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系统审视

“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是习近平总书记对破解人类发展时代难题作出的前瞻性考量。“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具有坚实的理论依据,继承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理论,传承和创新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赓续和升华了中国外交理念。“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内涵丰富,体现了中国的文明范式,倡导新型国际关系,追求全人类共同价值。尊重平等、开放合作、互利共赢,是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践行原则。“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超越西方理想共同体蓝图,缔造了马克思主义共同体思想的当代形态,深化了人类对社会发展规律的理性认知,丰富了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大国外交的理论内涵,对凝聚全球正义的伦理共识、实现世界长治久安有重要的意义。     

文明论视域中的人类命运共同体

自党的十八大提出并倡导人类命运共同体意识以来，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和实践逐渐深入人心。党的二十大进一步明确指出，“促进世界和平与发展，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体”。只有立足人类文明形态转换或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的宏阔视域，才能深刻把握人类命运共同体这一理念的时代内涵、人性根基、价值旨趣，进而充分彰显其文明价值与世界性意义。人类命运共同体是基于人类文明形态转换的历史处境而提出的，具有鲜明的时代性内涵；人的社会性本质、“人的真正的共同体”或“自由人联合体”构成了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人性根基，和平、发展、公平、正义、民主、自由的全人类共同价值构成了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价值观念。     

海洋命运共同体构建需知行合一

2019年4月23日,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青岛出席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成立70周年的讲话中首次提出构建海洋命运共同体的理念。习主席指出,海洋孕育了生命、联通了世界、促进了发展。我们人类居住的这个蓝色星球,不是被海洋分割成了各个孤岛,而是被海洋连结成了命运共同体,各国人民安危与共。这一理念对内可以视为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提出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和海洋强国战略的重大发展,对外则可视为中国参与全球海洋治理的中国方案的重大发展。由于海洋命运共同体提出时间尚短又具有很强的专业性,学术界和政策界对推进海洋命运共同体建设的认知和行动的探讨与筹划刚刚开始,尚未形成体系。因此本文尝试说明,海洋命运共同体的构建是个知行合一的体系,是政策概念体系和战略实践体系的并举合一,这二者在本质上具有一体性,在行动上应相互促进,在目标上追求高标准,在实际推进过程中要防止知行“两张皮”。     

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及其新时代外交实践研究

世界正面临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习近平主席提出坚持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推动建设相互尊重、公平正义、合作共赢的新型国际关系,为中国参与全球治理提供全新的理念和主张,符合当今世界发展趋势和全人类共同利益。特别是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充分体现习近平中国特色大国外交思想的时代内涵,是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是对马克思主义共同体思想的继承和发展,是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的理论逻辑和现代人类文明发展的历史逻辑辩证统一的体现。^①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主席以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的决策者、践行者的独特地位,提出一系列具有重大国际影响的主张和思想,为推动世界和平与发展做出巨大贡献,为新时代习近平外交思想的形成奠定重要的理论和实践基础。本文从三个方面阐述习近平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及其对新时代外交实践的意义。     

美国学术界对人类命运共同体认知及中国应对之策

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中国外交战略思想体系的顶层设计,亦是美国学术界观察和评析中国外交关注的核心概念。美国学者从2013年开始发表解读人类命运共同体外交理念的著述,认为该理念是新时代中国外交的核心理念,其提出与中国实力增长密切相关,反映了中国建立国际新秩序的战略诉求,其实践包括开展周边外交、打造经济共同体和参与全球治理。美国学者主要采用现实主义、自由主义和安全共同体三种理论视角来解读该理念,并提出了不同的政策建议。中国应进一步提升人类命运共同体在美国的影响力和传播力,利用二轨和非官方机制来深化与美国的沟通,有针对性地化解美国学者的误解和偏见,探寻中美合作新路径。     

中国智慧：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构建

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蕴藏着深厚的中国智慧,在继承和超越中国传统“天下观”的基础上,实现对马克思“共同体”思想的创造性发展,既对传统“天下观”当中的秩序观、统一观、和谐观和道德观等进行批判继承,又对马克思“共同体”思想实现视角创新、途径创新和价值创新。面对这个非西方的新型世界秩序建构方案,不仅要澄清对它的误读和曲解,深刻理解中国传统文化的智慧和现实主义特征,更要在全球性问题挑战的背景下,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中国实践中共生共赢,共创美好未来。     

人类命运共同体观念在全球化时代的意义

“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念得到大量事实的支持:人类在同一个全球生态环境下生存,气候变化带来的各种自然灾害会影响地球上的所有国家;人类活动的全球化带来了更多的全球性问题,如难民问题、毒品走私、恐怖主义问题、传染性疾病等;全球化背景下人类命运的共同性更深刻地显示在经济的全球化上。在一个统一的世界经济中,各国经济一损俱损,一荣俱荣。当前的一些国际经济动态提醒,理论上的人类命运共同体与现实中对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认知是有距离的。现实中,存在着阻碍人类命运共同体构想实现的诸多因素,如经济利益、安全利益、战略利益以及意识形态等。因此,要真正实现“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构想,仍然任重而道远。     

东北亚命运共同体构建何以成为可能?

在中国政府提出将与国际社会共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之后,人们普遍感觉到中国正在积极推动东北亚地区的合作与和解,因而有关构建东北亚命运共同体的设想也格外引人注目。虽然官方并未公布构建东北亚地区命运共同体的政策目标,但呼吁构建周边命运共同体和亚洲命运共同体。与历史上日韩等提出的“东亚(东北亚)共同体”建设不同,中国政府分外重视命运共同体所体现的共享历史、平等、相互尊重和共同发展的含义,是一种超越反霸和同盟关系、推动新型伙伴关系建设的话语体系。在比较各方关于东北亚地区的定义后可以发现,“东北亚”是一个地缘政治概念,直至中美关系改善和中国推进改革开放后,这个术语才有了接近今天所表述的整体感。即便如此,域内国家对东北亚的边界仍有不同意见,经济学者和政治学者讨论东亚(东北亚)时对概念的范围也有分歧,因而仍难以形成一致的地区认同和地区发展愿景。未来,需要进一步研究东北亚作为一个整体的国际关系和地缘政治经济演变趋势,才能进一步推动东北亚命运共同体建设。     

论地球生命共同体理念的逻辑构造

地球生命共同体是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全新概念，是指导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重要理论来源。要使地球生命共同体理念成为指导我国环境立法、实现生态文明的科学依据，需要深刻理解地球生命共同体理念的内涵与逻辑构造。地球生命共同体理念贯穿了自然生命共同体、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和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其逻辑起点是以人为本，而非以生态、资本为本，其逻辑要义是以新发展观、新生产力观、新文明观组成的经济发展和生态保护辩证统一，其逻辑指向是坚持环境正义的人类命运共生发展。地球生命共同体理念将自然—人类—社会三者进行有机统一，坚持人类的根本利益，从地球整体视角统筹人类的生存与发展，重视人与自然的和谐关系，重塑发展和环保的联系，追求人与人之间的环境正义，以建设清洁美丽的世界。     

建设海洋命运共同体:知识、制度和行动

“海洋命运共同体”是“人类命运共同体”治理理念在海洋问题上的具体体现。“海洋命运共同体”建设是一项国际性的社会工程。知识所反映的发展规律可以形成说服其他行为体参与集体行动的软实力。引领未来的海洋治理需要我们具备提出治理方案的完整的知识体系。与此同时,还需要推动制度建设,构建区域性制度、领域性制度,形成完善的制度体系。在“海洋命运共同体”建设中,中国要赢得全球伙伴的尊重,就必须提供相应的公共产品,为全球公正、合理、可持续的海洋秩序做出贡献。建设“海洋命运共同体”是全人类的共同目标。中国需要在国际社会中团结在理念和利益方面的志同道合者,支持以“海洋命运共同体”为伦理基础的治理方案。     

传统思想视域下的人类命运共同体

人类命运共同体涉及三重概念。从传统文化的视域看,其内涵又关乎多重关系。首先是个体之间的交往。人类由个体构成,共同体也基于不同的个体,个体以及个体之间如何建立和谐相处、平等交往的关系,是人类命运共同体建构中无法回避的问题。人类命运共同体同时涉及个体与社会之间的关系。从共同体建构来说,个体和社会之间的关系体现于两个维度,一方面个体需要认同社会、融入群体,另一方面社会应承认个体,维护其合理权利,二者构成建构和谐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相关前提。从更广的角度来说,人类命运共同体还涉及国家之间、民族之间的关系。概要地看,处理或协调国家之间、民族之间关系的总体原则是相互尊重主权,互惠互利,走向普遍安全或永久和平。从“协和万邦”、天下大同,到“为万世开太平”,这些传统的价值取向侧重于超越具体或特定的民族、国家,以整个天下为关注点。进一步看,人类命运共同体还涉及广义的天人之间,即自然和人类社会之间的互动。在理解天人关系或自然和人类社会之间的关系之时,总体的原则是注重天人之间的相分与互动。天人之间的“共美”既为人类命运共同体提供了形而上的前提,也构成了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重要方面。     

文明比较视域下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与国家文化安全

文化霸权是与经济霸权、政治霸权相当的一种霸权方式,在理论、文化外交、舆情实践等层面排斥和挤压他国文化,威胁他国文化安全。在文明比较视域下,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确立文化安全观的价值旨归,内含“和而不同”的文化秩序观,促进文化安全理论与实践的契合。将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融入大学、中学、小学等阶段的思想政治教育及党员、社团组织的学习教育中,开展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国际阐释与传播,在“一带一路”倡议的践行中激活文化基因、凝聚共识,开展文明平等对话,构建人类文化共同体,以文化共同发展促进文化共同安全,是提升国家文化安全的有效举措。     

人类命运共同体现实性的哲学思考

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中国共产党人提出应对世界问题的理论构想。理论构想只有具备现实基础,才能不断掌握群众,转化为现实。本文从哲学三大元理论存在论、意识论和价值论角度,探讨了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现实性。人类水平上的"类存在物"是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存在基础。"一带一路"和"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作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意识结果正逐步成为现实。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意识方法符合思维变革趋势。在价值论意义上,人类命运共同体秉承了共同价值理念,坚持尊重融合共同建构的价值实现方式。     

现代化进程视域下“新时代”形成脉络探析

现代化进程视域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是指由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发展而使中国与世界现代化均进入了一个全新的发展时代:它是中国建设社会主义现代世界强国的时代,是中国走向世界舞台中心的时代,也是世界现代化新格局基本形成时代和国际关系新格局的开创时代。"新时代"缘起于21世纪初中国模式的形成,发端于2008年的世界经济危机,明晰于2008年世界经济危机以来的中国突出表现,基本确定于2012年中国梦的提出,强化于"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提出。     

全球化时代的人类命运共同体:内在限度与中国策略

随着全球化进程的不断深入,包括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制度在内的各个国家和地区,已越来越成为相互交融的命运共同体。从历史唯物主义视角而言,该局面的形成与全球化进程中资本积累和贫困积累的分布格局和运行态势有着本质关联。这既有助于我们理解为何现实历史进程会与经典作家关于世界政治经济形势的研判发生了重大偏离,也有助于我们从根本上认清当下人类命运共同体构建存在的诸多矛盾挑战。通过对当下人类命运共同体生成机理和内在限度的综合分析,将有助于我们通过进一步提升对外开放能力和水平,搭建讲好中国故事的平台,推动全球治理体系改革,提升全球公共物品供给能力,以及夯实自身战略防御力量等多种举措,来更好地践行习近平总书记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伟大构想。     

关于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论思考

本文首先分析了人类命运共同体构建的现实基础。这一理念的提出,不仅是对全球性问题日益严峻的回应,也是对崛起的中国如何处理与国际体系关系的回应。论文进而分析了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历史阶段定位,以及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基本原则和主要依据,最后初步设想了在全球、区域和双边层次建设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具体路径。论文认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建设必须遵循平等互利、合作共赢的基本原则,依据不同范围的复杂性,采取不同的秩序目标和合作形式,不急于追求高水平的一体化和制度化,而是着眼于建设具有高水平互信和相互认同的国家间共同体。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对全球化发展瓶颈的破解与超越

传统的全球化发展逻辑在当今时代遇到了反全球化和逆全球化交织叠加的发展困境,其症结根源于西方主导的全球化积累的一系列矛盾与弊端。人类实际上自地理大发现以来就已经结成命运共同体,当今中国的成功实践为人类命运共同体作为专门命题提出创造了必要的现实条件,构成了破解全球化发展瓶颈、超越全球化发展逻辑的更优解。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蕴含着合作共赢、公平正义、国际关系民主化、和平共处与改变国强必霸逻辑这五大价值诉求,围绕思维方式、目标内容和行动策略这三重实践逻辑为破解全球分裂与人类命运分化问题指明了现实路径。     

从战略合作伙伴到双边命运共同体——论中国伙伴关系外交的新升级

当前,中国已经分别和老挝、柬埔寨、巴基斯坦、缅甸这四个周边国家建立起双边命运共同体关系,这四对双边命运共同体关系是中国伙伴关系外交的新升级,居于中国伙伴关系外交体系的前列,同时它们还是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在双边层面的体现,是其从理念走向实践的关键一步。双边命运共同体关系的特点主要体现在五个方面,即命运共同体伙伴国的类型特点、命运共同体关系形成的历程特点、命运共同体关系的政治特点、安全特点和经济特点,这其中的若干特点也是双边命运共同体关系的形成条件。双边命运共同体关系的构建对于中国伙伴关系外交体系的完善、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落实、"一带一路"建设的顺利推进,以及中国周边外交合理有序布局都具有重要意义。展望未来,命运共同体伙伴国的数量将有所增加,双边命运共同体的安全合作水平将提升到较高层级,其合作内涵也将进一步拓展。中国在构建双边命运共同体的过程中,应着眼实现五大战略目标。     

人类命运共同体视野下中资企业南亚直接投资保护

境外直接投资保护是人类命运共同体构建的重要路径之一,根据人类命运共同体构建的需要以及国际形势变化科学制定境外直接投资保护制度至关重要。近年来南亚地区的一些海外投资项目失利反映出投资保护实践成效不够理想,其中一个重要症结在于当前境外直接投资保护制度的内生结构性短板的本源性。从宪法中确立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可知,中资企业南亚直接投资活动的内核是“投资自由”这一基本权利,在中资企业与国家之间构建起一种以“基本权利—国家义务”为核心的宪法结构模式并从中解构中资企业南亚直接投资的国家保护义务,,通过法治化定位来处理国家与中资企业之间的关系,为境外直接投资的制度设计提供有效的合宪性指引与评价,积极建构“立法+行政+司法”协同合作的以制度性保障为基础,贯穿事前—预防、事中—排除、事后—救济全过程的投资保护体系,回应中资企业南亚投资保护的诉求,夯实境外直接投资法治保护的基石,妥善化解旧全球化的掣肘,寻求后疫情时代及国际投资格局与秩序巨变中的中资企业海外投资推动人类命运共同体构建的法治路径。     

全球治理视域下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的超越性内涵

在全球治理形势日益复杂的当下,重新反思马克思的现代性批判,有助于阐明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的超越性内涵。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是马克思共同体思想的逻辑延续和当代新发展,既是对资本侵略扩张逻辑主导下的全球现代性的超越,同时也是对仍陷于现代性思维框架的西方全球正义话语的超越,体现出以共商共建共享为核心、在塑造新型人类文明的视野下共同应对全球治理危机的全球治理新内涵。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既体现了21世纪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时代品格,也是在全球化时代世界经济、政治形势恶化的情势下,中国积极参与全球治理的新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