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民初袁世凯与地方实力派的关系

袁世凯和地方实力派在处理双方的关系时均表现出两面性特点。袁世凯利用地方实力派的依附与支持以巩固自己的统治,同时又担心地方实力派壮大而经常限制他们的发展。地方实力派则始终将袁世凯作为谋取权力和利益的工具,当袁势力强大统治稳定时,他们竭力奉承与巴结袁,当袁之统治出现危机时,他们便纷纷反袁。袁世凯专制集权统治的建立与潜在的不稳定性是与地方势力派的依附与反对密切相关的。     

论中国共产党在东北抗战中的历史作用

在东北十四年抗战中 ,中国共产党始终起着重要的作用。抗战初起 ,中国共产党支持、参与民众自发的义勇军抗战 ,并组织义勇军队伍。在大规模的义勇军抗战失败后 ,中国共产党创建了党直接领导的抗日武装队伍——东北抗日联军 ,在日伪残酷的殖民统治下 ,开辟抗日游击根据地 ,坚持抗战。 1 940年后 ,为保存实力 ,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东北抗联越境到前苏联远东地区整训 ,同时抗联小部队一直在东北抗日战场上活动 ,为最后战胜日本帝国主义做出了重要贡献     

蔡廷锴联共抗日与中共统战政策之嬗变历史研究

几十年间,蔡廷锴始终怀着爱国爱家的精神,经过艰苦奋斗和痛苦探索,终于走上和平、民主、团结的正确道路,实现了由爱国主义到新民主主义的历史性转变.建国后,他又真诚地接受中国共产党的领导,积极投身到新中国的建设事业中,体现了崇高的爱国主义思想境界.中共对蔡廷锴将军及十九路军的统战实践证明,只有制定与执行正确的统一战线政策,才能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去夺取革命和建设事业的胜利;只有在中国共产党的正确领导下,高举爱国主义旗帜,同心同德,艰苦奋斗,才能早日实现祖国的统一大业和民族的真正腾飞.     

论广东地方实力派的地方派系意识

广东地方实力派的地方派系意识包括"革命正统"观念、"革命策源地"思想和"均权共治"主张.它是拥有辉煌历史和地位的广东人士在革命和权力的中心地位双重跌落后形成,并因派系斗争而强化.它既包含广东人对革命正统和某种政治理念的维护,又常成为派系斗争的政治资源,对广东及全国局势均产生了较大影响.     

东南互保与晚清地方实力派的崛起

东南互保是是清朝有史以来第一次地方势力公开与中央对立,体现了汉族地方官僚的成长及其对中央的相对独立,反映了半殖民地社会下中国南北方在政治、经济、社会意识形态上发展的不平衡,加速了晚清中央集权崩溃的步伐.     

抗战时期国民党政权的地方党政关系

抗日战争期间 ,国民党对地方党政关系进行了调整 ,在省、县市分别采取了“党政联系”、“党政融化”的形态 ,使国民党组织打入地方政府内部。这种体制使国民党加强了对地方政府的控制 ,有利于国民党政策在地方的贯彻落实 ,在制度层面上不无可取之处 ,但权力的高度集中与薄弱的民众基础之间的矛盾依然存在 ,国民党的阶级本质决定了体制的调整并不能挽救其失败的命运     

20世纪初苏俄政府与中国地方实力派交往原因初探

重视中国地方实力派是20年代苏俄政府对华外交中的一个特点,来华的苏俄和共产国际代表频繁与中国地方实力派接触也是这一时期中苏关系的重要表现。由于与北京政府恢复邦交谈判进展不顺利,而中国地方实力派的特殊地位使它们具有对北京政府施加影响的能力,与中国地方实力派联合将有助于中苏谈判朝着有利于苏俄方向发展,而且与它们合作有可能形成与苏俄联合反日的力量。苏俄政府对华的多重外交表明国家利益始终是苏联外交至高的原则。     

论广东地方实力派的对日政策(1931—1936年)

广东地方实力派的对日政策服务于其地方集团的利益。他们一方面反对日本侵略中国,反对蒋介石中央的对日不抵抗政策,支持各地抗日壮举;另一方面,幻想依靠日本的支持反蒋,与日本有较多联络与勾结。同时,镇压广东省内抗日救亡运动,屈辱处理省内涉日事件。从其言行看,广东地方实力派的对日政策实际上处于亲日与反日之间。     

论训政时期南京政府地方党政关系

南京国民政府建立以后,以奉行孙中山遗教为标榜,实行一党专政,构建了以党控政的党国体制,其地方党政关系则经历了一个变化过程,从南京国民政府成立之初标榜的党政分开,逐渐向党政融合过渡,体现了蒋介石对国民党党权控制的日益深化,但南京国民政府对于地方党政制度的设计在实践中没有达到预期效果。     

全国抗战时期国民党的地方政治改革

全国抗战的长期坚持,关键在动员民众,而如何做到有效地民众动员,又牵涉到地方治理的诸般问题。为此,国民党在全国抗战时期实行地方政治改革,其主旨在强化地方行政管理,适度扩大政治参与,以强化行政管理为抗战提供地方支撑,以扩大政治参与调动地方士绅和民众支持抗战的积极性。但其成效却不彰,其缘由主要在于国民党的组织力薄弱,无法真正在基层深耕细作、动员民众。而且,国民党组织和治理的精英化趋向,在战时背景下,对如何动员并呼应海量的最广大底层民众的诉求,显得茫然无措和应对无力,这对因应抗战的全面化乃至战时国民党统治的稳固和战后国民党统治的延续都有着严重的负面影响。     

论党对反文化"围剿"的领导方式及瞿秋白等的历史作用

本文认为瞿秋白在20世纪30年代初与鲁迅先生亲密合作,克服了当时占统治地位的王明左倾路线对文艺战线的影响,开辟了无产阶级革命文学的新局面.瞿秋白和鲁迅先生是左翼文化战线的"实际领导人",是正确路线的代表.     

论企业技术创新中的风险及控制

企业技术创新是一项高风险、高收益的科研活动。本文分析了企业技术创新的风险并提出了有效控制风险的对策。     

科学发达:现代化建设的必由之路--纵论党的三代领导人发展科技事业的实践及其启示

中国共产党三代领导集体在领导中国革命和现代化建设的伟大实践中,高度重视科学技术事业的发展,极大地推进了社会主义现代化的进程,也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和教训.本文拟对我党数十年领导科技事业的理论与实践作一纵向考察,从而引发深刻的历史启示.     

论邓小平理论与毛泽东思想在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中的阶段性差异

邓小平理论是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发展的新阶段，而毛泽东思想从总体上来说，不属于这个新阶段的范畴。     

功能、角色、真谛:再论政治学研究的学术性

强调政治学研究的学术性诚然是十分必要的,但是要使政治学研究真正做到学术化却非易事。这不仅因为政治学研究的学术性要受到客观社会条件的限制,还因为人们在政治学学术性问题上存在着一些彼此相左的认识。本文认为,只有将政治学的功能定位为“提供学理”,将政治学家的角度定位为“导师”,将政治学的真谛定位为“明其道”,政治学研究才能真正步入学术化的轨道。     

论不德、道德、美德的区分与判别

道德行为与美德行为虽然都具有善的性质,但道德之善与美德之善属于不同层次, 道德之善是一种普通的善,美德之善是一种至善。具有道德之善的行为是一个合格的社会人 的道德行为,具有美德之善的行为是一个属于圣贤之人的至善行为。美德引导着道德发展与 进步的方向,为促进社会道德发展与进步提供强大的推动力。     

"异化"与"归化"--论翻译文学对中国现代文学发生的影响及其限度

翻译文学与中国现代文学之间具有"异化"和"归化"的双重关系一方面是翻译文学作为一种异质的文学对本土文学具有冲击性,促使中国传统文学向现代文学转型;另一方面,本土文学又由于语言的规定从而同化翻译文学,最终使翻译文学民族化.近代翻译文学对中国现代文学的发生具有重大的影响和作用,但中国现代文学的发生最终取决于语言及文学观念的变革.     

试论中日汉字语汇的交互影响

在汉字文化圈内的中日两国,以汉字为媒介,近两千年间展开了颇有广度和深度的文化交流。这种文化交流是双向互动的,但又有其基本走势,即从文化高势位地区流向文化低势位地区,文化高势位地区扮演老师角色。中日两国因在历史进程中发展的不平衡性,不同时期“师生关系”有所置换。概言之,中日之间汉字及汉字文化的交流,古代主要是从先进的中国流向日本,中国创制的汉字及汉字文化长期、大规模传播东瀛,中国是老师,日本是虚心受教的学生;时至近代,日本成为非欧美国家中率先走出中世纪的先进国,中国在追踪日本近代化经验时,大量接受明治维新后日本创制的反映西学内容的汉字新语汇,中日之间文字交流的基本流向发生了逆转。     

试论我国利率市场化改革的必要性及其条件

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和运行机制的逐步建立和完善,我国加入WTO后金融领域的对外开放和外资银行进入,作为金融市场中资金价格和国家实施货币政策的重要工具的利率的市场化改革已是大势所趋。在利率改革过程中,目前理论界和实际部门都产生了一种脱离实际的急于求成的倾向,这对于稳健推进利率市场化改革并非有益。     

中日战争时期的苏联、美国和国共"统一战线"

抗日战争时期发生在中国的重大事件至今仍受到历史学者们的关注.原因有很多,其中之一就是肯定中国战场上的军事行动在整个第二次世界大战当中的重大意义.中国进行的抗日战争是反法西斯同盟与轴心国进行斗争以及太平洋战争的制衡因素.对其形成的原因条件进行研究将帮助我们修正一些在史学界已经形成的关于国际对华政策的观点,以及抗日战争期间中国国内外因素的相互作用和影响的固有认识.通过研究史料我们可以看到,1943-1945年间,抗日民主统一战线成为中国政府坚持抗击日本侵略斗争的保障,因此维持国共统一战线的问题不仅成为苏联外交工作的重点,也居于美国外交活动的首要地位.我们认为,以往的史学研究没有充分揭示这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