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动驾驶事故中过失竞合的刑事责任归属

自动驾驶事故中出现的过失竞合问题,由于涉及多方主体,必须在厘清自动驾驶分级基本原理的基础上才能准确判断责任的归属。自动驾驶系统本身无法成为独立的刑事责任承担主体,当自动驾驶系统故障成为交通事故重要原因之时只能追究其背后生产商的责任。但从我国当前的单位犯罪立法模式来看,虽然能够在理论上认定生产商具有刑法上的过失,但却没有可以适用的相应罪名,只能追究其产品责任。生产商内部的具体责任人应承担相应的过失责任,这需要结合具体责任人的地位进行实质判断。在涉及人数过多的情形,为避免过失犯处罚的无限扩张,应积极运用信赖原则、因果关系、实行行为等理论限制处罚范围。     

自动驾驶汽车交通肇事的刑法应对

自动驾驶汽车已经走进了人们的生活,并将深刻改变人们的生活方式。与此同时,自动驾驶汽车在法律层面所引发的驾驶人角色的消解、心态的异化、谨慎义务的变化,给交通肇事罪的主体、主观方面、客观方面的认定带来了巨大的挑战。为此,刑法需要作出相应的调整,主要包括承认自动驾驶系统的驾驶人地位、给予驾驶人必要的容忍和信赖、赋予驾驶人恰当的谨慎义务。     

人工智能时代过失犯理论的挑战与应对——以自动驾驶汽车交通肇事为例

以自动驾驶汽车为代表的人工智能产品致害所涉犯罪主体复杂多样、前置性规范缺失,以及人工智能产品固有的自主与黑箱特性等问题给过失犯理论带来了变革的压力与挑战。传统过失犯理论、新过失犯理论以及客观归责理论都无法解决人工智能产品致害所涉过失犯罪认定问题。人工智能产品致害所涉过失犯罪刑事责任的认定问题应当接受“法益保护优先,兼顾科技发展”刑事政策的约束与指引。坚持“法益保护优先”的基本定位,意味着要借鉴风险控制理论,以及客观归责理论中创设法所不允许危险与实现法所不允许危险的判断规则,进行客观层面是否入罪的判断;遵循“兼顾科技发展”的制约原则,则需要运用结果预见可能性理论中信赖原则等内容,进行主观层面是否出罪的认定。     

论替代型人工智能产品缺陷的认定——以自动驾驶汽车为视角

以自动驾驶汽车为代表的替代型人工智能致人损害时应适用产品责任规则,但在产品缺陷判断问题上存在实践难题。究其根源,是传统的缺陷判断理论均建立在设计工艺已高度成熟的工业产品之上,无法匹配以复杂算法为主导的智能产品需要。对智能产品缺陷的判断需立足于新的事实基础,进而完成价值权衡和规范设计。大规模工业生产的风险性使得确保产品安全成为法律治理的首要目标,但人工智能技术发展之于整体福利提升的意义,促使治理者在管控安全风险的同时需兼顾技术创新价值。生产者过失要素能够妥当表达此种价值判断结论,依循自动驾驶汽车可能致害的具体情境建构生产者的理性设计和全流程警示说明义务,并以义务的违反作为判断产品缺陷的指针,是认定替代型人工智能产品缺陷的可行路径。     

自动驾驶汽车产品缺陷的认定困境与因应

相较于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产品责任在解决自动驾驶汽车责任分担方面更具共识与优势,既高度契合自动驾驶汽车的事故特点,又可以直接督促生产者一方提高产品安全性能,并且能够更好地救济受害人和分散风险。自动驾驶汽车产品缺陷的认定面临技术与法律层面的诸多障碍,当前并无成熟的技术标准可供适用,而消费者期待标准与风险效用标准也各自存在适用困境。理性算法标准将注意义务对准自动驾驶系统本身,充分挖掘产品设计缺陷背后的过失属性,契合自动驾驶汽车的技术特征,增加了受害人救济的可能,同时也稀释了产品缺陷的负面评价,可以很好地缓解设计缺陷的认定难题。理性算法标准的适用需要区分不同阶段的自动驾驶汽车、不同类型的危险,同时应从功能安全、预期功能安全以及网络和数据安全三方面更新技术标准,完善生产者一方的警示义务与跟踪观察义务。     

自动驾驶汽车的刑事法律适用

信息时代的到来催生人工智能的迅速发展。自动驾驶汽车作为人工智能的重要载体,在刑法宏观运行体系、刑法中人的主体性、刑法归责原则、刑法分则中交通类犯罪的调适等方面,都对传统刑法适用提出了新的挑战。刑法、刑法体系以及刑法思维方式应积极应对和主动回应自动驾驶汽车的发展趋势,首先要理性面对自动驾驶汽车发展中出现的问题,刑法不应主动介入;及时调整刑事政策以应对清晰的类型化犯罪;运用刑事法解释逐步解决自动驾驶汽车涉及的问题;加强刑事立法根本解决自动驾驶汽车的本源性问题。由此,使自动驾驶汽车始终奔跑在法治的轨道上,在现实世界中发挥积极作用,并使刑法运行体系更具有智慧,进而提升社会治理的能力和水平。     

辅助驾驶与自动驾驶注意义务之比较

随着自动驾驶车辆逐渐融入人们的日常生活,区分辅助驾驶车辆与自动驾驶车辆的法律责任,无疑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与现实意义。从我国颁布的相关法律法规以及地方性法规、规章制度等来看,对自动驾驶车辆发生事故的民事责任等有所规定,但如何规制其刑事责任的确定尚处于空白状态。确定自动驾驶车辆事故的法律责任,不可能无视刑事责任,关键在于如何认定事故中的注意义务。注意义务是影响车辆事故之法律责任的重要因素,在过失犯罪认定中具有决定性作用。辅助驾驶车辆与自动驾驶车辆在注意义务的根据、特征、内容以及主体等方面,均存在较大区别。与辅助驾驶等传统车辆驾驶相比,自动驾驶车辆的注意义务更具有复杂性、多样性,同时还会面临来自道德与伦理方面的拷问。     

从美国立法经验看我国自动驾驶汽车法律制度的建设

美国的自动驾驶汽车立法有借鉴作用。美国联邦的道路交通安全局(NHTSA)逐年更新的政策既界定了联邦和州政府各自对自动驾驶汽车的管理权限,也指导和帮助了州的立法实践,而州的法律又具体规范了自动驾驶汽车测试的执行。但美国的经验仅可作为一种参考,思考我国自动驾驶汽车法律规则的制定,必须立足我国国情。我国在自动驾驶汽车立法时,应确立安全的核心价值,有效平衡法律规范与技术创新之间的关系,构建较为全面的权责体系,以及确立交通事故责任分配和赔偿机制。     

论机动车交通事故的基本责任形态

机动车交通事故的基本责任方式为侵权损害赔偿责任,机动车一方承担侵权损害赔偿责任,基本责任形态为替代责任和自己责任.如果构成共同侵权,则形成连带责任,出现的责任形态是自己责任的连带责任和替代责任的连带责任.应当根据侵权责任形态的基本原理,确定机动车交通事故基本责任形态的一般规则.     

理性主义式微与功利主义勃兴——兼论知识产权侵权归责原则的走势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世界的政治格局和经济结构发生了深刻变化。恢复战争创伤和化解社会矛盾的需要,促使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将目光投向经济生产领域,用于战争的科学技术和军事工业也纷纷转向民用产业,由此形成了新一轮科学技术的进步与创新。随着工业化程度和水平的提高,特别是作为智力活动成果的知识产权在生产力要素构成中地位和作用的日益明显,知识产权法律保护及其侵权赔偿责任问题被提到显要的位置。与之相适应,各国的侵权行为法也在不断发生变化,诸如惩罚、威慑、损害赔偿、预防损害等目的性和功能性策略被广泛地应用于侵权行为规范,极大地影响了侵权行为法的价值目标、机能和归责原则。社会法学派、功利主义和各种实用主义解释理论普遍将法律视为一种实现公共目标的机制,尤其是20世纪70年代以后兴起的经济分析方法,甚至主张允许法官对侵权行为法进行重新定位,使其服务于经济目标而不再是矫正正义目标。侵权行为法最初的道德基础和价值取向遭遇到空前的挑战,使其开始从以自然法为价值基础的理性主义向以实用性和工具性为目标的功利主义转变。     

执行职务论:旅行社民事侵权归责之新视角

目前 ,旅游业得到空前发展 ,然而旅行社民事侵权事件也时有发生。此类事件 ,轻则影响旅游者心情 ,重则造成重大经济损失 ,甚至人员伤亡 ,极大地影响了人们的旅游质量 ,侵害了旅游者的合法权益。作者从旅行社和导游之间的法律关系出发进行论述 ,反对“代表论”和“代理论”的观点 ,认为导游在执行职务时导致他人权益损害 ,旅行社应承担民事侵权责任 ,由此提出导游“执行职务论”。     

论新型收入分配观的构建——基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分析

目前收入分配观当中存在的主要问题包括:对分配对象界定过于狭窄;对分配主体的理解过于单一,对各自作用领域划分不清;分配依据和标准不统一,未突出制度内依据、标准的作用;忽视制度体系的构建,制度的改革与建设滞后,正式制度与非正式制度不够匹配。构建新型收入分配观应从拓展分配对象、扩大分配主体、整合分配依据、强化制度改革与建设等方面着手。     

保险公司面临的新问题--如何应对机动车第三者强制责任险时效适用矛盾

现行的<道路交通安全法>第17条规定了机动车第三者责任保险制度,这一制度的实施给保险公司带来了新的契机,因为它必将扩大保险公司新的业务增长点;但是,由于立法上后续措施未能及时跟上,这一制度也在时效适用上给保险公司带来了新的疑问,而且,如果不适当解决与消费者在此问题上的利益冲突,将影响保险公司的成本核算和信用拓展.笔者试以此为突破口,从保险公司的经营风险构成、社会责任承担及情事变更原则的适用等各方面架构,以期在不影响社会信用体系的建立下为其找到合理的解决方案.     

新能量状态下抗肿瘤光敏剂的研究

研究光动力疗法（photodynamic therapy,PDT）治疗肿瘤的机制.方法：建立裸鼠胰腺癌模型,以血卟啉衍生物作为光敏剂,测定PDT治疗后,肿瘤组织内脂质过氧化产物丙二醛（MDA）的含量,并采用免疫组化LSAB法,对肿瘤区血管损伤状况进行研究.     

马克思主体概念新论

本文提出了马克思主体概念的四个不同的样态———自我意识主体、市民社会主体、个人主体、资本主体,肯定了“市民社会主体论”是马克思主体概念的基础部分,而“资本主体论”则蕴含着一个极有发展前景的“资本诠释学”。     

主题形态:精神归返与灵魂挽唱--《呼兰河传》新论

<呼兰河传>实际上存在着两重主题形态.潜隐的主题形态不仅是萧红以女性话语重操乡音找家门的隐喻方式,而且是20世纪人类回归心灵家园和精神故乡的深度寓言,是人类永恒的"回家"之歌,是对整个人类精神思想领域的深沉潜航.显在的主题形态是国民灵魂改造的一曲挽歌,萧红站在了精神再造的文化制高点上,对病态社会的生态、病态民族的心态与病态灵魂的丑态进行了深刻的文化批判,是对整个中华民族精神思想领域的深沉潜航.     

从私法角度看短线交易归入权制度之不足--兼评《证券法》私法旨趣之匮乏

在美国证券法确立以来,短线交易归入权制度纷纷为其他国家和地区证券立法所借鉴.但是作为私法制度,该制度在权利的创设方面毫无私法旨趣可言,与私法的基本原则矛盾重重,根本不符合私法的要求,因此有必要对其进行重新构建.     

刑法中持有行为的概念与特征新探

持有行为是指刑法规定的以行为人对特定物品事实上的占有、支配为内容的危害行为。它是犯罪构成要件中的类型化危害行为,不同于刑法中的其他持有性行为成分。持有行为在事实上成立与否同司法上是否以持有行为处罚行为人没有关系。持有行为的概念中不应包含持有型犯罪的主观罪过内容。持有行为的物质内容是对持有物品事实上的支配、控制,不包括单纯法律上的支配、控制。持有行为与作为和不作为行为形态相比,在事实和法律上具有四个特征:状态性、依附性、限定性、实行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