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外空防务战略》对外空军控国际规则博弈的影响分析

外空安全形势复杂严峻,精准研判外空军控国际规则博弈态势是及时应对外空挑战、维系外空战略均衡的重要前提。美国国防部2020年发布的《外空防务战略》体现出的美国"外空领先、外空优先、外空霸权"思维,及其将中俄列为外空首要"威胁"和"对手"的定位,必将进一步恶化大国间的外空关系,同时加快外空军控国际规则博弈方式、内容融合化和纵深化的进程。中美同为航天大国,其外空国际规则立场既有分歧也有趋同。目前,分歧主要体现在外空安全、外空军控规则解释和制定领域。该《战略》极有可能激化已有的关于空间碎片、透明度等规则的分歧,美国继而可能提出具体的"负责任外空行为守则""外空军事行为准则"等倡议,并正式开启有关外空自卫权、外空武装冲突法的讨论,加快外空军控规则由"物控"向"行为控"转变的进程,推动外空国际规则博弈朝向"全方位、多领域"发展。     

特朗普“美国第一”安全战略与中美博弈

特朗普政府用不到12个月时间发表《国家安全战略》报告,试图对其内政和外交政策做出系统全面阐述。报告始终贯穿特朗普"美国第一"思想,强调国内各领域协调发展,把中国和俄罗斯看作是现有国际体制的"修正主义者",把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扩散当成其主要安全挑战。本文分析报告快速出台的原因,评判"美国第一"安全战略的来龙去脉,认为经冷战后20多年的演变,美国正回归大国政治轨道,中美博弈进入新阶段,两国关系发展机遇与挑战共存。     

维护和促进外层空间安全的“向善”关系——外层空间安全合作机制的复合建构与持续进化

在外层空间探索利用实践中,主体间关系的运行无法排除物质因素和观念因素所组成的复合结构的影响。冷战后,外层空间国际安全互动实践出现了明显的权力失衡。美国试图通过外空绝对优势来谋求绝对霸权,使得分离性认同加剧,国际安全合作机制建构与完善踟蹰不前。本文认为,通过外层空间信任措施先行增进聚合性认同,是空间行为准则和军备控制并行不悖的建构。国际空间合作最终能走向高政治认同与高暴力受控的复合结构,从而维护和促进外层空间安全"向善"关系的演进与发展。     

中美互信流失原因再探——基于对中美信任模式与互动过程的考察

2008年金融危机以来,中美信任程度开始不断下降。尤其是特朗普政府上台后,双方互信关系进一步遭到严重破坏,中美战略互疑与相互防范已从安全领域进一步扩展到经济、政治、科技、文化、教育等多个领域。本文认为,近年来中美互信的迅速流失既是双方在利益博弈中预期不断失败的结果,也反映了双方从有限的良性互动向恶性互动逐渐转变的过程。其根源在于中美之间建立的是一种理性信任与过程信任主导的信任模式,中美互信关系因缺乏足够的感性信任基础、外部制度保障和内部信任激励与监管机制而脆弱性、情境性较强,稳定性较弱。其直接原因则应归咎于金融危机后中美相互战略对冲机制(mutual strategic hedging)的形成以及双方在这一机制下互动过程的转变。     

印度与美国的太空合作及其影响

在外国帮助下,印度的太空事业得到发展,并且取得了巨大成就。冷战结束后,印美双方形成战略伙伴关系,其中太空合作成为其支柱之一。印度希望通过与美国的太空合作提高大国地位,赶超中国太空发展,提升军事实力。两国太空合作加速了亚洲太空竞赛和太空军备竞赛,使印度战略弹道导弹得到发展,由此加剧南亚紧张局势,形成东亚安全困境,并恶化太空安全局势,增加核战风险。     

美国国际发展合作新战略探析——兼论其对中国的影响

特朗普政府上台后,美国对外援助的重要性和地位看似在下降,但国际发展合作改革的进程则在加快。这集中体现在三个方面的转变:一是国际发展合作的战略化和安全化转向,大国竞争成为国际发展合作的主导性战略;二是塑造美国国际发展合作新模式成为美国国际发展合作的主要方向;三是新的制度工具设计具有更强烈的时代性和战略现实主义特征。美国国际发展合作在战略、模式和机制工具三个方面的变化,具有明确的针对中国尤其是"一带一路"的目的。在实践层面,其具体的抓手包括:一是话语攻击中国国际发展合作模式;二是构建和利用多边合作平台限制中国;三是整合现有机制工具并推动制定美国国际经济战略;四是创新发展融资工具。虽然短期看,美国国际发展合作新战略对中国实质性的影响相对有限,但其潜在、持续和长远的影响需要引起重视。     

“美国优先”及其对美韩同盟的影响探析

"美国优先"是特朗普政府提出的执政理念,迎合了全球化过程中利益受损群体的世界观和利益诉求。"美国优先"的逻辑出发点是振兴作为民族国家的美国。对内,通过鼓励制造业回流、加强边控修复在全球化过程中受损的各项国家职能;对外,通过调整国际经济、同盟制度,打压"修正主义大国"、"流氓国家"和"跨境威胁团体",为重振美国营造一个良好的外部环境。特朗普政府也因此对美韩同盟进行了一次带有功利主义色彩的调整。制度层面,特朗普政府要求重修《美韩自由贸易协定》、重新分配防卫义务;国际行为体层面,特朗普政府希望韩国加入"印太战略"平衡中国的影响力,同时要求韩国配合"极限施压"政策迫使朝鲜弃核。特朗普政府在大部分议题领域都实现了既定政策目标,并以美韩同盟再调整为筹码,向其他谈判对手施压。但是,上述调整也加剧了同盟内部的不平衡性,削弱了同盟的道义基础,暴露了两国在同盟未来发展方向上的分歧。     

特朗普政府对东盟政策走向

美国对东盟政策是影响东亚区域一体化与合作进程的重要变量,对其政策走向的研究,是保持东亚一体化良好局面,维护周边稳定合作大局的一项重要研究议程。奥巴马时期,在"亚太再平衡"战略的驱动下,美国加强了与东盟关系,试图以东盟多边机制为着力点,主导东亚区域一体化与合作进程,平衡中国的地区影响力。然而,这一政策未达到预期效果。特朗普上任后,美国新政府对东盟政策出现变数,在参与东盟为中心的东亚区域进程方面,特朗普政府的兴趣可能会减弱。但从美学界讨论、官方文件、政策实践方面来看,美国不大可能改变已有的亚太战略目标,在调整实现目标的手段和途径方面,余地也比较有限。这意味,美国参与东盟区域合作议程的总体趋势不会改变。     

北约对华政策调整走势及其影响

北约在世纪之交开启对华交往,在特朗普政府上台后大幅调整对华政策。北约调整对华政策的根源在于:1)国际政治经济结构变化;2)北约将亚太安全视为全球安全使命的一部分;3)以美国为主导的北约决策机制失衡;4)北约延续并扩大冷战思维;5)在新冠肺炎疫情后;北约对华敌意增加。北约对华政策调整不利于国际政治、经济与安全结构建构,不利于亚太区域安全与稳定。中国要准确、系统、完整地认识北约对华政策调整,趋利避害,坚持合作共赢和对外开放,坚定维护国际多边主义,以实际行动打破北约的围堵与打压。     

美国特朗普政府的南海政策:路径、极限与对策思考

南海问题现已成为影响中国国家安全、中美关系、地区安全乃至全球地缘政治演进的重要议题之一。美国自20世纪90年代中期直接介入南海问题以来,其南海政策经历了政策宣示、外交介入与军事干涉等阶段。美国南海政策的逻辑原点,是出于所谓"捍卫美国国家利益"、"维护国际规则"、"维持地区军事平衡"乃至"巩固地区主导权"等多重考虑。特朗普就任总统以来,美国的南海政策以"遏制"与"抵消"的混合战略为指导,军事行动与外交手段相互配合并渐次升级,政策实施愈发激进、顽固,成为应对"大国战略竞争"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中美两国关系与地区安全影响急剧突出。中国未来的南海战略塑造应注重形势变化,多种手段并重,有效化解该方向日渐突出的战略挑战。     

大国控制国际组织何以成败——以美国对世界卫生组织的政策为例（2020—2022）

在大国竞争的时代,国际组织成为大国争夺影响力的重要场域。“委托—代理”理论认为,当作为代理人的国际组织偏离了作为委托人的主要大国偏好时,主要大国会通过控制机制来控制国际组织。控制方式分为“单边威胁”和“多边加强”两类。在控制内容与国际组织适配度高的情况下,“单边威胁”易取得较好效果;除适配度外,“多边加强”生效还需该国加强与其他成员国的偏好一致性。本文以2020—2022年（新冠肺炎疫情期间）美国与世界卫生组织关系为案例进行研究。在该案例中,美国特朗普政府的“单边威胁”控制政策效果不佳,而拜登政府的“多边加强”控制政策效果较好。国际组织是大国战略竞争的重要舞台和战略工具。我国在处理自身与国际组织关系、与国际组织内部其他成员国关系时,应冷静分析委托方和代理方的结构性特征,逐步提升制度性话语权。     

“统一预阻”:美台安全合作的楔子战略视角

特朗普时期美国的台海政策相较于以往仍存在一定的延续性,这既包括其具体台海政策的延续,更包括政策背后美国联盟政治战略思维的延续,其典型表现即是美台安全合作的持续与深化。本文提出,美台安全合作是美国长期以来打入两岸关系中的一个楔子,其并非仅出于制衡大陆的战略考量,更重要的是要实现"统一预阻"的楔子战略目标,预防美国在亚太区域的联盟体系被弱化,维系美国对东亚安全秩序的主导权。"统一预阻"即动员自身战略资源实施楔子战略,预先阻止两岸统一。美国"统一预阻"楔子战略的动因主要包括两点:其一,在美国保守的联盟思维中,若两岸统一,那么台湾地区作为美国"准盟友"的角色将会丧失,这可能导致日本、韩国等东亚盟友怀疑美国主导亚太的能力,并在安全层面上倒向中国,进而会弱化美国在亚太区域的联盟体系;其二,于美国而言,一个统一而强大的中国,其反介入/区域拒止能力将极大增强,美在东亚和西太平洋地区盟友的势力范围战略部署可能因两岸统一而被迫东移,美国及其盟友在西太地区战略利益可能面临重大威胁。通过实施"认可"型楔子战略,美国动员较少战略资源即可收获较大的战略效益。本文旨在尝试从联盟政治理论层面为探讨美台安全合作提供一个新的楔子战略视角。     

竞争性抵制:美国对“冰上丝绸之路”的拒阻思维与战略构建

推动"冰上丝绸之路"建设,应高度关注美国的北极战略立场。北极作为美国全球战略的重要区域和中国"一带一路"倡议的历史性延伸,集聚着两国战略资源的持续投放。在中美结构性矛盾逐渐升级的背景下,特朗普政府的北极战略致力于提升美国在北极地区的竞争优势,维护美国的北极利益,限制域外国家深入参与北极事务,最终构建从印度洋到北冰洋的对华战略包围圈。竞争性抵制的拒阻思维,是当前美国政府应对"冰上丝绸之路"的决策必然。但囿于经济实力、战略资源等方面的制约,美国选择与盟国联合拒阻中国参与北极事务,相应的战略构建为"冰上丝绸之路"带来了不稳定因素。北极地缘政治经济格局有可能出现中俄主导的以东北航道为基础的"冰上丝绸之路",与美加主导的以西北航道为基础的"北美北极走廊"并存的趋势。     

“一带一路”倡议背景下日本亚太战略新动向

近几年,东北亚地区形势发生新变化,这对日本的区域外交与安全战略产生了重要影响。美国特朗普政府改变了地区政治与安全博弈规则,对亚太地区战略做出重大调整;中国提出的"一带一路"建设正在稳步推进并取得显著进展。但进入2017年,特别是在5月中旬召开的"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后,日本对"一带一路"倡议的认知发生了变化:寻求有限经济合作;在政治和安全上提高的警惕性;展开相应的看似矛盾的外交行动。日本一方面选择在经济领域与中国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开展第三方市场合作,另一方面推动"俯瞰地球仪外交",调整安全战略,强化经济外交,推动"印太战略"以对冲"一带一路"倡议。     

中美俄太空三角关系

中美俄太空三角关系比较复杂。美俄太空合作有一定的广度和深度,而中美则几乎没有直接的太空合作,中俄太空合作稳步发展,逐渐深化,中美俄三对双边关系构成的三边关系是一个非等边的三角形。三国在太空领域激烈的竞争由三国不同的战略目标所决定,三国太空合作并没有掩盖三国在太空领域的较量。太空事关国家安全和经济利益,以及国际战略稳定与平衡,未来,三国将进一步强化太空技术的竞争,且趋势不可逆转;在反对美国太空霸权方面,中俄将联手对抗美国的反太空能力。为避免太空危机,美国尝试与中国和俄罗斯建立并加强太空安全对话机制。     

高科技领域的竞争正改变大国战略竞争的主要模式

美国将当今时代视为"大国竞争时代",而高科技领域被视为大国竞争首要的、决定成败的领域。能否在高科技发展中占据领先地位,不仅将决定一国能否在市场竞争和经济发展中占得先机,而且也将决定能否为其带来更大的国家安全保障。以信息技术(IT)为特征的第四次工业革命是新兴大国竞争时代的关键因素。由于中国被美国视为"战略竞争对手"以及中国在高科技领域里引人注目的发展,美国不明言的高科技竞争对手就是中国。特朗普政府视高科技竞争是一场"新军备竞赛",阻止中国高科技领域研发快速发展带来综合国力的增强,成为美国政府的当务之急。伴随着贸易制裁,特朗普政府对中国高科技发展的打压逐步升级,例如,对高科技产品,尤其是对无线通信网络的核心部件——芯片出口的限制,以及其最极端的形式——科技"脱钩"。本文举三个相互交织的科技领域(人工智能、电信和半导体)为例,说明中美在高科技领域里竞争的激烈程度。在拜登执政之后,美国在高科技领域同中国竞争将采取何种限制政策,值得密切关注。     

拜登政府对华政策调整及引发的复合安全困境问题研究

拜登政府在总结特朗普政府对华政策失败经验后所推动的对华政策,并不是对美国对华政策的简单继承,也不是来自美国国际关系学界既有学术理论的现实实践延伸,而是美国结合当下全球性网络生产体系、区域安全架构和现实盟友关系等要素变化,重新进行的制度安排和政策重组。特朗普政府开启了美国对华政策的范式转折,拜登政府继承了特朗普政府对华政策的某些历史惯性,但其对华政策中的模块化策略更加注重政策组合以及盟友调动,同时运用矩阵式和网络化的处理方式。拜登政府对华政策的推动实施,不仅会主动推动和扩大中美竞争的空间,同时也会在不同的维度上引发全球国家与地区间的复合安全困境。     

美国气候安全战略演进逻辑及启示

随着全球气候变化影响的加深，气候变化已经不只是传统意义上的环境问题，而是向兼具政治属性的安全问题转变。美国拜登总统上任后将气候安全置于核心地位，并将其作为处理内政外交的优先项。美国历届政府在推动气候安全战略上，可以分为早期认知阶段、克林顿政府时期探索阶段、小布什政府时期扩展阶段、奥巴马政府时期建立阶段、特朗普政府时期否定阶段和拜登政府时期升级阶段等过程。同时，美国气候安全战略的建立，是气候变化问题独特属性、全球科技竞争和美国内生条件等综合因素共同驱动的结果。当前拜登政府构建气候安全战略实施体系，强化盟友关系、增强科研力量、加大对中国施压将成为未来重点。因此，我国应重视气候安全挑战，并建立相应的组织体系。     

中美贸易战:动因、形式及影响因素

特朗普政府对华发动贸易战,是中美关系近年所面临的最严峻挑战。特朗普政府对华贸易战是经济、战略、政治和特朗普总统本人等多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美国作为贸易战的挑起方,依靠自身强大的经济实力和在中美经贸关系中的相对优势,围绕道义、法律、中国身份、技术、联盟和具体公司等领域对华重点施压,中方也在相应领域对美采取反制措施,迫使美国用谈判方式解决双边贸易摩擦。从进程看,经济和政治因素深刻塑造着贸易战的走向。总体上,中美经贸关系的政治和安全外溢性有所加强,容易成为两国战略竞争的诱发因素,需要双方进行严肃管控。     

浅析美国的“小型超级联合国“战略

冷战结束以后,联合国对美国的重要性降低,与此同时,美国感到越来越难以控制联合国。在这种情况下,美国一方面力图通过改革联合国来控制联合国;另一方面,美国准备用八国集团和西方八国首脑会议来取代联合国和安理会,从而使八国集团形成“小型超级联合国”。对于美国的这种战略,我们中国可以从两方面进行应对:一方面要积极推动联合国的改革,力争让联合国的改革按照我们的方案进行;另一方面,我们要积极加强与八国集团的对话与合作,可以考虑逐步加入八国集团,在八国集团的内部对其机制施加影响,以便防止我们在将来被边缘化,从而更好的维护我们的国家利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