利益协调与社会和谐

现阶段我国社会矛盾和社会问题的实质是利益调整引起的利益失衡,说到底是利益矛盾和利益冲突。妥善协调各方面的利益关系,形成能够全面表达社会利益,有效平衡社会利益,科学调整社会利益的协调机制,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关键。本文首先探讨了利益、利益矛盾、利益分析法与利益协调机制,接着具体分析了现阶段我国的利益矛盾,然后论述了当前协调利益关系,构建和谐社会必须着力解决的几个问题。     

论合同效力的扩张

工业革命和现代科学技术的进步 ,使现代社会物质生活关系发生巨大改变。为了协调各种新型社会矛盾和冲突 ,立法者开始注重道德规范的调整作用 ,从而使诚实信用原则在协调当事人利益和社会利益方面的作用得到强化。合同效力扩张的“原动力”是诚实信用原则。合同效力扩张不仅表现为合同效力范围的扩张 ,而且表现为合同效力内容的扩张。并结合传统合同法理论和我国现行法律规定 ,对合同效力扩张的各种表现进行了具体研究     

构建和谐社会过程中的社会利益协调机制

随着改革开放和市场经济的进一步发展,带来了中国社会的转型,在我国社会转型时期,随着社会利益关系的重新调整与组合,各种利益之间的分化和矛盾,对当代中国的政治稳定和政治发展具有重大影响。为此,在改革发展进程中应积极构建系统的社会利益协调机制,以协调各种利益关系,实现和保持利益分化与政治稳定之间的和谐共进,促进国家的长治久安和社会的有序发展。     

公益诉讼与构建和谐社会

公益与各种利益的协调平衡是和谐社会的重要表征。私欲膨胀侵犯公益、政府违法或不当的行政行为侵害公益而又缺失相应的法律救济则会破坏社会的和谐与发展,成为构建和谐社会的掣肘因素。公益诉讼以其特殊的运行机理有助于维护公益、协调公益与各种利益的矛盾与冲突,从而与“构建和谐社会”有着内在的逻辑关联。因此,在中国构建公益诉讼制度既有必要性,同时又存在相应的法理基础与可行性。     

政策性农业保险立法的核心:利益选择与协调

利益的选择与协调是转型时期的中国立法无法回避的核心问题.从法与利益关系的视角而言,立法是对社会多元主体的利益进行确认、选择和协调的利益综合过程.对农业保险主体间利益冲突的认识是政策性农业保险立法的起点,政策性农业保险立法就是为了协调这种利益冲突而通过法律制度的供给对农业保险主体之间的利益关系进行重新定位,即通过确认国家的政策性扶持和规范政府在农业保险中的主导作用来平衡社会整体利益与个体利益的关系.从而实现农业保险主体在各自微观利益基础上的宏观整体利益最大化.     

浅谈利益关系及其分析方法

在我国，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社会竞争日益剧烈。各种利益团体之间的矛盾冲突的现象不断出现，令人困惑。这些都要求我们对利益规律及利益关系分析方法进行研究，以便能正确地看待各种社会现象，找出解决社会矛盾和问题的方法。……     

社区：城市利益关系调整的重要载体

利益关系是社会关系的本质,利益关系的和谐是社会和谐的重要内容,而作为城市社会构成基本单元的社区在调整城市社会利益关系、化解城市社会矛盾方面具有重要的地位和作用。如何发挥城市社区的利益调节功能,应从加强社区民主建设、完善社区服务和强化社区管理三个方面来协调社区利益关系,推动和谐社区建设。     

当前中国社会利益矛盾的特点及解决途径

当前,经济性利益矛盾已成为中国人民内部矛盾的根源性和主导性矛盾,并严重影响到中国的经济发展、政治稳定与社会和谐.只有科学分析经济性利益矛盾的主要表现及其特点,并找出正确有效的解决办法,才能妥善协调好各社会群体的利益关系,化解各种社会矛盾,促进社会和谐发展.     

土地纠纷中的利益协调与公共政策选择

化解土地纠纷，构建和谐社会，平衡协调各种利益关系，需要完善民主法治建设中的公共政策，来实现社会的公平正义。应立足于土地资源的系统性，关注隐性化的人地耦合与偏离这一矛盾，从利益协调的角度与公共政策的视角去寻求土地纠纷的化解，去规划应对当前土地纠纷的具体的公共政策，并提出相应的对策建议。     

转型期的社会群体利益矛盾和协调机制建设

当前主要的社会群体利益矛盾聚焦于贫富矛盾、干群矛盾、劳资矛盾三个方面。这些矛盾多是利益的冲突,需要通过利益协调机制的建立和健全来进行调整。因此,要建立完善通畅的利益表达机制、公平公正的利益分配机制、适度合理的利益补偿机制,逐步化解群体利益矛盾,从而实现社会和谐稳定。     

论法律意识现代化的标准

法律意识现代化的标准是评价社会主体对现代法律和法治主观把握状况的标尺,包孕着法律形式观现代化和法律价值观现代化的标准,而公民对法律的信仰状况则是评价社会主体法律意识现代化程度的综合性指标.法律的形式合理性观念是现代法律形式特质的主观心理确证,它包括法律规范的形式严整性观念,法律体系的完备、和谐的观念,法律的程序化观念和法律的效益观念;而法律的价值合理性观念是现代市场经济和民主政治内在法权关系和现代法的价值理念的体现,它包括自由追求与理性自律相统一、个人权利主张与社会利益维护相统一、人格平等和坦然面对差别相统一以及法律是维护合法权威与防止、制约权力滥用的统一的观念等具体价值指标.     

论和谐社会构建中的利益协调原则与运行机制

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必须理顺社会利益关系,化解社会利益矛盾,构建公平合理的社会利益格局。因此,需要多维透视利益问题,增强和谐社会构建的物质基础、加强和谐社会构建的政治保障、巩固和谐社会构建的精神支撑。在此基础上,建立健全利益引导机制、利益表达机制、利益约束机制、利益补偿机制、利益调节机制和利益疏导机制。     

虚假公证的危害及防治探析

我国的公证制度在社会生活和经济生活中发挥了很大作用,但虚假公证的出现使公证的公信力受到损害。西安宝马等彩票案中的虚假公证,看似偶然,实际是我国公证事业恢复25年来积聚起来的各种矛盾的总爆发。解决的途径是加强公证立法、深化公证体制改革,建立公证赔偿制度。     

社会保障立法与社会保障制度建设

我国在计划经济体制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转换过程中建立的社会保障制度,目前尚存在内容不健全、法制化程度低、实施机制脆弱的不足.比较国外较为成熟的传统型、福利型、储蓄型三种社会保障制度模式,我们可以从中吸取经验,受到启发,进而建立具有中国特色的、保障面宽、保障程度适中的社会保障制度.为此目的,我们必须加强社会保障立法,既要健全社会保障法律体系,又要严格社会保障执行的法律监督.     

矛盾凸显期农村纠纷调解的个案分析——基于鄂北一个村庄的纠纷调处记录

随着我国社会进入矛盾凸显期,农村各种矛盾纠纷日益增多,为及时调解纠纷,维持社会稳定,实践中各种纠纷调处机制应运而生。本文分析了鄂北一个村庄的纠纷调处记录,研究发现,较之于"以事实为依据,以法律为准绳"的现代司法准则,以"村庄法官"角色存在的调解者,不以立法条文以及事实情况作为判断是非的依据;实现法律意义上的公平、公正也并非是纠纷调处的主要目的,但他们在工作中特别注重当事人主观上的接受情况。同时,调解者经常集多重角色于一身,实行"保姆式"办案,还会动员多方主体参与到问题的解决中去;在另一些冲突中,调解者刻意不彻底解决纠纷,为当事人自动和好留下足够的空间,最终既平复了争议,又保存了当事人的颜面。结合村庄的调解经验,文章认为,尽管矛盾纠纷的增多,为现代立法快速进入乡土社会提供了更大的空间和可能性,但到目前为止,无论是笼统意义上的法治理念,还是国家立法的具体规则都没有全面、彻底地进入乡村社会;各地村级调解机制设立和运作更多是为了维持社会稳定,而不是为了推进"法律下乡"。     

和谐社会与公共政策的利益协调机制

和谐社会是一个社会利益关系协调的社会。社会利益主体多元化、社会利益结构失衡、强弱群体分化明显,使政府面临的协调社会利益关系的任务非常艰巨。公共政策是政府用来协调社会利益关系的重要手段。要有效地发挥公共政策在协调社会利益关系中的作用,必须完善公共政策的利益协调机制。     

美国族群问题及其破解对策

美国是一个多族群的国家,族群之间的矛盾和斗争充斥着整个美国历史发展过程。"二战"之后,特别是20世纪80年代以来,由于白人至上主义和极右思潮的抬头,美国族群关系更趋于紧张。然而,在前苏联、南斯拉夫这些多族群国家解体的后冷战时代,美国却能够保持相对稳定的族群关系。这主要得益于其不断完善的法律制度、多元与一体的相对平衡,以及不断改进的社会保障制度等因素。由于美国族群政策是建立在资本主义私有制基础之上的,具有不可避免的局限性,因而对美国的族群政策应重于研究、分析,慎于借鉴。     

略论社会发展的动力结构

我们不能从“人”之外的领域来考察社会发展的内在动力,“人”本身的需要正是社会发展的最终动力。社会基本矛盾是推动社会发展的根本动力、人民群众是推动社会前进的决定力量、阶级矛盾是推动阶级社会前进的内在动力,它们是从三个侧面对人的需要这一社会发展的最终动力的不同表现;这些力量共同形成了社会发展的内在动力结构。我国当前只有实行经济体制改革和政治体制改革两条腿走路,充分调动广大人民群众对社会发展参与的积极性和历史主动性,建立健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新体制,才能真正满足人的需要,并最终推动社会的全面进步。     

The construction of social reality as a process of representational naturalization. The case of the social representation of drugs

This theoretical paper explores the role of social representations in the construction of social reality. Even though this question has been the subject of many debates, the actual processes and mechanisms through which social representations contribute to the construction of social reality have rarely been explored. Citing key works on the topic, the paper explores the role of the genesis of social representations in this process. Each stage of the objectification of social representations (selective construction, structuring schematization, and naturalization) is examined in detail. A more in‐depth analysis of the naturalization process is provided by dividing it into four phases: (1) recognition; (2) elimination of contradictions; (3) instrumental use; and (4) validation through experience. These phases are illustrated using the example of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social object of drugs in our contemporary society. The present examination of the naturalization process in relation to drugs reveals the mechanisms through which the reality of drugs as a social problem has been constructed and reproduced in our societ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