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务员权利救济制度的发展与完善

公务员权利救济制度以维护公务员的合法权益,促进依法管理公务员队伍为目的。我国现行公务员权利救济制度存在的问题与不足,降低了救济的有效性,影响了行政效率。本文通过对公务员权利救济制度设计目的及其缺陷的分析,从权利救济机构的设立和行政救济程序的设定和司法救济范围的确定方面提出了建议。     

高校学生权利救济的法律分析

教育行政纠纷的大量出现表明了当前对高校学生权利救济的缺失.只有改变高校管理者的主位观念和学生淡薄的维权意识,通过不断完善教育相关理论,才能改变现有教育法律制度滞后的现状.完善高校学生权利救济的途径是:扩大教育行政复议的受案范围、细化教育行政诉讼的程序性规定,并以此为基础,引入非诉讼纠纷解决机制.建立教育仲裁、教育调解等更人性化的和谐处理方式.     

从"救济权力"到"救济权利"——俄罗斯行政重新审查制度之省思

由于历史背景、政治制度和文化环境的不同,各国行政复议制度在名称、具体规则等诸多方面存在差异.俄罗斯行政重新审查制度(лерсмотр)的权力来源、审查范围、程序规则等与法国的行政救济、英国的行政裁判和日本的不服审查制度比较,有其独特之处.伴随着"人权"宪政原则的确立,俄罗斯行政重新审查的功能也发生了由"救济权力"向"救济权利"的倾斜.     

浅析公务员救济制度

公务员救济制度是我国公务员制度中的一项重要制度.这种救济制度亦可称作公务员申诉控告制度.我国仅规定了公务员只能通过行政行为的方式来维护自身因特殊身份的合法权益.本文就公务员的救济制度内涵、渠道、条件、程序以及对公务员救济制度的前瞻作了阐述.认为公务员救济制度应该不限于申诉,而应该诉诸司法领域,从更大的程度上来打破公职关系所带来的对公务员救济手段的束缚.     

论人格权的自然权利属性

人格权的本质属性是什么,这是人格权研究中一个基础但有待深入探讨的问题.从本质上说,人格权系一种自然权利,但人格权的自然权利属性面临着诸多质疑与批评.为此,文中试图以‘低限人权"为思路和方法去论说人格权的自然权利属性,并以"人道原则"为基础去探寻人格权作为自然权利的理据.     

论工资优先权救济制度

工资问题成为当前困扰我国社会安全的重大问题,如何有效预防和解决工资问题,是我国社会法等法学研究的重大现实课题。按照我国现行的法律,除了海事劳动债权外,其他类型的劳动债权均劣后于担保债权和留置权,无法获得优先救济。为了平衡各项权利,应改革我国《企业破产法》等法律,规定一定时间和数额的劳动债权优先于担保债权和留置权,促进社会分配公平。     

近代中国的社会救济制度

受到儒家思想的传统以及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和西方福利思想的影响，中国逐渐形成了一种独特的中国式的“补救型”社会福利思想，将社会福利看成是一种在常规的社会机制不能正常运转或者不能满足一部分社会成员某些较为特殊的社会需求时而采取的应急措施。因此，社会福利的目标被锁定为“为社会弱者服务”，即济贫。     

自然权利与罗尔斯的正义理论

当代政治哲学兴起的标志是新自由主义的诞生,新自由主义诞生的标志则是罗尔斯《正义论》的出版。罗尔斯对社会契约的使用方式预设了原初状态中的签约者具有某种先在的权利,这种先在的权利植根于人的一种自然的道德人格能力。人在道德人格能力上的平等使得每个人都应该得到平等的关心和尊重。这表明作为公平的正义建立在一种自然权利的根本预设之上,这一根本预设就是平等的关心和尊重。这一预设使得罗尔斯的正义理论具有一种自然权利论特征的同时又超越了传统的自然权利论的自由主义。     

澳大利亚与新西兰的社会救济制度

发展概况 澳大利亚、新西兰是大洋洲的第一、二大国家,前者人口 1890万,后者人口为 360万。在世界发达国家中,澳大利亚、新西兰的社会保障制度非常独特,由于几乎没有社会保险,社会救济是其社会保障体系的主体支柱。这从社会救济经费支出占整个社会保障支出的比例可以看出：澳大利亚占 90％以上,而新西兰则为 100％。两国的社会救济制度均由联邦或中央政府组织实施,受益人数占总人口四分之一以上,每年的救济经费占联邦或中央政府预算 30％左右,其重视程度在世界上首屈一指,对国际社会救济史产生了重要而深远的影响。由于以“收入…     

再思自然权利自由主义之基础

自然权利自由主义可以说是西方现代自由主义的重要流派,亦深深影响了西方的宪政发展,当中最主要的人物乃洛克与当代的诺齐克。本文探讨作为此流派的政治道德基础,即自然权利,主要的探讨对象为洛克及诺齐克的自然权利论。文章主要研究自由的自然权利及财产的自然权利,并提出我们有各式各样的自由权、财产权甚至可能有福利权,但这些权利都不是所谓的自然权利。文章重申,反对自然权利并不意味反对权利本身,反对自然权利更完善的做法是发展出合理的权利论,而这有赖能否建构合理的价值论。     

中国在国际气候谈判中的身份定位及其对国际气候制度的建构

从国际气候谈判开启至今,中国参与国际气候谈判的立场和态度发生了较大程度的调整和变化,经历了"积极被动的发展中国家"、"谨慎保守的低收入发展中国家"和"负责任的发展中大国"三种身份定位。本文拟从国际政治社会理论的角度出发,探讨国际气候谈判过程中中国身份定位的变化以及这种变化如何作用于国际气候制度的建构,并在此基础上思考后续国际气候谈判中中国的身份定位及积极作为。     

俄罗斯自然保护检察制度及其对我国的启示

1991年底,苏联解体,俄罗斯联邦独立。作为苏联的"法定继承国",俄罗斯联邦在继承苏联复合式自然保护检察制度的基础上,进一步完善了自己的自然保护检察制度。目前,俄罗斯联邦设立了1个全流域性的伏尔加河跨地区自然保护检察院。此外,在36个联邦主体内建立起42个独立的、隶属于本联邦主体检察院的跨区自然保护检察院。而在另外32个联邦主体内,仍由区域性检察院负责对自然保护和自然利用立法的执行情况实施监督。认真研究俄罗斯联邦的自然保护检察制度,不仅对我国生态环境的保护,而且对我国专门检察制度的改革和完善,都具有重要意义。     

自然气候因素对俄国历史进程的影响

俄国历史发展道路与西欧迎然不同，史学界对此长期莫衷一是。忽视对从15世纪末一16世纪初俄国统一国家形成时期起，自然气候因素对俄国漫长历史进程的影响恰恰是症结所在。为此本文试图围绕这个问题略陈管见。自然气候因素和农业生产土壤和气候是制约农业生产最稳定因素。俄国土地资源特点是沼泽多，森林多，非直耕地多。俄国地理位置偏北，大部分地区属寒冷而干旱的大陆性气候，无霜期短，加上严寒而漫长的冬季，限制了农作物和品种选择。无霜期短使农活集中，单位劳动时间强度增大。农业生产季节稍纵即逝，无暇精耕细作，靠粗放式经营维持…     

限制公开出庭作证制度的体系化展开

证人出庭作证方式在庭审实质化改革背景下仍未得到充分关注。限制公开出庭作证制度基于证人的不同需求,允许证人采取不同程度的不公开方式出庭作证,从而鼓励、引导和促进证人出庭作证。该制度在我国现行刑事诉讼制度体系中具有独立价值:证人在审判公开制度中失语,不出庭作证与不公开审判之间有着限制公开出庭作证的独立空间;证人的多重保护需求超出证人保护制度所局限的人身安全范畴与单一保护方式;拒证权缺失,限制公开出庭作证可对原有的免证主体作有限弥补。限制公开出庭作证的内在正当性在于尊重证人的独立人格、实现证人权利的适度扩张、对证据公开和面对面质证加以合理限制。其制度构建应遵循严格限制、个案判定、递进适用、有效补偿及制度衔接等基本原则,具体方式在庭审公开与庭审不公开两个层面展开,不必作过多区隔,以符合清晰简明的制度原理。     

现代企业制度的个人权利基础

企业从主体性上看,要么是个人,要么是政府.现代企业制度是私人企业社会化的产物,仍然是企业.独立的个人经济权利是企业权利结构的基础,也是企业独立的经济职能得以实现的基础.现代企业制度的核心是法人财产权,法人财产权的基础是出资人个人权利.现代企业效率的主导因素是企业家个人经济权利.没有个人经济权利就没有现代企业制度.我国在国有企业基础上建立现代企业制度,是要在缺乏个人经济权利基础的土壤上走出一条现代企业制度逆向演进的道路,是"前无古人"的.国有企业的主体本来就是政府部门.政府在客观上不可能、在主观上也不能放弃对国有企业的控制.国有企业改革的成功一定在于政府行政制度的现代化和行政能力的提高.     

从自然权利的视角看列奥·施特劳斯的政治哲学

在列奥·施特劳斯看来,真正的政治哲学应该有一个基础,这个基础应该是一种前科学和前哲学的东西.前科学和前哲学的东西就是作为对象之存在的自然本身.正是生命的那种自然性的规定,才提供了一种自然的权利.这种自然的权利是政治哲学全部内容的基础.     

完善中国农村社会救济法律制度的对策

社会救济制度是最基本的社会保障制度,社会救济法是社会保障法律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当前,中国的社会救济制度尤其是农村的社会救济法律制度有许多亟待完善的地方。主要对策为一:着手建立官方救济与民间救济相结合的二元社会救济法律体系,充分发挥民间救济的积极作用;二、在科学选优的基础上,制定全国统一的社会救济标准体系的测算与调整方法,通过法律手段加以推行;三、完善社会救济争议处理机制,建立专门的社会保障法庭,适用特殊的社会保障争议处理程序,以更科学的处理社会救济争议,维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     

论环境侵权救济中的排除侵害制度

本文在介绍美国、日本的环境侵害排除制度的基础上 ,对我国现行的排除侵害制度进行了评析 ,进而提出了相应的完善建议     

论生态损害的救济及其特征

缺乏对生态环境损害救济的法律制度是当前环境问题得不到有效解决的根源,这种缺失有违环境法环境保护的目的。环境侵权损害救济只是解决了受损生态环境中人的损害问题,对生态环境本身的损害却无能为力,因而建立生态损害救济的法律制度是解决人类环境问题不可或缺的举措。从环境伦理的角度来看,生态损害的救济也是必要的。与环境侵权损害的救济相比较,生态损害救济具有公法性、补偿性和国际趋同性的特点。     

试述行政不作为及其诉讼救济

我国现行法律对行政不作为的地位缺乏明确、统一的规定:《行政诉讼法》和《行政复议法》仅在有关条文中规定了某些行政不作为的具体表现形态。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2 7、5 6条,则首次将行政不作为以专门的法律术语形式予以规定。对行政不作为概念的明确,是进一步作深入研究的前提。行政不作为的概念,应当恰如其分地反映其内涵,并契合该事物的本质,以作为探讨监督和救济理论的共识性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