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商鞅预防和治理官吏犯罪的思想

商鞅认为,预防和治理官吏犯罪是法治建设的首要任务。原有的监察制度存在很大的缺陷和法律漏洞,不能从根本上解决官吏犯罪的问题。他强调“法”的规范性、公正性、公开性和平等性,提出重刑治理官吏犯罪,采取整饬官僚体制,建立新的检举、揭发机制,建立透明的法律体系,强化官吏的办事效率等措施。经过商鞅的治理,秦国“百吏肃然”,但是,他的预防和治理官吏犯罪思想也存在着明显的缺失。     

董仲舒法律思想及其对我国法治建设的价值

董仲舒的法律思想是对此前各种法律思想的总结和升华,其以春秋公羊说为根基,以“天人合一”的神权法、“三纲五常”的伦理观、“大一统”的时代需求为核心思想,提出了“德主刑辅”“重其志”“首邪不待成”“爱惜民利”“调均”“无讼”“春秋决狱”等主张。董仲舒的法律思想对我国社会治理和司法审判都具有一定的借鉴价值。在社会层面借鉴董仲舒的“德治”思想,加强道德建设,促进“以德治国”;借鉴其“调均”和仁而爱民的思想,牢固树立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借鉴其“大一统”观念培养公民的国家意识;借鉴其“天人合一”观培育公民的生态文明意识。在立法司法层面可从注重判例指导作用、无讼慎刑、减少社会对抗、强化犯罪预防等方面吸收其合理价值。     

霍布斯刑法思想评介

霍布斯是资产阶级著名的思想家,他的刑法思想十分丰富。他认为,犯罪的概念为以言行犯法律之所禁或不为法律之命令;一切犯罪源于无知、谬误和激情;罪与非罪应以法律为依据;刑罚可分为人罚和神罚,人罚包括体刑、财产刑、名誉刑、监禁、放逐等;刑罚权的依据在于人民的放弃而非授予。     

慎刑思想的历史审视与当代提倡——兼论与域外谦抑理念的比较

慎刑思想滥觞于西周的“明德慎罚”，经过儒法两派的认可和深化，成为我国古代社会的主流法律思想。慎刑思想演绎的一系列刑法理念、刑制原则、审理机制和司法伦理，使其成为古代贯彻德法合治原则的典型体现、约束专制严苛统治的有力工具和推动传统法制繁荣的重要动力。慎刑思想伴随传统中华法系的消亡而式微，及至当下沦为域外谦抑理论的本土“注脚”，这既忽略了“谦抑”的本土适应性，也阻碍了“慎刑”的创造性转化。慎刑思想不仅有别于谦抑理念，而且其精神和立场更具辩证性和多样性。对于慎刑思想的正确定位，应当是契合本土文化传统且拥有丰富历史实践的，对于我国刑事法治具有全局性指导意义的优秀传统法律思想。在当代中国提倡慎刑思想，有助于消弭不同刑法观之间的分歧，确立刑法与道德的本土认识，推动刑法参与社会协同治理，强化制度和理论的本土表达，以及深化对司法人员的伦理建设。     

预防犯罪活动的主体及其特征

犯罪是一种社会现象,是由社会历史的、现实的及个人的诸多因素相互影响,相互作用的结果,因此犯罪的原因是复杂的、多方面的和综合性的。正因为如此,预防犯罪也应当是一种社会性的综合性问题,它涉及到整个社会的政治、经济、思想、法律、道德、文化教育以及个人等各个领域和各个方面。所以,预防犯罪应当被看作是由国家机关和全社会根除犯罪及其原因和条件的各种相互联系的措施的广泛综合。在这个意义上讲,预防犯罪是一项社会工程,应属于社会管理的领域。由此就产生出预防犯罪的活动的主体问题。     

论中国历史上的赎刑制度

赎刑制度是中国古代重要的一种法律制度。古代的思想家对赎刑制度有不同的看法,持否定态度者认为应“重德轻刑”、“重义轻利”,因此反对“贫富异刑”。持肯定态度者以“明德慎刑”为武器,认为赎刑是宽恤之政,并且赎刑也是能防止犯罪,故主张赎刑制度。《吕刑》就认为“罚惩非死     

个性心理孤独与预防犯罪

犯罪与罪犯个性社会心理机制形成,长期以来是犯罪学家感兴趣的课题。犯罪心理学的研究成果表明,对社会不满心理使一些人不接受社会评价,与社会和社会舆论保持一定的距离,人际关系淡漠,形成一种内心封闭。从犯罪学的意义上,称之为个性心理孤独,或者说是一种个性心理孤独人格。这种心理状态有可能成为某些犯罪的诱发因素,或者说可成为某些犯罪的特有动机。因此,这对预防犯罪、矫正和改造罪犯有着不容忽视的意义。     

罪刑关系的反思与重构——兼谈罚金刑在中国现阶段之适用

制度转型时期日益复杂的生活态势,必然导致不断有新的犯罪进入刑法的规制范围,但中国97刑法立法上犯罪的增设却未能收到预期效果。犯罪的多样化似应带来刑罚的多样化,但这种“以罪定刑”的思路并未从根源上揭示罪刑关系,故无法解决中国现实问题。深层次分析犯罪的应受刑罚处罚性的本质特征内含着“以刑定罪”规律,该规律的客观存在使得无论立法层面还是司法层面,刑罚的具体形态都决定着犯罪的内涵和外延。对该规律的认识和自觉运用,必将引起对罪刑关系的重新调整——在当前国情下刑罚应该限制于以自由刑为主的刑罚体系而不应扩大到罚金刑;凡以财产方式能够有效承担的法律责任,则应统统划归行政或民事责任范畴。     

立足让胡路区预防犯罪工作实践 探索大庆市预防犯罪工作新途径

犯罪现已成为国际社会的三大公害之一。世界上经济最发达的国家也是犯罪数量最多的国家，有资料表明．美国囚犯罪造成的经济损失眸率高达5500亿美元，是1995年美国国防预算的2倍。犯罪给社会带来的损失利影响是巨大的，但这并不是说犯罪这种现象是不可预防和避免的，正如有‘”矛’“就有“盾’“一样，既然犯罪有其j’”生和变化的规律，也就必然有相应的预防和限制措施。所谓预防犯罪，是始运用政治的、经济的、文化的、行政的、法律的各种手段，采取各种措施，努力控制、减少乃至消除引发违法犯罪的因素和条件，使可能发生的违法犯罪行为…     

论网络犯罪及其社会控制

本文首先从智能性、隐蔽性、超时空性和社会危害性诸方面探讨了网络犯罪的特点。然后从法律对策的局限性 ,引出了犯罪统计学、犯罪社会学、法律社会学的讨论 ,指出对网络犯罪进行社会学研究的必要性和意义。最后围绕“消除文化脱节”、“提高青少年心理素质”及“道德约束” ,在刑事制度的“上游”探讨了本文的主题     

网络直播聚合犯罪的罪因、特征与治理措施

网络直播聚合犯罪愈演愈烈,主要集中于知识产权犯罪和色情犯罪领域,国内目前对该类犯罪的研究较少。网络直播聚合犯罪与社会结构方面的紧张、个人违法性意识方面的紧张存在关系,前者主要体现为：商品拜物教影响下的部分民众设定目标时日益以物质获得为参考系;阶层固化使得处于部分底层民众无法通过制度性手段实现目标。后者主要体现为网络直播聚合犯罪者实施犯罪,与其权衡犯罪成本与获利数额、心存侥幸有关。在对案例进行实证分析的前提下,归纳概括出此类犯罪的三个主要特征：犯罪主体呈现出低龄化、学历较低、无业状态较多的特点;分工的复杂性、网络的匿名性使得犯罪的隐蔽性较强;黑灰产业链业已形成并成熟。对此类犯罪的治理,应当坚持惩防并举,在惩罚方面应当注意网络直播聚合共同犯罪认定规则的变通适用,以及网络直播聚合犯罪立法扩张、司法限缩与严格执法之间的关系;在预防方面应当构建国家、社会两位一体的预防模式。     

妨害司法罪与共犯

有关伪证罪的处罚规定,中外刑法理论界一般认为,由于被告人本人在现行刑事诉讼制度下不能成为证人,因此,不能成为该罪的犯罪主体。同样,有关窝藏、包庇罪的处罚规定,中外刑法理论界一般也认为,犯罪人本人不能成为该罚的犯罪主体。但是,犯罪人本人教唆他人为自己作伪证或要求帮助窝藏、包庇时,作为教唆犯能否成为处罚的对象,在大陆法系的刑法理论界则有激烈的争论。另外,由于大陆法系部分国家的刑法有近亲属藏匿、包庇犯罪人不构成窝藏、包庇罪的特别规定,因此,这一问题变得更加复杂。     

浅议权益破产法律责任

破产法律责任是指因造成企业破产或违反破产法的规定所应承担的法律责任。破产法律责任具有惩罚破产违法和破产犯罪行为,救济破产法律关系主体受到的损失,恢复受侵犯的权利,教育破产违法者和其他社会成员,预防破产违法犯罪的功能。破产法律责任包括债务人因破产而产生的法律责任和破产欺诈行为产生的法律责任两种类型。作为债务人的企业从事了隐匿资产、逃避债务等欺诈行为,其法定代表人或直接责任人应当向债权人承担民事赔偿责任。债权人也有权在法定期间内,通过破产管理人请求法院宣告其侵害债权人利益的民事行为无效。债务人企业的法定代表人或直接责任人对导致破产有故意、重大过失甚至构成犯罪的,应当承担相应的民事、行政、甚至刑事责任。     

中国农村社会法治化的构建

当前,加强中国农村社会的法治化建设,既具有其必要性,又具有其迫切性。在新时期,中国农村法治化的构建思路包括:加快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促进农村社会的民主法制建设;加强基层政权组织建设,提高其依法行政的能力;加强法制宣传教育,提高农民的法律意识;严厉打击违法犯罪活动,树立法律的权威性;加强农村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提高农民的综合素质。     

犯罪标签与我国刑事法治

犯罪标签理论是西方犯罪学中重要的学说之一。它认为 ,人的行为并不取决于行为的内在性质 ,而是取决于社会解释方式 ,即社会将这些行为称作什么以及由这些称呼所包含的社会意义和社会、个体对这种称谓的反应。个人犯罪就是社会对行为人贴上了标签的结果。这一理论有其自身的合理性和不足之处。基于该理论思考我国的刑事法治建设 ,做到洋为中用 ,期望对我国刑事法学和刑事司法实践有所裨益。     

国家工作人员职务犯罪的情景预防策略研究

20世纪90年代以来,国家工作人员职务犯罪对我国的政治体制产生了巨大的冲击和影响,而传统犯罪预防体制下的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对职务犯罪的预防显然存在着一定的缺陷,故将情景预防机制引入到职务犯罪预防之中,对职务犯罪预防体系的完善具有重要意义。     

法家重法和法治但不排斥德和德治的一些论证

法家轻德治、反德教,并不等于绝对排斥德和德治,这与儒家轻法和法治,却不绝对排斥法和法治的情形颇为相同。法家在强调法治的基础上,经予了道德应有的地位和尊重,甚至在一定意义上对德治也不无关注。从先秦法家代表人物的思想中可以看出,无论是商鞅、管子还是韩非,法家思想家主张的基本的治国方略,都可以称作"刑主德辅"。     

论犯罪与刑事责任的逻辑错位——以刑事诉讼法第八十六条为例

犯罪与刑事责任作为刑事实体法上的两个基本概念,具有必然因果联系。但在现行刑事诉讼法第八十六条的规定中,二者表现出十分明显的逻辑关系错位。其原因主要是程序法制定者对于犯罪与刑事责任的逻辑关系以及犯罪的形式概念与实质概念之界分缺乏清晰的认识。     

论我国刑法中的主客观辩证统一关系

对立统一规律是唯物辩证法的基本规律 ,它在我国刑法中表现为主观与客观相统一的原理 ,具体体现在犯罪构成理论、共同犯罪理论和数罪并罚理论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