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西方艺术史研究模式看丹托"艺术终结"的悖论

生物学模式、进化论模式、形式主义模式是对西方艺术史研究的主要理论模式.这三种模式的嬗变形成不同历史时期对艺术与非艺术的评判体系,其体系内部发展的逻辑动力促进了艺术的终结.文章通过梳理传统艺术理论模式的构造,分析其历史意识与艺术本质的关系,说明由于传统模式中艺术边界的设定,使艺术史概念的外延狭窄化,导致了"终结论"的产生.同时,针对丹托的"终结论"话语系统,分析"后历史"叙事的矛盾性,揭示出:艺术史边界的扩张仍然不能把握艺术的本质,相反,艺术在新的概念中迷失了方向,超越了历史的边界,成为不可言说的"观念".因而,"后艺术史"陷入了无效写作的困境.     

论一般艺术学视域中的世界艺术史书写———兼评徐子方《世界艺术史纲》

世界艺术史的研究正在兴起,且已有多部相关著作出版,但目前这一方面的出版物还存在一些偏差。这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其一,当代西方世界艺术史写作对东方艺术涉及较少;其二,目前所谓的世界"艺术史",大多是美术史或者造型艺术史,而非一般艺术学层面上的艺术史书写。徐子方的《世界艺术史纲》可谓应运而生。这本著作,既体现了中国史学精神,也是打通各艺术门类壁垒的《艺术世界史纲》艺术学理论研究层面上的艺术史。     

“触觉的”和“视觉的”二元风格范畴——李格尔艺术史论管窥

"触觉的"(haptisch)和"视觉的"(optisch)这一对范畴与"艺术意志"一起构筑起李格尔艺术史思想体系。这对范畴指涉人类视知觉过程中两个不同阶段,同时,被客体化为风格形态,担当特定时期"艺术意志"的具体表征,强调精神主体与艺术客体的统一,实现了李格尔独特的艺术史叙事模式。作为艺术"发展"链条上的总的形态表征,这对范畴以其相对性价值(并非绝对确定性存在价值)共同构建艺术史发展图式,体现了李格尔的艺术史观和时空观。     

丝绸之路艺术史纲(上)

丝绸之路艺术以多样的形态、丰赡的成果及相互交融的复杂关系,构成了迄今为止涵盖面最大、延续时间最长的人类艺术现象,具有建构丝绸之路艺术史的基础和依据。丝绸之路艺术史的建构,或许会触动世界艺术史的重写,将可能影响世界艺术史观,反思并重建世界艺术史的逻辑。在丝绸之路艺术史的建构中,分期断代是绕不开的课题,也是必须克服的难题。笔者尝试从长时期历史特征和阶段性特点着眼,将丝绸之路艺术历史划分为四个时期、七个阶段。文章首先探讨了丝绸之路艺术史撰写的基本问题,继而探赜丝绸之路艺术史第一时期,即丝绸之路艺术史前史,对丝绸之路艺术溯源。     

中国造物艺术史研究中的核心问题 ——以包装艺术史的写作为例

造物艺术史研究之中只有赋予造物艺术史以某种新意义、新价值或者新答案的论著才称得上是具有启迪意义的论著。要做到这一点,既要求研究者必须具备良好的历史意识,更要求其在研究中把握好“源与流”“内容与形式”“历时性与共时性”“造物的因果律”等核心问题。这些问题不仅涉及能否准确把握人类物质文明发展的历史全貌,而且关乎人类历史发展动力和规律中复杂关系的揭示。造物艺术的历史,不只是物态的历史,还是一部与人有关的生产生活史。近年来,造物艺术史研究对这些问题和关系的探索,出现了两个引人瞩目的新变化：一是研究方式从描述转向阐释;二是研究视角从核心转移到了边缘。     

试述本雅明的“艺术史”观

本雅明并没有明确地论述过艺术史,他所阐述的艺术史,实际上是他关于影像(摄影、电影)理论的思想。通过梳理"艺术史"与"拱廊街计划"的关系,找到了统领本雅明"艺术史"写作的主题,即现代社会的转型对人的感知方式及艺术的功能属性的影响。本雅明的"艺术史"实际上是一部社会变迁、技术演进的艺术发展史。     

祛除总体性:“个人化写作”的诗学生成与文化反思

结合20世纪90年代有关"个人化写作"的话语播撒来分析其所表征的诗学意义,从史的角度追溯"个人化写作"的历史源脉,并结合90年代消费主义文化转型反思"个人化写作"诗学生成的逻辑必然性。"个人化写作"祛除了主流诗学话语的权力桎梏,形成了多元化的文学叙事景观,却未能在破除话语禁忌的文化地带重构文学在当下的审美价值形态。如何填补"个人化写作"价值"悬空"的虚妄黑洞,成为新世纪文学必须面对的诗学命题。     

哲学诠释学的效果历史意识与文学史的诠释学意识

文学史写作的根本问题在于是否具有一种深刻的文学史意识.已有的文学史写作中存在着效果历史意识的缺席.哲学诠释学的效果历史意识与文学史的诠释学意识的关系表现为:文学史的对象是一种历史性的现象;文学史作者的意识是一种历史性的意识;文学史写作的视域是一种历史性的视域.文学史不只是以史研究史,更重要的是以一种历史性的、开放的文学史意识理解、诠释和建构文学发展的历史,阐发文学史所具有的文化内涵和人文价值.     

"好不好"附加问的话语情态研究

"好不好"附加问有两种话语功能:寻求允可与提请注意."好不好"附加问的"提请注意"功能应该是由"寻求允可"功能演变而来的,标志着"好不好"已经虚化为一个话语标记,用以阐明其所附加的话语与交际情境之间的连贯关系.此外,它还表明了说话人对所作的陈述以及对听话人的立场和态度."好不好"的这一演变过程是一个由表达主观性的道义情态意义发展到认识情态意义、再到表达交互主观性的意态意义的过程.     

"江南城市社会与文化研究"笔谈

主持人语:在主持"中国话语与中国学术系列笔谈·文学篇"(《河北学刊》2005年第1期)时,我曾特地写下了这样两句话:"有什么样的话语,就有什么样的本体.对于中国学术来说,则是有什么样的中国话语,就会生产出什么样的中国学术."进一步说,由于语境本身直接决定着话语的意义生成与显现,因而这个深层结构本身是否具有合法性往往决定着学术生产的最终结果.在任何具体的人文社会科学研究展开之前,能否自觉地意识到这一点,也是评判其研究是否具有当代学术品性的一个重要尺度.     

“工农兵话语”对中国现代文学的“革命性”重构

延安文学在对文学语言的颠覆性实验中确立了"工农兵话语",并通过对其权威地位的确立,创造出新的文学话语体系。鉴于此,"工农兵话语"既是对"五四"后其他文学话语的转换,也是文学现代性重构中话语的转向。作为文学表意实践活动的话语,"工农兵话语"在语言表达和呈现方式可以分为三点:语言的革命进化观,语言的经验实证观,语言的实用目的观。三者之间以"工农兵语言"为扭结体现出内在的逻辑关系,遂使"工农兵语言"成为具有某种先锋实验性的语言资源,进入文学现代性重构的视域。从文学现代性重构角度看,"工农兵话语"是特定历史语境下顺时应势的"革命"选择,其中有合理的一面——文学现代性重构不可或缺的历史环节和现象级存在;同时,由于它谋求的是建立整齐划一的话语言说和写作秩序,从而一定程度上漠视了文学现代性重构的艺术涵容度和审美表现力,以及发展的诸种可能性。     

文化诗学视域中的“历史性”问题考辨

“历史性”问题通常被后现代文化思潮所遮蔽,也不为当代文化研究话语所重视.新历史主义提倡历史性的回归,关注文学文本的历史情境和传播过程,建构文学活动和活态历史的文化诗学.针对文化诗学视域中的“历史性”问题,通过考察“历史性”作为视域行动的阐释意识、作为阐释立场的研究价值,以及作为效果历史的理论空间,同时梳理文化诗学的阐释经验和观念误区,反思当下“历史性”话语的批评范式和理论困境.     

历史的断裂与叙事的弥合——王安忆《叔叔的故事》与90年代初知识分子叙事

王安忆的中篇小说《叔叔的故事》在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初的出现,成为一次重要的发声。在这一兼具总结性和实验性的文本中,知识分子,尤其是掌握话语特权的"作家"群体在这一社会转型期的历史反思与自我反思实践在小说叙事的多个层次中相互映照,并勾勒出"历史"这一当代文学最重要的书写欲望对象在文本形式、形象与内容中的多重投射,展现出这一特殊的历史节点上,中国知识分子对时代性历史焦虑的反思与弥合历史断裂感的努力。     

《春秋》"大一统"与两汉时代精神

公羊家解<春秋>,以"大一统"为核心."通三统"和"张三世"是公羊家在不同历史时期对"大一统"的两种不同阐述:前者是公羊家在汉帝国方兴未艾之际,在其政教体系建立过程中,对其历史性焦虑的回应和形而上困惑的解答;后者是公羊家在经历了帝国的重构之后,对帝国现实处境的反思和未来图景的描绘,体现了公羊家试图用文化理想来提升帝国政治的努力.     

思辨的与经验的研究——艺术史的两种方法

作为艺术史叙事的两种方法,"自上而下"的思辨与参照科学方法的经验研究有着不同的起点、路径和目标,体现出"阐释的"科学与"物的科学"的不同特点。"自上而下"是基于一套先验理论,将艺术史放置到既定的理论框架中,通过逻辑思辨和严谨推理来建构概念;而经验研究立足于一系列科学观念和方法论,通过搜集第一手资料,从具体艺术作品和艺术现象出发,归纳和总结出一定规律。两种艺术史方法既有着矛盾冲突,又不可避免地产生交集。因为艺术史方法的多样性和艺术史本身缺乏永久的有效性,在不同的历史阶段,总会有一个占据相对主导地位的艺术史方法会产生更大影响,但是这种主导性的影响并不妨碍其他方法共同发挥作用。总体而言,逻辑推理和理论阐释在当今艺术史发展中仍具有不可忽视的影响力。     

艺术话语的思想脉络与中国艺术话语问题的提出

艺术话语是20世纪后结构主义转向过程中出现在艺术研究领域的新兴问题。对艺术研究而言,后结构主义转向体现为话语转向、图像转向、文化转向。话语转向是语言学转向的深入发展,彰显了交往性言语实践的重要性。图像转向改变了艺术研究偏向内部的局面,将广阔细微的社会文化内涵纳入艺术史研究之中。文化转向以福柯、后殖民主义话语、意识形态话语(权)理论等为代表,全面拓展了当代艺术研究的文化社会新视野。在三大转向的推动下,艺术话语正式出场,以巴赫金、罗兰·巴特、布迪厄等为代表的后结构主义思想家们深入论述话语交往、话语阅读、艺术场域等内容。从上述思想史维度开始,艺术话语的学术史维度逐步开展。对中国而言,艺术话语研究除了思想史、学术史维度外,还有一个是实践史维度,即注重艺术话语的建构性。这一点对中国当代艺术及其理论而言尤为重要,因为它指示的问题是"艺术如何表述当代中国",从而将艺术话语真正沉淀为中国艺术话语。     

贡布里希《艺术发展史》中的艺术史观

贡布里希在艺术史理论研究中,采用了投射论和情境逻辑的方法,反对艺术史研究中的黑格尔主义。在情境逻辑的分析方法中他从“艺术问题”和“艺术作品的历史比较”两个角度入手,对艺术史研究具有很大的启发意义。     

一种“摆脱”文化母语的言说——论作为新诗范式的“白话”诗

将“白话”作为汉语诗歌的关学范畴纳入中国新诗审美意识生成、生长的历史视阈,其“所指”有两个方面。一方面,作为早期“白话”新诗写作构想的“言文合一”,绝不仅是言语方式的改变,而是对“文化母语”言说体系的叛离;由此生成的“作诗如作文”写作“方案”,作为胡适“革命”话语的逻辑起点,其美学旨趣也首先不在诗歌艺术形式本身,而在文化心态的整体转型。另一方面,就“白话”所确立的汉语诗歌新的话语方式而言,它的“能指”空间极为丰富,艺术内部诸多价值形态也是其构成的重要内容。这两方面均为后来各历史时期的汉语诗歌走向提供了艺术经验。本文探讨的是前者。     

新世纪中国电影中的启蒙话语

新世纪以来,在中国经济汇入全球化激流的大背景下,随着电影产业化改革的深入,对票房经济的专注在某种程度上掩盖了对启蒙话语的理论分析。基于此,从异质空间中的文化反思、历史事件中的艺术揭密两个方面梳理启蒙话语在影片中的存在形态,指出此类影片票房不济、表达不清的原因,提出以感性启蒙吸引电影观众、以自启蒙抵御被启蒙,同时以"对话共享"而非"独语垄断"的文化立场参与影片价值观的表达,为中国电影文化"站起来""走出去"提供借鉴。     

90年代中国美术的全面总结与深度阐释 --《中国当代艺术史:1989-1999》解读

《中国当代艺术史 :1989— 1999》以翔实的资料和宽阔的学术视野对 2 0世纪 90年代中国美术进行了一次“全面总结”。在《中国当代艺术史》中 ,中国 90年代艺术被表述为精神不断下降直至成为一种世俗的“商业文化形态”的历史。它关于中国 90年代美术“商业文化形态”的论点不仅具有学术研究的重要意义 ,而且在实践上也将对中国美术的未来发展产生长久而深远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