理论基础——兼与王冰同志商榷

<正> 我们研读了《人口学刊》1989年第5期王冰同志的文章——《人口政策的理论基础是人口社会控制》,颇有感触。我们认为对人口政策的理论基础展开探讨和争鸣,对于贯彻执行党的人口政策,发展马克思主义的人口理论具有重大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本文仅从一般人口规律的角度,提出一些看法参加讨论,并希望大家指正。     

再论大城市超低总和生育率中外来流入人口的分母效应--与郭志刚教授商榷

郭志刚教授对本人原文的潜在含义存在一定误解,其所做检验不足以否定本人原文的基本结论.出生漏报和育龄妇女婚育年龄推迟过程中对京津沪超低TFR的影响因素固然存在,但外来流入人口的分母效应同样不容置疑.     

中国的总人口与人口增长

1 关于总人口的统计口径在利用普查资料分析中国人口的发展变化趋势时,经常被引用的总人口有三种口径.一是大陆各省、市、自治区人口数,不仅包括现役军人.这是中国大陆户口统计年报中常用的一种统计口径,因为现役军人在地方没有户口,其人口不计入各省、市、自治区中,需要单独统计①;二是包括大陆各省、市、自治区人口和现役军人的大陆总人口;三是包括香港、澳门、台湾人口在内的全国总人口.     

中国人口结构面面观

1年龄结构 年龄结构是最重要的人口自然结构之一.按照通常的三分法,0～14岁的少儿人口比重超高,人口就越年轻;15～64岁的劳动年龄人口比重越高,潜在的经济活动人口和负担年龄人口就越多;65岁及以上的老年人口比重越高,人口就越趋于老年型.     

人口规模、消费结构和环境效率

人口规模的扩大和消费结构的转型是影响国民经济发展和资源永续利用的关键因素.文章通过超效率DEA方法测得环境效率,并基于STIRPAT模型实证分析我国人口规模、消费结构对环境效率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2000 ～ 2013年间全国各省环境效率整体呈现波动下降的趋势,区域差异较大.对于人口基数庞大的中国,现阶段人口规模的扩大对环境效率有着负向影响,消费结构作为人口与环境作用过程中的关键中间变量,根据不同的类型与环境效率之间呈现出不同的关系.具体来看,生存、享受型消费与环境效率呈现“U型”关系,拐点分别为60.18％与29.20％,发展型消费与环境效率呈现线性正相关关系.并且随着消费结构的升级,人口规模对环境效率的不利影响将得到明显的改善.     

中国人口规模与年龄结构矛盾分析

本文针对中国人口规模与年龄结构的矛盾 ,对老年人口规模与人口老龄化关系 ,提高目前生育率的结果 ,抚养比的实质内容 ,“四二一”家庭的影响以及如何协调人口总量控制与人口年龄结构调整双方矛盾等问题进行了深入分析 ,明确提出了总量第一、结构第二的观点和论据     

低生育水平下中国人口规模与年龄结构的变化

本文借助一些机构对21世纪中叶中国人口变化的预测 ,就未来50年低生育水平对中国人口规模和年龄结构的影响进行了初步的分析     

中国老年贫困人口规模研究

利用最低生活保障数据,采用不同贫困标准,对中国老年贫困人口规模进行测算。采用农村贫困线和"1天1美元"两个标准,测得农村老年贫困人口规模在1 400万人以上;采用城镇最低生活保障标准和"1天2美元"两个标准,测得城镇老年贫困人口规模在300万人左右。这样,中国老年贫困人口总规模近1 800万,老年贫困发生率超过10%。     

中国各阶层人口的数量及阶层结构--利用2000年第五次全国人口普查所做的估计

文章利用第五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结合国际职业声望量表和每一职业中高中及以上文化程度劳动者所占的百分比,估计了中国就业人口的阶层结构状况.结果发现,位于社会底层的农民占各个阶层总人数的64%左右;"蓝领"工人占23.9%;"白领"阶层占12.2%,"白领"阶层中最上层的专业人员阶层和管理者阶层,仅占整个社会劳动者总数的1.1%.由此认为,中国阶层结构是一个底盘还很庞大的"烛台",这与和谐社会所要求的阶层结构还有一定距离.     

中国人口性别结构分析

人口性别结构是衡量一个国家或地区人口发展水平的重要指标,合理的性别结构、协调的两性发展是社会公正的重要体现,是构建和谐社会与实现人口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基础。通过对第六次人口普查数据的分析,可以发现我国人口性别结构具有人口性别比总体偏高、出生人口性别比明显持续偏高、人口性别比区域差异明显、城乡差距大等特点。针对我国人口性别结构现状,应从消除出生人口性别比的人为影响、健全和完善社会保障和养老制度、切实提高女性人口社会经济地位、完善法律体系建设、对不同性别死亡率差异进行专项研究等多方面入手,优化人口性别结构、促进人口可持续发展。     

1990-2010年广州青年人口增长及其社会构成变动

本文采用人口普查数据分析了1990-2010年广州青年人口数量增长与受教育程度、婚姻状况和职业构成变动特征.广州青年人口绝对规模扩大、增速下降和相对规模收缩.人口迁移流动是青年人口增长变化的最主要因素.青年人口的受教育程度构成由中低层次向中高层次转变,未婚为主、已婚有配偶居次的婚姻构成更趋向未婚状况,职业以体力劳动者为主、正逐步向高级化转变.这些社会构成存在性别和年龄差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