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墟”考

“虚”,本是荒坡土丘、遗址故城之义,可在我国的某一特定区域,它却是一个特指名词:集市。北宋人吴处厚《青箱杂记》说: 岭南谓村市为虚。柳子厚《童区寄传》云:‘之虚所卖之。’又诗云:‘青箬裹盐归峒客,绿荷包饭趁虚人。’即此也。盖市之所在,有人则满,无人则虚,而岭南虚市满时少,虚时多,谓之虚不亦宜乎?吴氏之文,不仅指出了“虚”作为集市名称的使用范围,而且提出了“虚”之所以为“虚”的     

论清朝前期对湘西苗民的治理

<正> 清朝前期对湘西苗疆的治理可划分为3个阶段:改土归流前,清朝在苗疆基本沿袭明代的设施,依靠土司治理“熟苗”区,军事隔离“生苗”区;改土归流后至乾嘉苗民起义前,在土司区设府县,派设流官,在“生苗”区设3厅,下设百户,寨长治理苗民;乾嘉起义后,清朝对苗疆的治理政策发生转变,实行兵民合一的“屯政”。屯政一直延续至民国时候才被革屯运动所废除。     

迷人的峒河

<正> 峒河发源于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的花垣县、凤凰县和黔东的松桃苗族自治县两省三县交界的高山崇岭。它的下游称武水,上游称高岩河,中游流经湘西自治州首府——吉首市的这一段被称为峒河,全长120公里。峒河流过的区域,历属五溪苗蛮之地。这里峰峦绝险,峻岭叠嶂,岩石磷峋,为武陵山腹地。汉代伏波将军马援征五溪蛮有诗《武溪行》曰:“滔滔武溪一何深,鸟飞不度,兽不敢临。嗟哉,武溪兮多毒淫。”可见古时武溪之偏僻艰险。     

初考徽州的创置年代和宋以前缺载的原因

<正> 《宋史·诚徽州传》载:诚徽州,唐溪峒州,宋初,杨氏居之,号十峒首领,以其族性散掌州峒……元丰三年(1080)以徽州为莳竹县,隶邵州,崇宁五年(1106)改为绥宁县。这里只载“唐置”,创于唐代何年,唐以前又沿于何地,则一无所知。明、清各史志多载“不入版图”,“不通中国”。因而《辞海》的“徽州”只能载安徽歙县与甘肃徽县,这个早于以上两县的西南徽州就不能收入。中国自秦汉以来,国家建制已相当完善。到了唐代,各地     

“喇嘛教”之名何须改

《西藏研究》有文提出:“喇嘛教”之名不当,宜改为“藏传佛教”或“西藏佛教”。此后,陆续见报刊有文申此意见。我则以为大可不必。名称约定俗成。既已通行,众人皆知,何须更改?“中国”,今证明并不居世界之“中”,难道也要改?喇嘛教之“喇嘛”是藏语音译,内地流传已近千年,人们都知道是佛教一个宗派,源于藏,而传青、蒙各地,已经可以了。改为“西藏佛教”,又有何优越?表名称之名词,不可能将意义概全。“黄河”取“黄”义,长江取“长”义,但黄河也长,并有水清的河段;长江也有水黄的时候。     

盘古盘瓠盘王辨识

关于盘古、槃(以下写盘)瓠与盘王之关系,古今学者看法不一,就此谈点个人浅见,以供商讨。 古今学者的分岐意见 一、盘古非盘瓠说 唐·樊绰《蛮书》述: “又黔泾巴夏四邑苗众,祖乃盘瓠之后,其蛮贼杨羌等云绽(定)盘古之后。” 清·屈大钓《广东新语》述: “诸瑶率盘姓,以盘古为始祖,以盘瓠为大宗。”刘锡蕃《岭表纪蛮》述:     

“賨布”与土家族古王名

<正> 在中国古代汉文典籍中有“賨”、“賨布”等词。“賨”见于文献,最早的是杨雄《蜀都赋》:“东有巴賨,绵亘百濮”;“賨布”首见于南朝宋人范晔的《后汉书·南蛮传》,云:“始置黔中郡。汉兴,改为武陵。岁令大人输布一匹,小口两丈,是谓賨布”。最早对賨作出解释的是南北朝时北齐魏收的《魏书·李雄传》,云:“賨李雄,盖廪君之苗裔也。……薄赋其民,口出钱三     

你知道吗?

“云南”名称的由来有两种说法。一是《云南通志》载:“汉武元狩间,彩云见于南中,遣使迹之,云南之名始此。”《祥云县志》亦载;“汉元狩元年,彩云现于白崖,遂置云南县。”二是见《辞海》注:“旧以在云岭之南得名。”在历史上,《史记》和《汉书》称云南境域为“西南夷”。《三国志》和《华阳国志》称为“南中”。汉元狩元年(公元前一二二年),置云南县(今祥云县云     

史载黔中苗族人名研究

据贵州省地方志记载,贵州中部的苗族“有族无姓”,或“有名无姓”。(见田雯《黔书》卷三,(康熙)《贵州通志》花苗条)这里所说的“有族”,是指有确切的家族谱系而言;“无姓”是说黔中苗族迟至明朝末年,尚未使用汉族式的姓氏;所谓“有名”是说当时苗族使用一套与汉族完全不同的人名命名系统。如果这一记载属实,而我们又掌握了这种命名的规律,那我们就不仅能正确地区别文献中人名的族属,而且还能为识别文献中的苗族史料找到一个标记,这对于研究苗族将大有好处。为此,我们勾稽史籍,跋涉于黔中各苗寨,逐一查证了该地苗     

“粟栗”与“栗粟”考

我国傈僳族古代史的研究,因汉文献记载甚少,建国以来,多以间接取证探索。由于研究困难,涉足以此的学人不多。特别是近些年来:《中国大百科全书·民族·傈僳族志》、《中国少数民族·傈僳族》、《中国少数民族简史丛书·傈僳族》、《中国少数民族语言简志丛书·傈僳语简志》;以及事涉傈僳族古代史考校专著《云南志校释》等,七八种国家级的有关傈僳族史志方面的重要著作,均将唐代傈僳族称谓“粟栗”倒误讹夺为后世之“栗     

中国南方文化的融汇点—边城凤凰

在中国生活了将近六十年的新西兰人艾黎说:“中国有两个美丽的小城,一是福建的长汀,一是湖南的凤凰”。 凤凰县地在夏商时期属荆州南境,周时为楚之黔中地,秦属黔中郡,汉属武陵郡,隋属沅陵郡,唐初属锦州,高祖武德三年(620年)属麻阳县,垂拱二年(686年)立为渭阳县,不久废为蛮地。宋太宗太平兴国七年(982年)属招谕县,神宗熙宁八年(1705年)属麻阳县。在唐以前凤凰县地分为上下五峒,上五峒为生苗界,下五峒为熟苗界。到了元朝,五峒     

东苗、鸭子苗与东家人：贵州畲族的历史演变

贵州畲族在1996年被识别为现有民族身份之前被称为“东家人”,史称“东苗”。据史籍记载,东苗源自唐代的“东谢”,历史上的分布地主要为贵阳及其周边地区。明代以后,部分江西人进入黔地,逐渐融入当地少数民族中,他们也因为擅长养鸭而被称作“鸭子苗”。从清中后期到民国初年,东苗的住居地渐向黔东南区转移,集中在福泉、麻江、凯里等地,且多与汉人杂居。其间他们与“鸭子苗”完成融合,被人称作“佟苗”。贵州畲族历史演变及来源的多样性和复杂性充分印证了中华民族大家庭中各民族“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客观事实。     

乌桓、鲜卑的习俗

前汉以来乌桓族与汉人的关系很密切,所以,关于乌桓族的风俗、习惯、文化、社会组织等情况,当时的汉人已有了相当深入的观察,因此,现在据记载的内容,还是容易推测的。晋陈寿的《三国志·魏志》乌丸鲜卑传总序中说:“其习俗、前事,撰汉记者已录而载之矣。故但举汉末魏初以来,以备四夷之变云。”说明陈寿所记乌桓鲜卑的史实,不外乎晋以前几种汉史的内容。     

“瓯脱”释

“瓯脱”一词,在《史记》、《汉书》中凡六见,兹列于次: “与匈奴间中有弃地,莫居千余里,各居其边为瓯脱”。“匈奴所与我界瓯脱,外弃地”。“发人民屯瓯脱”。“瓯脱捕得云中生口”。“与瓯脱战”。“闻瓯脱皆杀之”。 对瓯脱一语的解释,有笔者所见,除注①外,尚有八种。为分析之便,亦抄录于下:     

“苗例”考析

《大清律例》中有一规定:“凡苗夷有犯军、流、徒罪折枷责之案,仍从外结,抄招送部,查核其罪。应论死者,不准外结,亦不准以牛马银两抵偿,务按律定拟题结。如有不肖之员,或隐匿不报,或捏改情节,在外完结者,事发之日交部议处。其一切苗人与苗人自相争讼之事,俱照首例归结,不必绳以官法,致滋扰累”。这里所指的以“官法”之外的“苗例”,作为处理苗人之间案件的“准据法”,是清律的一项重要的变通性规定。长期以来,学者们对“苗例”的解释不一,说法颇多,本人根据收集到的清代官书和档案资料,试对“苗例”作一     

品味辣椒

闲来读书,偶见一段关于辣椒的记录,辣椒原产中南美洲,相传明代中晚期由海路传入两广及云南等地(一说为从西北丝绸之路传入),《遵生八笺》(1591)有载:"番椒丛生,白花,果俨似秃笔头,味辣,色红",传入中国各地后,其名称亦有变化,如湘之"番椒"、川之"海椒"、黔之"辣角"等,鲜为人知的是,明代辣椒传入之初,实为观赏之物,直至清代,才有文献记载,黔、湘、川、赣四省"种(辣椒)以为蔬",康熙年间黔地《思州府志》中有云,"海椒俗名辣火,土苗(民族)用以代盐."汉地食用辣椒,大致以此为始.     

“回回为回纥之音转说”商榷

在回回一词的语源问题上,古今中外的许多学者都把回回看成是回纥(回鹘)一词的音转。顾炎武在《日知录》中指出:“大抵外国之音,皆无正字。唐之回纥,即今之回回也。唐书回纥,一名回鹘。《元史》有畏兀儿部,畏即回,兀即鹘也。其曰回回者,亦回纥之转声也”。可见,回回为回纥之音转说早在明末清初便已经有了。刘智的《天方至圣实录》、洪钧的《元史译文证补》、屠寄的《蒙兀儿史记》,一直到今天的《中国少数民族》、《中国大百科全书·民族卷》等著作,无不采用此说。 例如,洪钧在《元史译文证补》中指出:“唐书称回纥之先本匈奴,则似与今蒙古相     

匈奴语“瓯脱”再释

匈奴语“瓯脱”一词,古今学者多有考订。笔者亦在《匈奴语试释》一文中,简略考释了“瓯脱”的语义及语源。近见《民族研究》杂志先后刊载刘文性同志《“瓯脱”释》和张云同志《“瓯脱”考述》两文,觉得有必要重行考释。为此,搜罗资料,再陈管见,就教于学术界。     

“五溪蛮”地的先秦文化

“五溪蛮”一词,最早见于《后汉书》的马援和南蛮诸传。至于其活动的范围,李贤在《后汉书·马援传》中注曰:“郦元注水经云:武陵有五溪,谓雄溪、?溪、酉溪、(氵舞)溪、辰溪,悉是蛮夷所居,故谓五溪蛮,皆盘瓠之子孙也……在今辰州界”。据考,此五溪,“有出于酉阳石堤蛮界,流经辰州府城西为北江者,名酉溪;有出于铜仁蛮界,流经麻阳县城南为     

《云南杜文秀建国十八年之始末》重要“史实”质疑

1936年,《逸经》文史半月刊连载了何慧青先生的《云南杜文秀建国十八年之始末》。全文分“杜文秀事略与洪秀全之比较”、“杜文秀革命之背景”、“建国大理之规模制度”,“占领之区域”、“战事简述”、“和议之经过”、“中心人物传略”、“军事与兵制”,“杜文秀之失败”、“结论”等10章,为当时少有的作品,在学术界产生了一定影响。尤其是中国回教救国协会云南省分会于1940年将其翻印成书后,此书在回民中间广为流传,影响更大。如马聪先生在为该书作序时写道,“近阅《逸经》文史集刊,获读何君慧青所著《杜文秀建国十八年始末》记一书,搜集故实,不蔓不支,以客观之态度作系统之叙述……诚为近时不可多得之史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