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印太”视域下的日法海洋安全合作及其对华影响

近年来,日本与法国在双方“印太战略（构想）”的相互交汇与影响下,陆续开展了涵盖机制建设、防务装备与技术合作、海上联合军事演习及非传统安全等领域的海洋安全合作,取得了明显成效。日法两国能够在印太地区开展海洋安全合作,除了受到“印太”地缘结构变化及美国“印太战略”等外部条件影响外,也与双方巩固本国既得海洋利益、维护西方自由国际秩序和稳定的双边关系等内在基础密切相关。在当前美日等国不断扩大海洋安全合作联盟的背景下,日法海洋安全合作无疑会对中国的海洋安全及权益带来一系列影响。然而,由于法国坚持独立自主和多元化的外交传统、日法在遏制中国和对俄问题上存有分歧,以及双方在合作过程中也将面临集体行动的困境,这都不可避免地制约着双方合作的进一步发展。     

“印太”视域下的日法海洋安全合作刍议

在中美博弈趋于常态化、乌克兰危机延宕不休的背景下，拜登政府加速推进本国“印太战略”的同时，力图融合美国的欧亚两大同盟体系，推动欧洲与“印太”两大地缘板块的联动，以在“印太”地区构建全方位遏华机制。在此背景下，日法作为美国这两大同盟体系的代表性盟国，双边关系不断强化，受到国际社会的高度关注。日法将海洋安全合作作为协同推进“印太战略”的重要路径与依托，两国在海洋安全机制构建与对接、印太合作项目的制定与实施、印太海上共同训练与军演等方面的合作均取得了明显进展。日法深化合作折射了两国多重战略考量：彼此拥有的印太地缘优势是促使日法合作的现实基础；在印太各次区域安全机制方面互相“准入”、通过海洋安全合作为彼此“印太战略”提供支撑是日法合作的战略动因；应对中国海上力量崛起、维护符合西方国家利益的“自由主义”印太地区秩序则为两国合作的长远目标。尽管面临一些制约因素，日法海洋安全合作仍将对亚太乃至印太安全局势产生不可忽视的外溢影响，中国需对此给予应有的重视。     

“印太战略”与“东向行动政策”的相遇：美日印海洋安全合作刍议

近年来,美日印海洋安全合作日趋频繁,引起了国际社会的高度关注。美日印除了海洋安全合作机制不断完善,海上军演、海洋装备与技术合作等具体领域的合作也在持续推进。美日印的接近有着多重战略考量:其一,美国需借助印度改良、强化亚太同盟体系,构筑"美日同盟+印度"的合作框架;其二,美日印意图借助海洋安全合作协同推进"印太战略",美日有西进印度洋的战略意愿,印度则有"东向"参与西、南太平洋事务的利益诉求,彼此需在地缘、安全机制方面互相"准入";其三,美日印海洋安全合作最终目标在于迟滞中国海上力量崛起,构建美日印澳+伙伴国(QUAD+X)主导的印太海洋安全秩序。美日印海洋安全合作已成为影响印太安全局势的重要变量之一,我国需给予高度重视。     

对冲与制衡:日本“印太战略”的地缘政治逻辑与制约因素

日本“印太战略”是依据日本在当前国际格局中的地位和地缘政治现实制定的,目的是对冲和制衡中国在印太地区影响的扩展,以维护当前有利于日本的国际秩序,进而实现维护日本的国家利益。日本“印太战略”在政治和安全领域主要依托“四国安全对话机制”,以构建地区同盟架构的方式,逐步实现日本的地缘战略。这既是当前东亚地缘政治的现实,也是日本作为海洋型国家的战略选择。但是,由于合作国家的战略偏好和地缘利益的差异以及中国周边外交的成功实施,特别是国际格局演变的趋势,从不同的层面制约日本“印太战略”的实施。日本“印太战略”是一项综合性战略,是对中国“一带一路”倡议的针对性措施,对中国地区利益的影响较为广泛,中国应从战略上予以重视。     

美国“印太战略”下美韩海洋安全合作研究

海洋安全不仅是美韩两国合作的重要层面,更是美国“印太战略”的核心领域,影响美国地区战略的实施前景。随着中美之间发生权力变迁以及美国加强针对中国的战略竞争,一方面,美韩深化了双边海洋安全合作,同时,韩国加强了地区多边海洋安全合作,并积极配合美国提升联合行动能力。但另一方面,两国也存在分歧,韩国并不愿意参与美国在亚太地区的权力竞争。通过对比两国海洋战略,可得知,虽然两国的海洋战略目的存在一定分歧,但战略手段具有很强的互补性。美国有能力实现韩国的战略目的,也能帮助韩国增强其海洋力量;韩国则能为美国提供前沿基地、一定程度的地区海洋力量,以及机动作战的支援,这奠定了两国海洋安全合作的基础。因此,未来中美权力变迁期间,美韩同盟关系很可能持续呈现“相互支持”的态势。     

“印太”视角下澳大利亚南海政策的调整

自“印太”概念于2013年正式进入澳大利亚官方文件之后,澳在印太区域的战略逐渐形成。这反映出澳大利亚对地缘环境变化的重新认知,战略“西翼”分量的加重,契合了其中等强国的外交传统,也展现出澳希望降低同盟转型的风险。在具体推进中,澳加强了与以美国为中心的“志同道合者”的合作,努力维持同大国之间关系的动态平衡,并确保海上东盟与南太岛国的“两翼齐飞”。在印太区域,澳注重与美、日、印等“印太”核心国在南海问题上的立场协调与安全合作,强化了同东南亚国家之间的双边和小多边合作,对华言语强硬但行动克制。展望未来,澳大利亚在印太区域的战略推进和南海政策的调整还面临着同盟依赖困境、战略错位冲击和身份定位制约等挑战,战略实施的不确定性将增大。     

安全规范传播视角下美日同盟的演进

二战结束后，美国与日本签订了《旧金山和约》与《美日安保条约》，构建起“旧金山体制”，美日同盟关系由此确立。“旧金山体制”凸显了冷战思维，日本以不对等的身份参与了美国亚太地区的安全规范构建。冷战后期，美日同盟发生了根本性转变，其同盟性质更加显著，日本的自主性不断增强。苏联解体后，美日同盟的最大挑战不复存在，但恐怖主义威胁、朝鲜核问题、中国军力增长等成为美日同盟面临的新挑战。安倍二次上台后，先后提出“自由与繁荣的印太”与“自由与开放的印太”概念，日本逐步形成自己的“印太构想”。与此同时，美国也从奥巴马时期的“亚太再平衡”战略转向更为广泛的“印太战略”。在此背景下，美日同盟进一步强化，日本正在逐步摆脱战后的种种束缚，深化同澳大利亚、印度等国的关系，由此形成了美国主导下的印太地区多边体系，其针对中国的意图更为明确。     

日韩军事关系:从“准同盟”到“同盟”?

由于受到多重因素的共同制约,日本与韩国之间的军事关系一直处于一种合作与龃龉交错的状态之中。两国从根本上缺乏深层次安全合作的基础,缺乏实质性联盟关系所必需的政治互信和战略和解。虽然双方的军事交流与合作近年来呈现不断强化之势,但在历史问题长期存在、领土争议久拖不决、民族情感持续对立的情况下,两国军事关系由准同盟向同盟的转变并非一个可以预见的目标。     

印太战略框架下美印数字合作的诉求与矛盾

《美国印太战略》报告提出要构建开放、互联、繁荣、健强和安全的印太,其中数字合作成为新版印太战略报告的亮点,印度作为印太战略的支点国家和重要抓手成为美国优先合作的对象。由于美国与印度存在显著的数字鸿沟,美印两国在数据本地化、数字发展自主权和网络安全及治理等议题上存在诸多分歧,美国团结印度提升自身印太地区数字发展影响力的尝试也没有得到印度的积极响应。美印数字合作的本质仍是相互利用,加之两国政治和经济关系存在不确定性,美印数字合作的未来可能矛盾重重。鉴于此,中国应认识到美印在合作目标和利益上的分歧,抓住美印数字合作的矛盾,扩大中印数字合作的战略空间,在数字人才培养、数字投资和发展中国家数字发展等议题上与印度积极开展对话与合作,推动两国乃至整个地区数字合作朝着更加开放、包容的方向发展,更好推动构建网络空间人类命运共同体。     

印度“印太”愿景的演变、特点及制约因素

印度对“印太”概念的讨论和实践经历了初步接受、积极融入、回调构建和主动塑造等四个阶段的变化,以发展更贴合印度利益的“印太”愿景。当前莫迪政府对外政策的本质特征在于强调印度已成为世界大国,外交重点是与其他大国之间外交互动以及保持大国竞争的平衡等三个方面,其外交实践具备强调与中国战略竞争、加强印美战略合作、推动美日印澳四边合作机制化和支持东盟“中心地位”等四个主要特点。莫迪政府在发展和实践“印太”愿景方面的举措颇多并取得一定成果,不过莫迪政府外交政策仍受到国内国际因素的制约。国内因素方面,国民志愿服务团等代表的经济民族主义思想制约印度改善国内投资和经商环境;印度自身实力不足,制造业经过多年发展却呈现萎缩态势,这些因素限制了印度参与“印太”地缘合作的成效。国际因素方面,拜登政府持续的“美国优先”实践和“印太”复杂地缘政治态势限制了印度的策略选择,使得印度在总体战略向美国靠拢的情况下,与美国的关系发展仍然存在竞争与合作的两面性。当前印度是区域内主要国家中唯一同时参与多个有竞争关系的重要多边平台,中印之间发展理性务实合作将帮助域内国家在塑造地区秩序的进程中形成更大的合力。     

从意识形态议题论拜登执政后美日同盟的强化

自拜登政府执政以来,美国对外积极追求意识形态价值取向并强化同盟体系,加之盟友日本的全力“迎合”,导致新一轮美日同盟的强化凸显意识形态议题色彩。在双边关系层面,美日两国通过强调意识形态一致性,提出基于共同意识形态的目标及推动意识形态化合作,试图将意识形态因素“内化”于同盟“肌体”。在与伙伴(盟友)间关系层面,美日两国欲与志同道合的国家合作并构建多边合作规则,依据战略利益处理意识形态分歧。在应对竞争对手层面,美日两国通过对中国国际形象实施“污名化”,利用所谓的“人权问题”干涉中国内政并实施制裁,已达成对华发动意识形态攻势的政策协调共识。在拜登执政后美日同盟的强化过程中,意识形态既是目标又是手段,且具有极强的工具性价值,其实质是要维护美国的霸权地位以及美日两国主导的国际秩序。     

安倍内阁的中东外交:战略、地区秩序与困局

安倍晋三第二次执政后,中东外交成为日本全球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作为"自由开放的印太战略"的重要连接点,日本力图在中东地区构建以自身为核心的跨国经济环流;通过创建新的能源贸易规则,谋求改变全球能源版图;通过对话扩散价值观及政治理念,在中东地区培育构建全球秩序的支持者。这些战略层面的政策与行动,构成了日本积极主动的中东外交的核心。但在地区秩序层面,日本总是通过平衡各方关系并兼顾与美国的同盟立场,来充当地区政治协调者的角色,故日本的中东外交又往往表现出被动应对的特征。要化解这一内在矛盾,日本只有拓宽自身的战略视野,同包括中国在内的更多国家开展战略合作,才能更好地应对各种复杂局面,维护自身利益。     

“印太”视域下日本强化防务外交研究

近年来,在中美战略竞争日益加剧的背景下,日本着力强化防务外交。日本的防务外交与其国家战略、外交战略密切相关,在防长会谈、联合军事演习、防卫装备技术合作以及军事援助等方面都取得了较大进展。这既是日本提升战略自主内在驱动力的结果,又反映了日本应对中国崛起、维护美国主导下“印太”秩序的外在需求以及力图控制海上交通要道的地缘考量。日本持续推进防务外交有助于从根本上提升其战略自主性,最大限度地实现国家利益,同时也加大了中国面临的竞争压力,给“一带一路”倡议、南海局势、台海局势和中日关系带来一系列消极影响。     

印度和法国战略伙伴关系的新动向、动因与前景分析

2018年以来,印度和法国战略伙伴关系出现了一些新动向,两国延续并深化了在军事、经贸等领域上的长期合作,而且双边战略合作进一步扩展到太空、新能源、反恐、网络安全、印度洋区域治理等新领域。法国为了推进“印太战略”和维护海外领土的安全需要加强与印度的合作,印度则希望通过加强与法国的合作保障自己在印度洋地区的战略利益并加强自身与欧盟的关系。此外,印度和法国在美国“印太战略”、中国崛起、国际秩序格局的深刻变化等问题上有着相同的战略认知。因此,印法双边关系的深化符合两国的战略利益,这也为未来两国继续深化双边甚至多边合作奠定了基础。但是印度和法国在战略重心、对华战略认知上存在着一定的分歧,印度当前的外交战略与军事战略将对印法双边关系的深化形成一定的制约。     

日本强化与印度军事合作问题探析

进入21世纪,日本和印度交流加深,特别是在军事领域双方合作关系日益紧密。日本出于本国地缘战略、能源供应路线安全、东北亚地区主导权以及国际政治格局等多方面因素考虑,积极推动日印两国军事合作向前迈进。日印军事合作尽管尚未达到战略同盟级别,但在军官互访、联合军演、军售等方面都日趋深化,这种合作趋势对中国产生的压力值得警惕。探析日本积极强化与印度军事合作的表现及动因,对中国维护周边安全环境具有现实意义。     

“印太”视角下欧洲战略动向及其地缘影响

本文以英国、法国、德国和荷兰等几个欧洲主要国家及欧盟为研究案例,详细论述各自国家"印太"认知与战略动向,重点探讨欧洲"印太战略"的路径与举措,并深入分析欧洲"印太战略"的特征与不足。欧洲主要国家积极介入印太事务,加强与印太地区国家防务与经贸合作,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欧洲主要国家对印太地区的战略焦虑感与对中国快速发展的忧虑感,对全球地缘政治格局特别是印太地区安全局势产生了一定的影响,欧洲主要国家"印太"认知与动向增加了印太地区安全的不确定性,使印太地区战略结构进一步失衡,印太地区安全与冲突风险上升。在印太地区形成美国和欧洲主要国家共同抗衡中国的阵线而使该地区安全局势进一步复杂化。     

冷战后日本的外交战略

今后十年日本外交战略的目标是保障国家安全和繁荣 ,走向“普通国家”。日本为此将开展多边、双边外交 :(1)谋求从《联合国宪章》中删除“敌国条款” ,成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 ;加强日美欧合作 ;在东亚地区开展多边安全对话。 (2 )谋求把中国纳入国际体系并与中国开展安全对话 ;加强日美同盟 ,积蓄力量 ,为摆脱美国的控制创造条件 ;努力解决北方领土的归属问题 ,实现与俄罗斯关系的完全正常化。     

试析日本的“印太战略”

在美国"印太概念"框架下,日本的"印太战略"以日美同盟为主导,积极构建"印太"海上安全新秩序,配合美国及其主导的"印太秩序"。一方面,拉拢印度东进对中国崛起形成长期战略牵制;另一方面,通过强化与印度、澳大利亚等"印太"支点国家的政治、军事关系,以"小多边"海上安全合作形式,在印度洋、太平洋两洋区域,建立多个以"自由、规则、法治"为基础,拥有共同意识形态的"小联盟"和伙伴关系网,使日本成为"印太"地区"中等强国"和"摇摆国家"的领导力量,谋求战略自主,维护和拓展日本在该地区的国家利益。     

“印太”视域下“四国机制”的同盟化及其限度

拜登政府上台后,强化了美日印澳"四国机制"在"印太战略"的核心地位。"四国机制"呈现机制升级、对话扩员和议题拓展等同盟化的态势。而"四国机制"的同盟化动因主要来自:遏制中国崛起的需求与能力不足的矛盾,使美国更依赖对盟友和伙伴国的诱导、拉拢和利益激励;作为美国在印太地区的战略"支点"和"重点",日本、澳大利亚和印度基于本国战略利益需要,均在不同程度上对美国采取追随政策。然而,"四国机制"的同盟化受到成员国各自的政策优先性和利益诉求分歧等问题影响,尤其是各成员国与中国维持着极其密切的经贸往来,以致难以完全实现遏制中国的目标。即便如此,"四国机制"也会给中国的周边安全环境带来消极影响。     

安倍政府“战败束缚总清算”:法制保障与战略重构

安倍政府实施的"战败束缚总清算",其内涵不同于"摆脱战后体制"。安倍晋三第二次执政的前三年,通过立法和修改法律,建立了法律和制度保障,大力清除战败束缚,相当程度上架空了宪法第九条。主要举措包括:制定安保领域的最高纲领《国家安全保障战略》,划定了推行印太安保战略的地理界线及实施路径;全面展开防务、太空、海洋、网络及日美同盟等领域的战略重构;用内阁决议替换了束缚日本海外派兵作战的宪法解释,解禁集体自卫权,修订《日美防卫合作指针》,重构新安保法制,确定了日美同盟升级的方向和领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