翻译文学的陌生化取向——以杨益宪英译《红楼梦》为例

陌生化理论给翻译文学的研究带来新的研究视角,提供新的研究方向。本文以杨益宪英译《红楼梦》为例,探讨陌生化手段在翻译文学中的运用,使目的语读者在阅读时对象变得陌生,增加感觉的难度和时间的长度,从而延长审美感知历程。     

《红楼梦》中的王熙凤与《飘》中的郝思嘉

王熙凤和郝思嘉是两位世界闻名的文学形象,她们均具有旺盛的精力和超群的能力,同时,她们又为达目的不择手段,个性突出,性格复杂。虽然二者因为时代、国度的不同也有许多差异,但是,她们都是同时代生活的强者,都创造了不凡的人生。     

王熙凤：《红楼梦》中的美女CEO

王熙凤,“金陵十二衩”之一．同时也是《红楼梦》中最具代表性的人物之一。”一双丹凤三角眼．两弯柳叶吊梢眉,身量苗条．体格风骚．粉面含春威不露．丹唇未启笑先闻。”这是《红楼梦》中王熙凤出场时的介绍。     

文学形象的叙述学考察——以《红楼梦》为个案

本文以《红楼梦》为个案,从叙述的角度对文学形象(角色)进行了独辟蹊径的考察,认为文学形象与现实的人是两个既有密切联系而又具有完全不同性质的概念,它既具有受叙性,又有施叙性;既有性格性,又有工具性;既有主体性,又有对象性;在某个形象整体中既具独立性,又有部件性。根据不同因素的轻重,角色可以分为施叙角色与受叙角色、性格角色与工具角色、主体角色与对象角色、独立角色与部件角色。总之,文学形象(角色)既有现实的"人"性,又有一定"叙述性",是这两者的奇妙结合。     

一座休眠的活火山——《红楼梦》中薛宝钗与王熙凤不说话原因探索

在《红楼梦》中,薛宝钗和王熙凤是表姐妹,又都是小说中的重要人物,但是她们却从来没有对话和交谈,这不能不说是一个奇怪的现象。导致她们不说话的原因主要有三大因素:首先是两人在贾宝玉婚姻对象人选上的立场不同;其次是两人在贾府中的地位之争一触即发;第三是两人未来势力的强弱此消彼长,这些原因最终导致了两人貌合神离、相对无言。分析出小说中这两个重要人物不说话的原因,有助于读者更好地领会《红楼梦》中微妙的人物关系以及人物的悲剧命运,更深入地认识《红楼梦》的伟大文学成就。     

论文学翻译中译者对文化预设的处理——以《红楼梦》的杨译本和霍译本为例

《红楼梦》涉及中华传统文化的方方面面。本文根据奈达文化分类法,以《红楼梦》的杨译本和霍译本为例,比较分析两译本对文化预设的处理:杨译本倾向于尽可能传达原文的文化预设信息,霍译本则倾向于消解原文的文化预设信息,两译本不同的处理策略主要受到译者文化心理、社会文化语境和赞助人的影响。     

论《红楼梦》中的丫环形象

在所谓“山川日月之精秀只钟子女儿”的《红楼梦》的新鲜别致的美学境界里,大观园的丫环们,在中国文学史上,第一次走出贵族阶级的投影,以独特的个性生命、人格力量,进入艺术典型的画廊,体现出“理想的人性”——大观园中的女性美.与此同时,丫环形象也直接影响着20世纪中国文学!     

王熙凤与《红楼梦》的艺术结构

王熙凤在《红楼梦》复杂的情节发展线索中有着特殊的作用和意义。在《红楼梦》的三重悲剧:宝、黛、钗的爱情与婚姻悲剧,众女儿的悲剧,贾府衰亡的悲剧中,王熙凤都是一个起着关联作用的核心人物。研究王熙凤在《红楼梦》艺术结构中的作用,不仅能使我们看到《红楼梦》结构的复杂性和曹雪芹的艺术创新,而且能使我们更全面、更深入地把握这部伟大作品的深刻主题。     

论文学翻译中召唤空间的再创造--以《红楼梦》两英译本为例

以例证与阐释相结合,通过两个译本之间的对比研究,基于接受美学理论中的召唤结构的概念,对文学翻译中召唤空间的翻译再创造进行了探讨与研究。为了重建原文的召唤空间,译者要透彻把握原文的召唤结构与目标语读者接受水平,注意在选词组句中重构原文的语境、语义场。译者应根据读者审美接受情况来重建或另建原文的召唤空间,可以适度地扩展原文的召唤空间,但要防止召唤空间随意缩小、缺失、变形的情况。     

论译者的翻译个性——以霍克思英译《红楼梦》为例

创作个性是文论中的重要论题,受之启发,提出翻译个性的概念,指译者基于自己对翻译活动的独特认识与体验而形成的独特的审美心理结构。文学翻译是一种再创造活动,这就决定了译者翻译个性不同程度的存在。由于译者与作者的个性差异,译作偏离原作的现象普遍存在,创造性偏离越明显,译文往往越有审美性与艺术性,译者的翻译个性也就越鲜明,如霍译《红楼梦》体例的更新与变异、整合补偿的广泛运用等。翻译个性有利于推进译作与译者本人的经典化进程,为翻译研究提供了一个新的论题。     

《红楼梦》两部英译本称谓翻译及其差异探究

文章通过对《红楼梦》两部英译本A Dream of Red Mansions和The Story of the Stone中称谓翻译的研究,探讨并说明《红楼梦》的两位译者之所以在称谓上采用不同的译法不仅仅因为两位译者不同的文化身份,而且还与译文的翻译目的、预期读者以及翻译环境有关.     

《红楼梦》两种译本的比较研究——深度翻译视角下的对比分析

在《红楼梦》的众多英译本中,杨宪益夫妇和霍克斯先生的译本在译界颇受好评。从一种新的翻译维度——深度翻译的文化视角出发,通过译文比较的方法,即“比较-分析-结论”的模式,概括出深度翻译理念在《红楼梦》两种英译本中的策略体现及其对文化传递的重要意义,进而总结出深度翻译的一些特点,纠正有关深度翻译的一些错误看法。     

试论王国维文学批评的学科性建构

中国近代以来,王国维文学批评在中国文学批评史上最具现代性特征。其学科性文学批评体系主要体现在：确立了文学的审美＂独立＂论,摆脱了＂依经立义＂的教化论文学批评方式;开创了文学批评的＂新学语＂,他从叔本华哲学美学那里借用了不少批评概念,并对之进行中国化改造,使其学术话语既中又西,具有学术的新颖性。此外,还运用了哲学美学、文学心理学、文学历史学等跨学科方法研究一切文学现象。     

论译者的主体性在文学翻译过程中的体现——兼评《简·爱》的两个中译本

文章从“译者主体性”这一翻译理念入手，指出译者主体性的概念及内涵。通过对比评论《简·爱》的两个中译本来进一步分析译者主体性在文学翻译过程中的体现。     

用动态文学观考察红学诸流派的利弊得失

虽然审美研究成为红学研究的主流已是大势所趋,但乾嘉考据式的家世、版本研究仍不断成为“热点”问题,索隐和社会历史批评也颇有市场。只有从动态的文学观即文学四要素“世界—作者—作品—读者”之间的相互关系及其在解读《红楼梦》这部作品中的地位这一独特视角,对红学诸流派的利弊得失进行探讨,指出文献、文本、文化研究在红学中的融通与创新这一多角度研究,方是拓展《红楼梦》诠释维度的根本途径。     

从译者角度谈文学翻译中的创造性叛逆

译者在翻译过程中一方面担任原作读者;另一方面担任译本的创造者的角色。身兼双重身份的译者在翻译时必定会受到其语言功底、价值观、翻译观等的影响,从而引起创造性叛逆。但这种创造性叛逆不能背离原作的精神风貌,损害原作的艺术价值,而应以译作与原作效果对等为前提,使译作神似于原作。     

现代市场经济语境中的文学悖论--王朔现象透视

王朔是现代市场经济与传播媒介的宁馨儿 ,他用商业运作的方式来炒作文学 ,对传统文化中僵化的东西进行了解构 ,但这种解构本身也带有一定的负面作用 ,并导致其价值观呈现出一种悖论倾向 ;“王朔现象”代表着现代商业文化的产生 ,表现出当代部分青年人的价值观、道德观、审美观的倾斜与断裂 ,标志着现代文化的历史转型。     

王熙凤女儿之谜——脂批本与程高本比较之一

《红楼梦》的版本研究中人们一直关于脂批本与程高本孰优孰劣争论不已,就脂批本而言,也不能遽然得出结论就是曹公的原创,因为在“脂砚斋”们的批点过程中有过修改加工,在传抄的过程中,也有一些错讹。程伟元、高鹗在出版印刷过程中对曹雪芹原著进行了修改,所以程高本也并非一无是处。以王熙凤女儿之谜为例,就可以说明这一点。通过比较分析,脂批本并非完美无瑕,而程高本则也不是没有可取之处。这要求研究者要依据文本,进行实事求是的探究。     

文学翻译预设现象刍议

以语用学和哲学阐释学为依托,描述预设在文学翻译过程中对文学作品的理解、意义的传递和翻译策略的选择所起到的作用,进而论述文学翻译是作者、译者、读者之间的一种预设性对话活动这一本质特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