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盟的绿色外交及其决策

随着全球环境治理形势的日益严峻,绿色外交越来越引起国际社会的关注。欧盟作为全球治理的重要力量,高度重视环境保护,积极推动环境领域的全球合作,并以其有效的政策和行动在全球绿色外交舞台上发挥着主导作用。在特定的历史条件和社会背景下,欧盟积极倡导环境保护和绿色外交理念,构建绿色外交网络,参与多边环境协议和国际环保组织,推动全球环境谈判与合作。欧盟绿色外交政策的制定是一个由超国家机构、成员国、各级地方政府、公民社会、非政府组织等行为体共同参与的互动过程,体现了多层级网络治理的特点。欧盟的绿色外交决策同时受到多种因素的影响,其中既有国际能源权力结构变迁的因素,也有欧盟集体行动困境和软实力的影响。     

国际行政法之论——全球化与全球治理视野中的国际法治

国际行政法是针对跨国行政活动和国际治理中的国际行政合作关系作出的规制和调整,是在传统国际法体系中出现的一个新兴分支领域,其逻辑起点和理论根基是全球治理的提出。全球治理中善治标准的实现需要引入行政法等一系列工具,因而全球治理的提出与行政法有着与生俱来、不可分离的关联性,行政法构成全球治理的微观基础。全球治理的大部分内容可以作为行政行为来加以理解和分析,即规则制定、冲突利益间的行政裁决,以及其他形式规制性和行政性的决定和管理。目前,一个规范等级逐渐鲜明的"国际行政法"体系正在产生并逐步形成,中国应该积极参与到这一进程当中。     

刍议全球治理理论与当代国际法的交互性影响

全球治理理论的勃兴给现代国际法理论与实践既带来了新的挑战,也创造了前所未有的机遇。国际法作为调节国际社会行为主体之间关系的法律规范和制度,对全球治理的实现起着重要的规范作用;同时,国际法也应积极适应全球化的潮流,使其和全球治理理论在交流与互动过程中得到共同发展。尽管全球治理的理论范式还存在不尽合理与完善的地方,但它已经并将继续深刻影响未来国际社会的发展方向。     

全球经济发展中民间规制现状分析

全球经济与社会发展中的民间规制,是通过提供自愿性的国际民间准则来规制企业行为,这些准则主要是关于国际社会劳动保障、环境绩效评估及人权政策方面的内容,其目的在于治理跨国公司及全球供应链网络,弥补政府规制的真空地带与不足之处。本文简要评析了国际经济与社会发展中民间规制的现状,指出尽管国际民间规制对规范与提升国际经济行为发挥了十分积极的作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政府公共治理的局限,但无论是在国际上还是国内范围,它们都不足以成为经济发展进程中政府规制的替代品。从长远的角度看,国际经济与社会发展中民间规制的实效与影响力取决于其行为准则与全球官方规制的耦合程度,国际经济与社会发展中民间规制要发挥并放大其规制效应,就必须积极整合到国际和国内政府主导的多边规制政策架构之中。     

论全球正义——关于正义问题及实现路径的分析

随着全球化对正义观的冲击和全球治理对正义价值的追求,全球正义已经成为一项亟待拓展的议程。究其原因,国际社会的无政府状态、全球利益与国家利益的二元悖论、国际政治中道德原则的复杂性,这三方面的因素阻碍了全球正义的实现。本文认为,全球化所带来的权威流散拓宽了"国家—市场—社会"三维治理结构的民主化渠道,缔造了全球正义实现的权力结构环境;化解全球利益与国家利益二元悖论、达成合作是维护全球正义的基本保障;承认差异、兼容并蓄是建构全球正义观的基本原则,个人正义是全球正义的起点与归属,全球正义观须以全球命运共同体为依托。     

国外关于世界环境组织的研究

近年来 ,全球环境问题日趋严重 ,引起了国际社会的广泛关注。国际学术界的大量研究指出 ,全球环境治理中存在着治理体制分散 ,治理资源缺乏 ,国际环境治理决策执行不力 ,贸易争端与环境议题相互纠缠等问题 ,应当对现行全球环境治理体制进行改革。许多人因此提议创建一个新的国际环境管理机构———世界环境组织———以解决这些问题和扭转全球环境质量恶化的倾向 ,并运用全球公共品和跨国外部性等概念对创建世界环境组织的提议进行了理论论证。本文对上述研究进行了简要介绍 ,并指出中国学术界加强国际环境管理问题 (包括世界环境组织 )研究的必要性。     

全球公域治理:全球治理的范式革命?

在深度全球化时代,全球公域治理新议题兴起。全球公域治理之"新"不仅体现为治理领域的拓展,更体现为治理思路的变化。全球公域治理对现代国际体系的若干基本原则发起挑战,同时亦推动全球治理从国家主义范式、跨国主义范式转向全球主义范式,并对全球主义范式提出建立整合度更高的"硬治理"的新要求。在此新旧范式交替之际,全球公域治理内含诸多悖论。为有效消解这些悖论,中国应创新外交思维,树立新利益观、新安全观、新作为观和新发展观,为自身深度参与全球公域治理创造战略性机遇,为"全球公域命运共同体"的构建贡献力量。     

国外非正式环境规制及其环境治理效应研究

当以政府为主体的正式环境规制治理效果不明显时,借助第三方力量的非正式环境规制提供了另一个渠道来促使政府和企业重视污染治理问题。文章首先梳理了非正式环境规制的概念,并归纳了以公众和环境非政府组织视角划分的非正式环境规制的类型;其次梳理了三方主体在环境治理中的作用机制,如与正式环境规制的互动关系、非正式环境规制的直接效应和非正式环境规制的内部相互作用;再次总结了非正式环境规制在水、空气和其他环境治理方面取得的成就;最后就如何更好地发挥非正式环境规制“自下而上”的环境治理效应及其未来发展方向进行了展望。     

调整“大地依恋”的层级:关注跨层级思维的艺术表达

当代"场所"理论的建构陷入僵局,人们各持己见,而跨层级思维则有利于培育新的"场所感"范式。跨层级思维指在不同的场所层级之间来回转换,反复变焦,把地方-全球讨论置于"层级"和"依恋"语境中。当前许多环境文本如摄影作品、著作等都运用调整"大地依恋"层级的策略,帮助当代读者以多种视角理解自我与场所的深层联系。跨层级思维意味着将对某一特定场所体验的精微性与对全球体验的广大性结合起来,理解人们的生活给环境带来的真实影响,培育新的也许是有效应对当今世界严峻现实的认知习惯与思维方式,使人们适应变化中的世界,并促使他们克服对可能令人麻痹的抽象问题视而不见的倾向。     

论新近大型自由贸易协定规制合作的不同路径及中国选择

全球价值链下,国内规制差异越来越成为国际贸易的壁垒。世界贸易组织(WTO)对国内规制壁垒的解决具有局限性,其自身发展也面临困境。在发达国家推动下,《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全面与进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PP/CPTPP)、《跨大西洋贸易与投资伙伴关系协定》(TTIP)、《日本—欧盟经济伙伴关系协定》(JEEPA)、《美墨加协定》(USMCA)等大型自由贸易协定近年来先后达成或取得进展。这些代表性的新近大型自由贸易协定引入了规制合作机制,注重多元目标的平衡,以"良好规制实践"为核心规则,采取实验主义治理,形成了规制合作的新范式。在实现规制合作的路径上,这些协定分别采用了引导式路径、协调式路径和强制式路径。中国在未来的自由贸易协定谈判中应灵活选择合适的规制合作路径:与发达国家的贸易规制合作谈判应慎用强制式路径,可以接受引导式路径,优先选择协调式路径,并设计合适的规制合作规则;与发展中国家的贸易规制合作谈判应坚持共商共建共享原则,以软法形式倡导"良好规制实践"。     

东北亚地区环境治理的路径选择:以中日韩环境部长会议机制为例

由于政治、历史和文化因素,以及地区主义的缺失,东北亚地区各国的安全关切集中在国家领土和主权安全,而非像地区主义较为成熟的区域更加关注人的安全。在这样的背景下,东北亚地区的环境合作很难形成制度化程度较高的治理体系,而是要依靠非正式和非强制的制度安排促进各国认知形成,依靠软法实现治理目标。中日韩环境部长会议机制(TEMM)在21年的合作实践中不断构建环境共识,相互给定合作身份,继而创造了东北亚地区环境共同体社会;借助国际环境协定安排,帮助并促进各国履约,通过提升各国国内治理能力来实现区域治理目标,形成区域治理规范,探索出东北亚地区环境治理的可选路径。因此,这一机制在众多东北亚环境合作机制中,虽然起步较晚,但是级别最高,对各国环境政策具有重大影响力,成为东北亚地区连接国家治理、区域治理和全球治理的协调中心。该机制的治理实践为复杂地区形势下的环境治理提供了必要的合作经验。     

发展绿色经济背景下的中日能源与环境合作

在区域生态环境治理问题上,中日两国存在着共同的利益诉求;而在节能环保与生态治理领域,两国也具有长期合作的基础。这是双方未来围绕绿色经济的发展,进一步强化能源与环境方面经济技术合作的前提。然而,双方在合作关系上的非对等性,特别是当前两国间相对紧张的政治关系,将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中日间在节能环保领域经济技术合作的未来发展走向。有鉴于此,增强中日双方在能源与环境领域的资源与产业间的互补性发展、逐步建立两国间以企业为主导的新型合作模式、以区域生态环境治理的基本共识弱化政治因素的干扰,将是两国间围绕绿色经济的发展,在节能环保与生态治理方面强化经济技术合作的有效途径。     

将全球治理引入海洋领域——论全球海洋治理的基本问题与我国的应对策略

全球化的扩展与全球海洋问题的频发等现实因素推动了全球海洋治理的产生,治理理论与全球治理理论则为全球海洋治理提供了基本的理论来源。全球海洋治理是由目标、规制、主体、客体等四种要素构成的有机整体,其实现方式主要包括主权国家合作方式、国际政府组织主导方式、国际非政府组织补充方式以及国际规制的强制作用方式。当前,全球海洋治理的实现受到一系列因素的制约。作为一个重要的海洋大国,中国应在权力、能力与国际影响力等方面加以应对和完善,以提升我国在全球海洋治理中的地位。     

欧美学者国际环境治理机制研究的新视角

国际环境治理机制是国际社会应对环境问题的一个重要制度安排,西方学界对国际环境治理机制的研究为国际关系的理论与实践提供了有益的分析视角。通过对有效性评估、机制互动理论以及"机制复合体"松散治理架构的探讨,欧美学者为国际环境治理机制理论注入活力,为理解国际环境治理提供了分析框架。梳理和论述国际环境治理机制的诸多理论视角,使我们能够了解欧美学者研究思路的演变,探讨当代环境治理机制的特征。     

全球海洋生态环境治理的区域化演进与对策

全球海洋生态环境治理具备多层级的体系和治理架构,但随着主权国家治理需求的转向和海洋生态环境系统的特殊性,治理行动明显呈现出区域化倾向。海洋环境治理的区域化倾向造成环境治理的去全球化状态,以联合国为中心的治理体系发挥作用有限,不利于基于整体性理论下全球海洋生态环境治理体系的构建。因此,需要整合全球海洋生态环境治理体系构建中存在的多层次利益诉求,通过形成全球海洋治理理念,构建"全球—区域"统一的治理规则,进一步完善全球海洋生态环境治理体系。     

农村环境治理中村民主体性参与的难题与破解路径探索

村民作为村庄环境的天然在场者与直接利益相关者,在乡村环境治理中发挥着其他主体无可替代的作用.而当前我国村民在参与乡村环境建设过程中面临着治理主体失序、村民参与内部性紊乱、自主治理创新性不足、治理保障缺失等问题,导致其参与治理的有效性不高.上海市崇明区通过"全员治水"模式,在发挥村民参与治理主体性作用方面取得了显著成效,为其他地方提供了有益的经验及启示.可考虑从重塑村民在环境治理中的主体性地位、平衡治理主体间的权责关系、提高村民主体性治理的意识与能力、鼓励村民建立并完善村规民约、加强地方的经济与环保设施建设、构建长效的村民参与治理激励和保障机制等方面,破解农村环境治理中村民主体性参与的难题.     

国际法中“权威学说”功能的流变与当下意义

"权威学说"是明文规定于《国际法院规约》第38条的法律概念,其在国际法中的功能由早期的直接国际法渊源逐步演化为辅助渊源。这一流变具有"权威学说"本身的缺陷和国际法整体的发展两个方面的原因。近年来,以《塔林手册》为代表的新型"权威学说"在国际法实践中呈现出新的活力。与此同时,"权威学说"是当前国际法学者沟通理论与实践的重要桥梁。我国应当重视"权威学说"在加强国际法律事务话语权中的作用,推动构建国际法的中国理论。     

全球公共产品视角下的全球海洋治理困境:表现、成因与应对

全球海洋治理在持续发展的同时也面临着多重困境。在全球公共产品的视角下,全球海洋治理困境集中体现为全球海洋公共产品的总量供给不足、分布结构失衡及使用不尽合理等三个方面。这些问题的产生,主要是由于全球海洋治理的主体、客体、目标和规制之间未能形成高效协调的运转机制。应对这些困境的根本之策在于国际社会的广泛合作,共同承担起供给、监督和管理全球海洋公共产品的责任。中国作为一个具有重要国际影响力的海洋大国,应当扮演好供给者、协调者和完善者的角色,为消除全球海洋治理困境贡献出中国力量。     

全球海洋治理视野下中非“蓝色伙伴关系”的建构

中非"蓝色伙伴关系"的建构是中国持续开展双边和多边海洋合作的结果,也是其更深入参与全球海洋治理的现实倡议。全球海洋治理背景下中非"蓝色伙伴关系"的建构拥有一些有利条件,也面临一些问题。中非"蓝色伙伴关系"的建构将在全球海洋治理领域彰显南南合作的强大力量,对形成公正合理的国际海洋政治关系,发展全球可持续性蓝色经济,推动"海洋命运共同体"的实现和全球海洋生态环境的改善都具有重要意义。推进中非"蓝色伙伴关系"的发展,应从加快中国自身的海洋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入手,合理规划中非海洋合作的重点领域和重点国家;在涉非三方合作问题上积极作为,减轻域外大国势力带来的不利影响;要特别重视与联合国和非洲发展计划相关议程相对接,为化解全球海洋治理难题和完善全球海洋治理机制做出贡献。     

次国家行为体与全球治理:城市参与联合国可持续发展议程研究

城市在国际事务中的影响力不断提升,已经使其成为了全球治理中的重要行为体之一。当前,《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为城市的自身治理以及参与全球事务提供了机遇。一方面,议程为城市参与其中提供了制度性空间,议程目标之一即是城市与居住区的可持续发展。因此,在本土化治理中,城市针对经济、社会与环境领域的政策需要不断实现创新,以达到相关指标的要求。另一方面,城市已经成为促进国际合作的有效渠道,是支撑和扩散全球可持续发展议程核心理念与最佳实践的重要平台。作为全球性的纲领文件,这一议程需要在城市外交与城市治理中不断内化。可以说,城市作为次国家行为体已经成为联合国所试图构建的多元多层治理体系中不可或缺的一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