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大地震看当代日本社会管理机制

东日本大地震引发的大型复合灾难,除了自然灾害本身的超强破坏性以外,公共危机管理严重失误等人祸问题也格外突出。大地震后的连锁危机,尤其是核电站事故,是东电型核事故,更是日本型核事故。其中不仅包含二战后日本政经发展、社会管理等旧有模式的遗留问题,也带有政权更迭、政治社会大变革的时代特点。本文在检视震后百天总体情况的基础上,通过具体分析核电站事故的个案,尝试着对当代日本社会管理机制进行一些思考。     

东日本大地震与财政问题——基于地方财政视角的分析

2011年3月11日发生的东日本大地震、海啸以及由此引起的福岛核电站放射性污染问题,造成了严重的灾难。为探究此次灾害的特征和面临的复兴课题,本研究以实地考察为基础,试图弄清楚现在可以把握的灾害的特征和复兴的课题,并探讨在灾后重建中财政需要所面临的难题。     

日本公共外交的发展演变与决策实施机制——以“日本屋”项目为例

“日本屋（JAPAN HOUSE）”是2017年起由日本外务省主导的重要公共外交项目。2017年,位于巴西圣保罗的“日本屋”展示中心正式对公众开放,2018年,英国伦敦展示中心和美国洛杉矶展示中心相继开馆。“日本屋”项目兼具经济价值、文化价值、社会价值和政治价值,作为日本战略外宣的重要载体,在宣传日本魅力、传播日本政策、吸引外国游客入境、推动日本地方创生、培养知日派人才方面起到了重要作用。由于“日本屋”项目的实施时间较短,国内对其研究还处于萌芽阶段。从媒体报道、访客口碑、到馆人数和运营情况来看,“日本屋”项目以其独特的日式美学获得了外国民众的好感,成绩较为突出,对我国公共外交事业的发展具备一定的参考价值和借鉴意义。     

公共危机治理中政府与非政府组织的互动协作关系研究

有效的公共危机治理需要多元化参与和协作。随着全球社团革命的兴起及善治理论的提出,非政府组织成为了公共危机治理的重要主体。政府与非政府组织在危机治理的考虑基点、行为方式、应变能力、专业色彩等维度存在着差异,这种差异构成了两者互动协作的现实基础。当前,要从构建信息共享系统、健全完善法律法规、建立联动反应机制、政府加强对非政府组织的支持与监管、非政府组织提高危机应对能力等方面来实现两者危机治理的互动协作。     

城中村公共伦理“孤岛”的治理研究——以蒜村为例

城中村是我国城市化进程中的产物,虽然在地理位置上属于城市,但从本质上来说还是一个乡村社区,这样独特的地理位置与社会地位使城中村与周边城市格格不入。在公共伦理方面,城中村村民整体的公共伦理意识较城市居民有些差距,形成了一种对比明显的状态,可以称之为公共伦理的"孤岛"。为了解决城中村的公共伦理问题,需要从制度改革、社会体系重组、经济和道德建设多方面同时进行,使城中村的公共伦理体系向城市靠拢,打破"孤岛"现状,并且最终在体制、经济等方面走上真正的城市化道路。     

数字时代的公共危机协同治理——以2020年我国抗击新冠肺炎疫情为例

现代公共危机管理的发展趋势是逐渐走向多元主体参与的协同治理。随着大数据、云计算、5G等数字技术的快速迭代和广泛应用,面对新冠肺炎疫情的突袭,政府、市场、社会等多元主体通过数字赋能形成了各归其位、信息共享、资源融合的危机协同治理机制。一方面,各主体在信息共享平台、协同调度机制、公共服务供给等方面相互合作,达成了数字化协同治理的实效;另一方面,数字技术的创新发展加速了政府管理和社会治理的转型,也对危机协同治理提出了挑战。基于此,在后疫情时代应该建立与数字技术兼容相匹配的危机协同治理模式,在健全危机协同治理的权责体系、实行技术与制度联动机制、拓宽基层治理共同体等方面加以实践,以更好地实现国家治理现代化。     

网络媒体的过度表达自由与规制——以公共危机为视角

近年来我国危机事件逐渐增多,不仅导致社会经济生活的重大损失,而且严重危害社会的稳定和发展,这些危机大部分是由网络媒体的过度表达自由直接或间接引发。本文引用气象学中的"蝴蝶效应"来描述网络媒体的过度表达自由生成和扩散公共危机的现象,提出了协同合作治理的概念,以构建政府、网络媒体运营商、第三方组织、网络言论主体四方共同合作治理的模式。     

公共治理视域中浙江行会自治的现状分析——以杭州市餐饮旅店行业协会为个案

随着市场化改革的日渐推进和民营经济的蓬勃发展,以行业协会为代表的新兴社会组织已经成为影响浙江经济社会治理的重要力量.文章立足于浙江行业协会自主治理效度低下的现实,以增进行会有效自治为研究取向,从政府、企业与行会三者互动型构的公共治理视角,通过对杭州市餐饮旅店行业协会自治现状的个案分析,揭示出构建行业协会治理与政府政策引导、企业主动参与之间相互增进的公共治理机制是提升行会现阶段行业治理功效的关键.     

从"合作治理"到"层级治理" ——基于公共服务链建设的一项分析

社会治理多元主体并存的格局是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的要求.多元主体合作治理的本意是要打破"碎片化治理"的困境,促进社会组织的凝聚、协作及均衡发展.本文以D枢纽型社会组织运营的公共服务链为例,探讨合作治理的意义及困境.研究发现,政府购买服务固然为以购买服务平台为枢纽、以"公共服务链"为载体的合作治理提供了有利的条件和有力的保障,也应和了创新社会治理的需要与选择.但由于政府、社会组织之间资源与权力不对称,合作治理的局面极易被打破,致使合作治理走向"层级治理",从而阻碍公共服务链的进一步发展.因此,恢复重建各主体有效对接、优势互补、功能互嵌的公共服务链,实现真正意义的合作治理.     

公共气象与服务民生——以日本气象服务为鉴

公共气象服务是基础性公共事业,在为国家战略、民生决策提供保障与支撑的同时,还要贴近民众,提供个性化、针对性强、适时的服务,树立气象事业＂决策国计、服务民生＂的理念。中国和日本同属东亚国家,两国在气象服务对象、气象的公益性等方面没有本质上的差别,差异在于体制不同,业务内容不完全一样。日本现代科学技术起步早、发展快,气象事业也是如此。应当借鉴日本在气象服务方面的成功经验,在我国公共气象服务方面深入开展多样化、细致化服务,为经济科学发展、民众安居乐业、社会和谐进步提供支持和保障。     

生活方式变迁视域下城市公共治理走向研究——以杭州为例

生活回归本位使得生活方式引起愈来愈多的关注.生活方式变迁与公共治理存在复杂连结关系.市民生活方式的变迁为城市公共治理达至善治提供了客观条件也提出了现实要求.近年来,杭州公共治理层面的创新实践成效显著,但与善治目标仍存在相当大的差距.全面提升城市治理的层次与水平,须建立多元治理主体结构,健全多中心治理模式,革新公共治理工具,完善民主治理机制.     

日本企业危机事件及其应对机制——以雪印乳业集团为例

日本向来以产品质量好享誉全球,20世纪90年代以来却频频发生质量事故,企业陷入经营危机。研究表明,企业没有或未能贯彻明确的经营理念,是企业社会责任缺失并导致危机事件发生的重要原因。经历了三次危机事件的日本雪印乳业集团,通过重构企业社会责任体系、强化食品管理体系和危机管理机制等多种举措,力争实现重生。其教训和经验值得中国相关企业借鉴。     

日本“官民协作”的危机治理模式及其启示

2019年12月以来,武汉暴发的新冠肺炎疫情肆虐,已迅速蔓延至中国31个省、市、自治区,截至2月24日,累计确诊7.7万余人,死亡2000余人。日本、韩国、意大利、新加坡等国也陆续出现了多人感染甚至死亡的情况。此次新冠肺炎疫情正在酿成一场严重的国际公共卫生危机。日本是一个灾害大国,自古以来地震、台风、海啸、火山、洪水等自然灾害频发。20世纪90年代以来,“东京地铁沙林毒气事件”、个人信息泄露、列车脱轨事故、危险品泄漏、食品安全事件、福岛核泄漏等社会性突发事件不断,还遭遇了“非典”(SARS)、禽流感、中东呼吸症等公共卫生事件。日本民族具有强烈的危机意识,重大的自然灾害、社会性突发事件以及公共卫生事件的发生也不断提升着日本的危机应对能力和治理能力,有不少值得中国借鉴的地方。     

新公共治理的进路与困境——从“西瓦之争”谈起

“西瓦之争”是公共行政学说史上一场持久的著名辩论,其核心在于价值取向之争。在西蒙和瓦尔多争论几十年后,新公共治理提出了诸多新概念,超越了以政府为中心的传统观念,试图以绩效论等弥合两者之间的价值取向之争。新公共治理相比于传统的公共行政,也带来了关于价值、效率和合法性等诸多问题的讨论。重新思索这场论争,对我国探索中国特色的治理之道有着重要的启示意义。     

日本中小企业融资中的PPP机制——以日本商工组合中央金库为中心

日本商工组合中央金库凭借"PPP机制",通过联合政府资金和民间资金,高效率地实现了政策目标和金融效益,为中小企业的发展和地方经济的振兴做出了巨大贡献。民间出资方——企业协同组合利用企业间松散的合作关系,协助本行业企业的发展。PPP机制中所体现出来的商工组合中央金库的资金力量和企业协同组合的组织能力,可以说是日本中小企业发展的重要原因。     

跨区域创新合作模式研究——以中关村为例

中关村作为中国创新资源最密集的区域,通过开展跨区域创新合作不仅可以增强自身创新能力而且能极大提升区域间协同创新水平。本文结合中关村发展实践,详细分析了中关村跨区域创新合作的现状及主要制约因素,从内部动因和外部动因两个层面阐释了中关村跨区域创新合作的动力机制,对多种跨区域创新合作新模式进行了深入探索。     

中日之争与东亚合作——以“10＋3”、“10＋6”为主的分析

一般的分析都把东北亚合作进而东亚合作进展缓慢归咎于中日对区域合作的主导权之争,其实深层原因还有美国对东亚合作的影响。目前,这种主导权之争已经影响到东亚合作的健康成长。东亚合作的突破需要各方尤其是东北亚各方的共同努力,否则东北亚合作进而东亚合作仍将陷在多重框架竞争中,合作无法推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