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国的外资安全审查与中企在德并购面临的新挑战

近年来中国企业在德国迎来了并购热潮,德国企业的先进技术和管理经验成为吸引中国企业的重要因素。但从2017年开始,德国政界对待外资的态度开始发生变化,尤其对中国投资的疑虑加重。德国联邦政府逐步收紧外资审查条件,严控外国企业在德国敏感行业的并购,中国企业赴德并购面临新的挑战。本文聚焦德国政府最新的外资安全审查措施,从企业经营、政策以及社会舆论三个维度分析中国企业收购德国企业的三个案例,以研究德国外资审查趋严背后的逻辑,并为中国企业提出相应对策。本文经过分析指出,德国政府一系列外资安全审查措施虽未提及中国,但从政策内容到具体实施,主要的针对目标都指向中国企业。如今在德国敏感行业的并购上,政策因素对交易的影响增大。在德投资的中国企业应提前了解当地法律,聘请专业团队,并在必要时调整交易结构以降低政策风险。     

外资并购中国企业的影响及对策分析

进入20世纪90年代以后,外资并购中国企业己经成为外国投资者对华直接投资的新趋势,中国加入WTO后,将为外资并购提供更多的发展机遇。外资并购犹如一把双刃剑,在产生积极效应的同时,也将带来不利影响。从近期看,可能造成国有资产的大量流失;从长期看,有可能冲击我国的民族工业体系,形成行业垄断,对中国的产业安全和经济安全构成一定的威胁。文章旨在通过对外资并购中国企业的背景、外资并购中国企业所带来影响进行分析,并就如何趋利避害,积极、稳妥、有序地推进外资并购在中国健康发展,提出有针对性的对策建议。     

外商投资企业在中国面临的投资壁垒与救济

通过分析、比较贸易和投资壁垒的表现形式 ,探讨了外商投资企业在中国面临的投资壁垒 ,明确了《TRIMs协议》对中国外资立法的挑战 ,提出完善投资壁垒行政和司法救济的建议。     

对在华外商合资企业成功度指标体系的初步构建及研究

积极吸引外国直接投资促进我国经济发展是我国的一项长期国策。而投资环境和已进入外资的经营状况是影响以后外资进入的主要因素。建立一套指标体系衡量外资在华的经营成功度 ,并给予定期公布可以作为指导外商投资的重要信息。本研究通过使用满意度、期望达成度、成功与否判断、财务业绩等主、客观指标对日本企业采用合资方式进入中国的外资进行了调查。结果显示大部分的合资企业在中国的经营是成功的 ,基本达到了合资双方的战略目的。调查中还显示外资方对中国的投资环境中最不满意的方面是社会环境、法律环境和管理者与工人的素质     

美国国家安全审查制度对中国国有企业在美投资的影响及对策分析

2015年,中国企业对美直接投资再创纪录。然而,作为中国"走出去"的主力,国有企业对美直接投资的比重却不断下降,中国国有企业在美投资遭遇到了严重的障碍。美国外资并购国家安全审查制度以及美国国家安全审查机构——外国投资委员会的设立,大大限制了中国国有企业在美国的并购行为。在此形势下,中国政府和企业应该采取更为合理的方式加以应对。在政府层面,应进一步完善外资并购国家安全审查制度,对美国安全审查形成反制;在企业层面,应积极利用法律维护自身合法权益。     

FDI对中国经济发展的潜在负面影响及对策分析

中国作为发展中国家的引资大国,FDI解决了相关产业的资金短缺问题,促进了我国经济的快速发展。但外资在近10年的注入也体现了一些不容小视的问题,如外资来源国过于集中,外资渗透领域和地区与我国的经济发展导向相悖,外资企业与内资企业的资源争夺激烈等。从外资的来源结构,进入的投资产业、投资地区、外资的待遇及技术溢出效应等方面可以剖析出外资进入对我国经济发展的负面影响,但可采取相应的解决措施。     

外商在我国合资与独资投资方式选择的博弈分析

随着我国市场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和中国各地方政府对外资需求竞争的激化,中外企业独资合资投资边际收益和成本发生了不对称变化。这一变化使中外企业选择合资独资投资比重发生重大变化,中外企业选择独资投资方式的可能性增加,外商企业在华投资方式将相应发生变化。     

澳大利亚外国投资国家安全审查制度及应对策略

中国企业对澳投资规模不断扩大，投资额度持续增长，中国的投资者需要认识到澳大利亚外资国家安全审查制度的重要性。从法律依据、审查机构、审查对象和审查程序四个角度入手，全面介绍澳大利亚国家安全审查制度，分析澳大利亚外商投资审查委员会审批的新特点，以期为对澳投资的中国企业提出审查应对的具体策略。     

外商在我国合资与独资投资方式选择的博弈分析

随着我国市场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和中国各地方政府对外资需求竞争的激化，中外企业独资合资投资边际收益和成本发生了不对称变化。这一变化使中外企业选择合资独资投资比重发生重大变化，中外企业选择独资投资方式的可能性增加，外商企业在华投资方式将相应发生变化。     

哈萨克斯坦引进外国直接投资动态演变及中国对哈投资领域选择研究

随着哈萨克斯坦外国直接投资的演化及产业发展的变革,其投资环境得到了较大改善,哈利用外资增速较快,但是波动较大且外资进入的行业集中.中国与哈萨克斯坦有较强的经济互补性,中国企业对哈萨克斯坦的投资机会很多.文章从哈萨克斯坦外国直接投资的水平、来源国家、行业分布、主要方式及投资政策环境等方面进行分析,为中国对哈萨克斯坦投资领域选择提出建议.     

重庆大轰炸中的难民救济(1938-1943)

1938年至1943年重庆大轰炸期间,国民政府实施了空袭难民救济.救济措施包括组建专门空袭救济机构、颁布救济法规、动员民间力量救济和奖励空袭救济人员.在具体的空袭救济中,政府组织人力物力财力收容、医治难民,并向难民发放急赈和小额贷款.国民政府的空袭救济具有阶段性、突发性、广泛性和慈善性的特点.空袭救济措施的实施一定程度上维护了难民的生命安全,解决了难民的生活问题,安定了民心和社会秩序,粉碎了日本妄图以炸迫降的阴谋,从而支持了中国长期抗战.但由于救济经费的不足、救济力量的有限以及救济措施的失当,国民政府的空袭救济效果相当有限.     

晚明崖山与西方诸国的贸易港口之争

1279年宋元军队最后的激战以及南宋王朝的覆亡，使得崖山成为极具象征意义的历史文化符号。但很少有人知道，在三百余年后的明代晚期，葡萄牙人、西班牙人和荷兰人相继抵达这里并展开激烈竞争。由于晚明朝廷的态度，败给澳门葡人的西班牙人和荷兰人才不得不转趋我国台湾地区。西方诸国在崖山的港口之争和晚明地方政府的相应举措，不仅反映出大航海时代国际形势的风云变幻，亦折射出晚明朝廷因循守旧的传统思维模式，并且预示了“老大帝国”此后的发展趋势。     

提升欧洲对华正面认知的对策思考

近年来,欧洲对华负面认知给中国和中欧关系带来了不少负面影响,严重干扰了中欧关系的健康发展。这些负面认知主要体现在对中国形象、中国崛起、中国国内问题以及中国外交政策的认知四个方面。而我国除了理性看待这一问题外,还可从以下四个方面采取具体对策提升欧洲对华正面认识:从认知主体视角来看,需要拓展中欧不同层面的交往;从认知客体来看,政府官员需要学会如何与媒体打交道;从认知情境来看,中国可参与更多国际事务;从信息传播媒介来看,需尊重和利用对外宣传规律。     

“另一个中国”的敞开——大众媒体的西部行记(1935—1937)

从1934年年底开始,向西南和西北进行的红军长征和剿匪,作为一对互动事件,不断吸引大众媒体的报道,把它们对剿匪的兴趣,引向中国西部;也使1928年之后媒体对江西剿赤匪的关注,与九一八事变以来因开发西北而不断升温的、对西部中国的关心两者合流。范长江和他所属的《大公报》及周边媒体的西部行记,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西行漫记》等作品,向全国读者敞开了与东部中国有别的西部中国,与白色中国相对的红色中国,这两个意味不同、但又相互关联的另一个中国。西部中国与红色中国,从空间与时间、过去与未来多个维度,预告了全面抗战爆发后大西迁所塑造的民族共同体经验,既彰显着中国现代化进程所遭遇的迷茫与困境,又昭示了那些期冀和梦想。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根本方法论略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过程就是不断坚持解放思想与实事求是的有机统一的过程。坚持解放思想与实事求是的有机统一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提供前提条件和思维路径,也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提供根本保证。毛泽东、邓小平、江泽民和胡锦涛等正是在坚持解放思想和实事求是的有机统一中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所以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根本方法就是要坚持解放思想和实事求是的有机统一。     

日本自近代以来对东北资源与财富的掠夺

近代以来日本对东北的资源财富掠夺,是其自近代以来对中国资源财富掠夺的一个缩影。而且,日本对中国东北的资源财富的掠夺无处不用其极。本文从“发行不兑换纸币的方式掠夺东北财富”;“九一八事变后日本疯狂掠夺东北矿物资源”;“十四年疯狂掠夺破坏了东北自然生态”;“掠夺使东北人民的生存环境日益恶化”等四个方面,用大量翔实的史料论证日本是怎么样从中国东北掠夺资源和财富的。本文批驳了日本右翼认为日本给中国东北带来了现代化的荒谬观点,指出日本在东北的所有现代化设施,其本身都来源于中国人民的血汗,并且其目的亦是为了更好地从东北掠夺财富。     

《盘古开天地》型神话流传史略

从三国东吴徐整所记盘古神话起,探索魏晋南北朝、唐、宋、元、明、清历代学者所记,及全国南方、北方、东方、西南、中原以及台湾流传的盘古神话,批判了盘古即盘瓠论,盘古源于烛阴论,中国盘古源于印度论,批评了盘古发源于河南论,论述了徐整所记盘古,北传,传于中国各地,中国各地有了新创造,形成多姿多彩的盘古神话,值得中国人自豪。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宗教理论成果解读

马克思主义宗教观传到中国已有大半个世纪,经历了曲折,并逐渐结合中国的国情,不断融会中华文化,有了创新性的发展历程：对前苏联的宗教理论政策进行反思,结合建国以来的经验教训,从中国历史与现实出发,把马克思主义理论与中华传统和国情结合起来,并根据时代和社会主义事业的新的需要,从革命斗争的轨道转移到和平建设的轨道,从贵斗哲学为主导转变为贵和哲学为主导;在宗教理论政策上从以限制、监督为主转变为以保护、引导为主。中国学者以唯物史观事实求是的科学态度开展宗教研究,创造性解释马克思主义宗教理论,广泛吸收西方宗教学成果,结合世界和中国宗教的历史与现实,建设了中国特色的宗教学理论体系;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宗教理论的基本观点与核心内涵,用以充实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指导或影响宗教与社会主义之间关系的调整,在实际生活中发挥了巨大的作用,逐渐形成既不同于西方也不同于前苏联的中国模式。     

中国与吉尔吉斯斯坦边界演变

中国与吉尔吉斯斯坦的边界问题是沙俄侵略中国西北边疆的产物，历经中俄、中苏、中国与独立的吉尔吉斯斯坦的漫长谈判，最终得以解决。由于清朝政府在边界问题上的失误，使得问题复杂化。虽然中吉解决了边界问题，但此问题时不时被拿来用作其国内政治斗争的工具和反华、排华的招牌。     

民国时期“闯关东”运动的特点探析

民国以来,华北民众的"闯关东"运动持续发展,至20世纪20年代中后期达到顶峰.然而,"九·一八"事变的爆发使整个人口迁移的形势为之一变.事变后闯关移民的年龄、性别、职业构成、地域分布等方面与事变前迥然不同,呈现出新的特点.通过对民国时期"闯关东"运动特点的考察,可以看出,"九·一八"事变前,华北向东北的人口迁移是我国农村劳动力的自由流动,其性质属于中国人口自发的国内转移,是中华民族自身的客观调节运动.事变后,进入东北地区的华北人口,不再是自由流入谋生,而是被作为"苦力"招骗而来,其实质是为日本的经济侵略和殖民统治服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