温和的威权主义、收入分配平等与国家治理——日本的案例分析

日本战后初期的大规模制度转型,为国家治理提供了一个温和的威权主义的制度环境及收入分配平等的社会环境。在温和的威权主义的政治制度安排下,自民党与官僚长期结盟,从而形成了政党与官僚的二元治理机制。不仅如此,战后日本致力于完成由后发展经济向工业化经济的转变,决定了发展导向的国家治理目标。而且在工农业部门之间的资源转移过程中,超越特定的利益集团而使更广泛的社会阶层利益均沾。温和的威权主义的制度环境和收入分配平等的社会环境,在提高了国家治理能力的同时降低了国家治理成本,从而取得了在发展与公平之间保持平衡的国家治理绩效。     

京津冀区域环境治理的法律保障研究

京津冀区域环境治理中法律保障问题与困境包括:缺乏统一完善的法律制度环境;缺乏有效的协调与合作组织机制缺乏完善的生态补偿机制;缺乏稳定的深度合作模式;发展不平衡成为推进环境合作治理的主要制约因素。为此,需要完善京津冀区域环境治理法律保障体系,形成区域环境治理法律框架,逐步完善生态补偿法律制度与运行机制,设立华北督察执法局作为统一的区域环境执法机构。     

《五国防务安排》与南海非传统安全

《五国防务安排》是东南亚附近海域海上安全合作机制中颇为独特的存在,其诞生最初是为了维护新加坡和马来西亚防务作出的过渡性安排。近年来,随着区域安全形势的变化,该组织通过机制建构和军事演习的不断更新与升级,增强了各成员国的军队的联合性、军备能力和专业化水平,有力地保障了南海航道安全。同时,该组织在实践中与地区内其他安全合作机制相辅相成,利用军事安全工具实现非传统安全目标,为各国在东南亚海域进行安全合作提供了积极的示范作用,在维护南海海上安全,尤其是在应对非传统安全问题方面发挥着积极的作用。     

“一带一路”倡议下的东北亚经济合作分析

尽管在东北亚地区形成了国家间密切的经济联系,但区域经济合作进展迟缓。"一带一路"战略构想的推进,将促进东北亚地区的经济合作。本文主要探讨"一带一路"战略背景下的东北亚经济合作,通过东北亚经济合作与"一带一路"区域国家间合作的案例比较,阐释中国与东北亚国家间经济合作的重要意义,分析深化东北亚经济关系未来发展的新路径。     

东南亚安全合作机制碎片化问题研究

目前,东南亚地区呈现出多种安全合作机制共存之局面,一方面各种安全机制越来越朝着多样化、板块化以及专业化方向发展,另一方面安全机制间的边界又越来越模糊,并呈现出交叠、竞争的趋势,形成了"安全合作机制碎片化"现象。该现象主要表现为机制多元化、机制复杂化和机制间的无序—竞争化,而权力失衡、利益分化以及认同削减是造成东南亚地区安全合作机制碎片化的主要原因。同时,碎片化降低了地区安全合作制度化水平,加剧了安全合作机制的复杂性,削弱了东盟在地区安全治理中的主导性,从而对东南亚地区安全治理造成了严峻的挑战。故此,中国应通过成为东南亚安全治理架构的"议程设置国",并积极推进亚信会议进程以促进地区现存安全合作机制间的协调,努力提高东南亚安全治理的制度化水平;支持以东盟为核心的综合安全合作机制,特别是积极参与并支持"东盟中心"的区域间主义动议与行动,坚持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亚洲安全观",以确保东盟在东南亚地区安全治理中的主导地位。     

东北亚救灾合作机制建设:特点、困境及对策CSSCI

在灾害频发的东北亚地区,推进地区救灾合作机制的建设已成为各国在区域合作领域中的一个议题。通过考察东北亚救灾合作机制在近年来的建设进程和在区域事务实践中的表现,可以看到该机制具有多维度的特点。东北亚救灾合作机制所具有的多维度的特点,在一定程度上也是对机制建设所面临的成员间多元利益考量这一复杂情形的反映。东北亚地区救灾合作的机制建设在取得成果的同时,也在机制建设的深度和广度上还存在一些有待加强和改善的地方,仍需要各国努力加以健全。     

新区域主义视野下的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区域治理

1990年代,随着全球化的进一步发展,＂新区域主义＂应运而生,它作为一种指导思想,推动着国与国之间,地区与地区之间的经济、政治、文化安全等多方面的合作。通过认识＂新区域主义＂与＂区域治理＂的兴起与发展,阐述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在新区域主义视野下的区域治理模式,呈现在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进行经济发展建设、区域安全协作、区域治理制度建设,和谐社会关系的同构模式。     

环境治理中的三大制度经济学学派:理论与实践

20世纪50～70年代,发达国家的环境政策在环境干预主义学派的影响下,以命令与控制为主;20世纪70～80年代,在基于所有权的市场环境主义影响下,以开拓市场调控机制为主;20世纪90年代至今,处于强化环境自约束管理阶段,以强化自愿协商机制为主。与上述三个阶段相应,本文对环境治理中的三大制度经济学学派(环境的干预主义学派、基于所有权的市场环境主义学派及自主治理学派)的理论、实践进行分析与总结。环境治理中三大制度经济学学派的演变,反映了人类在环境治理认知上不断完善的过程。     

东亚合作的区域主义分析

1997年东亚经济危机揭开了东亚区域一体化的序幕,ASEAN+3框架下的金融合作极大地推动了区域合作的进程.在经济危机面前,以区域主义替代华盛顿共识下的全球标准,谋划建立地区安全体系是东亚区域合作的实质.东北亚是东亚地区最重要的次区域,这一地区内部各国间积极的经济、人员交流为推进地区合作创造了条件,但是同时也存在很多障碍.只有通过民间的交流增进相互理解和信任,达成次区域合作,才能使东亚最终走向一体化.     

大湄公河次区域环境合作法律机制分析

澜沧江－湄公河次区域合作顺应了当今经济全球化、区域经济集团化发展的趋势。而要真正实现次区域内各国经济发展的互利共赢,就必须加强和完善次区域内环境合作法律机制的建设,以统筹协调经济增长与环境保护,实现可持续发展。通过考察次区域内各国环境合作的历史与现状,使我们认识到虽然次区域内环境合作法律机制已初步形成,但仍不完善,尚需通过制定《GMS环境合作协定》、设立GMS环境作委员会、建立独立的GMS环境争端解决机制、拓展GMS环境保护法律机制的合作领域与层次等方面予以进一步完善。     

日本多重治理结构下的区域创新政策研究

经济全球化和跨国创新网络的形成和发展,对日本传统的创新模式带来了巨大挑战。与国家创新政策相比,区域创新政策更加灵活,更适合依据区域的不同特点进行调整,因而更适于应对全球技术创新领域的竞争。日本正由更多依赖国家创新,向依靠区域创新和构建创新体系转变。日本通过完善包括知识集聚示范区在内的区域创新模式、政策工具,以及合理分配在多重治理结构下区域创新管理机构的管理权限和责任,实现了不同创新主体之间的互动与合作,缩小了与全球技术创新水平及区域技术创新水平的差距,促进了日本创新能力的提升。     

核变与共融:全球环境治理范式转换的动因及其实践特征研究

当前,全球环境治理在各种内外因素的共同作用下正经历"多中心"的价值核变。就引发全球环境治理范式转换的外在致因而言,呈现国际政治、经济与社会结构中强化环境公共规制的基本转向,涵盖国内与国际层面的环境政策联动、世界经济振兴与整体性生态环保的交叠融合,以及多层级治理权威的社会互构。而全球环境治理所依存的国际法内生秩序孕育着自身规范结构与实施机制的复合性演进。全球环境治理范式转换在治理实践中表现为多层级协商合作体系的雏形初现,并已在贸易、投资、金融等国际法领域展露出环保规制策略统筹互补的特征。一方面,主要依靠合作网络权威与法律导向的公众参与;另一方面,强调跨领域整合多样化、竞争性的治理工具。全球环境治理的范式变迁将有效促动国际司法控制与环境条约遵约管理的共融支持,为滋养国际环境法执行的民主正当性与环境效率的共向发展创造有机土壤。     

论碎片化状态下的东北亚竞合困境

与世界上其他地区相比,东北亚可能是地区合作最为落后的地理区域之一。权力、安全、经济等方面的利益冲突,以及传统文化、历史记忆和意识形态等方面的观念冲突,使得东北亚诸国在不同议题上结成不同的国家合作或议题合作区块,从而形成一种多重碎片化的格局。碎片化不但使得整体的地区合作难以形成,甚至造成既有合作领域倒退的"坏苹果"效应,因此,对东北亚碎片化的生成与竞争/合作状况进行充分的评估,有助于为碎片化的缓解与治理提供思考路径。东北亚各国应该及早采取措施缓解或消除地区碎片化,从而在未来的全球地区竞争中赢得一席之地。     

南海非传统安全问题的现状与应对机制分析

本文系统阐释和分析南海地区非传统安全问题的现状及合作机制。南海非传统安全问题复杂多样,包括海盗、海上恐怖主义为主要内容的跨国犯罪、海上灾害、生态环境安全和资源安全等四大类,彼此之间相互联系。在全球、区域和双边等不同层面的诸多安全合作机制中,都包含了非传统安全议题,机制拥堵和功能重叠特征明显,没能从根本上使非传统安全问题得到遏制。南海对中国的战略意义不断上升,中国应利用非传统安全问题的低敏感性,在非传统安全治理中扮演重要角色。在国内层面,加强海上防卫力量建设,整合国内治理资源;在双边层面,加强与沿岸国家双边合作,提升联合治理能力;在地区层面倡导南海非传统安全治理架构建设,推动秩序与规则建设。     

中美北极合作:制度、领域和方式

北极地区的治理离不开世界各国的合作,其中中美两国的合作对于实现北极地区的有效治理至关重要。两国应将北极理事会作为促进北极地区合作的重要平台,并推动其朝着更加有利于观察员国参与北极治理的方向改革。在应对北极地区气候变化所带来的问题时,中美两国在资源、安全以及科考等诸多领域都拥有广泛的合作空间,同时,两国致力于寻求多渠道的合作。中国是北极地区重要的利益攸关方,将秉承尊重、合作与共赢三大政策理念参与北极事务,不断推进与美国等北极理事会成员国的合作,实现北极地区的有效治理。     

东北亚合作制度化的起点

制度的创建需要共有观念作先导,欧洲一体化能获得目前的成就无疑深深地得益于欧洲观念、欧洲区域意识的存在。反观东北亚地区却存在着本地区区域意识的严重缺失。这种缺失与多种因素有关。这种地区认同的缺失不利于东北亚共同价值观、内聚力和相互信赖的形成,也不利于东北亚区域合作向前推进。要推动东北亚合作的发展,必须从重新构建各国的身份认同着手,培养东北亚的区域意识,区域意识的形成对地区合作具有重要意义。区域意识的形成需要一个漫长的过程。东北亚区域意识的形成也需要一个长期的演进过程,无论如何这个过程已经开始。     

欧美学者国际环境治理机制研究的新视角

国际环境治理机制是国际社会应对环境问题的一个重要制度安排,西方学界对国际环境治理机制的研究为国际关系的理论与实践提供了有益的分析视角。通过对有效性评估、机制互动理论以及"机制复合体"松散治理架构的探讨,欧美学者为国际环境治理机制理论注入活力,为理解国际环境治理提供了分析框架。梳理和论述国际环境治理机制的诸多理论视角,使我们能够了解欧美学者研究思路的演变,探讨当代环境治理机制的特征。     

实现促进良治的共同目标 世界审计组织和《北京宣言》

<正>国家审计是国家政治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各国政治制度和审计体制虽不尽相同,但最高审计机关致力于加强公共财政和公共管理领域的问责制和透明度,促进建立和完善监管机制,从而推动实现良好国家治理的目标是相同的。实现促进良治的共同目标,既是世界审计组织60年来的不懈追求,也是2013年10月在北京召开的世界审计组织第二十一届大会颁布的《北京宣言》的主旨。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     

敛合与分裂：理解亚太区域经济秩序的双重维度

伴随着CPTPP、RCEP和IPEF等多边自贸协议和经济合作框架的出现，亚太区域经济秩序呈现出分裂趋势进一步扩大、敛合空间进一步缩小的双重态势。敛合趋势主要表现在价值链的本地化与近岸化、自由贸易协定规则的整合与重组以及经济发展目标的部分趋同；分裂趋势则主要表现在区域经济规则标准与主导权之争、供应链的安全化与“去中国化”，以及区域本土经济治理主体的弱化。亚太区域经济秩序敛合与分裂的消长态势将对地区国家产生复杂的影响，包括重构以中美为核心的地缘政治主体的互动方式；通过贸易转移效应重塑地缘经济收益分配；促使区域国家将关键行业、数据安全以及产业链在内的经济议题“安全化”；加剧区域经济弱国“失语化”现象。亚太区域经济秩序分裂与敛合的双重趋势将长期伴随中国与区域国家之间的经济合作。面对区域经济秩序的复杂演变，中国可采取经济多边主义取向、尊重东盟中心架构、维护区域治理理念和寻求合作契机四种路径推进区域经济秩序敛合，为中国经略周边、重塑周边、引领周边乃至构建周边命运共同体创造和平、稳定、有序的发展环境。     

南亚区域合作的历程、成效及挑战

南亚区域合作萌芽于二战结束之初。1980年之后,南亚区域合作加速推进,逐渐形成了以南亚区域合作联盟与一系列次区域组织为依托的合作机制。21世纪以来,南亚自贸区建设取得了一系列进展,在能源合作领域的成绩较为显著,次区域合作的成效更为突出。不过,南亚区域合作的协议签署多,执行弱;合作长期停留在经济与社会层面,无法深入到更加重要的地区安全合作领域。另外,特殊的地缘政治格局、地区主义在南亚的缺失、恐怖主义的泛滥以及各国对外战略重心的差异都对南亚区域合作带来了挑战。未来,南亚区域合作将会出现分化的态势,全区域整合困难重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