沃格林论“天下时代”的秩序转换

作为雅斯贝尔斯“轴心时代”的替代性理论,沃格林的“天下时代”以一种更为复杂的方式刻画了人类文明的秩序变迁：从“治出于一”的宇宙论帝国秩序到“治出于二”的“天下秩序”。天下秩序的核心是精神与权力的分离,以及以此为基础的世界宗教与世界帝国的对峙及其张力。秩序本性从“社会的宇宙化原理”转向“社会的人化原理”;秩序的担纲者从“前天下时代”集宗教权力与政治权力于一身的帝王转变为文明的精神担纲者——圣贤、先知、哲人。这些转变的核心是“精神突破”,在具体社会不再能够承载生存意义的状况下,它指向以人的内在心性承受超越体验。     

内在秩序的生成机制与社会经济结构的路径依赖

内在秩序是社会群体在长期的交往与互动博弈中自发产生的一种内在规则,并且通过人类的集体学习和模仿机制不断地延续和演进。人类社会大体上形成了两种不同的内在秩序,一种是“集体主义”的内在秩序,另一种是“个人主义”的内在秩序。“集体主义”的内在秩序所形成的社会结构往往是水平式的,是一种“集体惩罚”机制,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是靠非正式约束来调节的,因而社会很难自发地型构出作为市场经济运行基础的法治社会。而“个人主义”的内在秩序昭显了个人的独立性,突出“自我意识”,整个社会结构往往是垂直式的,这种社会结构下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是靠契约调节的,法律的作用是明显的,因而具有很强的内在动力促生一个“法理社会”。     

老子与哈耶克之自然秩序思想比较

中西学界皆有人认为,西方自由主义经济学之自然秩序思想源于中国老子,哈耶克的自然秩序思想较亚当·斯密更接近于老子,老子思想孕育了现代经济学的精神。“无为”、“道”与“一般性规则”、“无知”等一般被认为是老子与哈耶克思想相通的方面,但通过比较研究可知,老子和哈耶克的自然秩序思想差异很大,可以说是貌似而神不同。其各自的思维方式不同,旨趣殊异,各自代表或反映着不同的时代精神。     

论“以国际法为基础的国际秩序”

近年来，一些国家主张“以规则为基础的国际秩序”。但是，这些国家并未明确“以规则为基础的国际秩序”所指“规则”系指“国际法”并据此阐述其关于国际秩序的规则观。事实上，这些国家实施的一系列法律实践表明，其很大程度上追求的是国内法凌驾于国际法，区域国际法凌驾于普遍国际法以及将国际法泛政治化的规则观。这种规则观损害了国际法在国际秩序中的作用，违背了完善全球治理和推动建立更加公正合理的国际秩序的时代要求。为纠正这些国家经由主张“以规则为基础的国际秩序”追求的规则观，中国主张“以国际法为基础的国际秩序”。“以国际法为基础的国际秩序”体现的规则观是，确认以《联合国宪章》为基础和核心的国际法是调整国际关系的权威规则体系，同时不排除不违反国际法的其他规则在国际秩序中的作用。     

哈耶克的"自发秩序观"初探

哈耶克"自发秩序观"的知识渊源可追溯到曼德维尔、休谟和弗格森等苏格兰道德哲学家,以及斯密、门格尔等人的经济思想.哈耶克通过对"建构论理性主义"的批判与对"进化论理性主义"的继承和发扬,确立了"自发秩序"的立论基础有限理性与"无知"的知识观;自由、一般规则和竞争,作为"自发秩序"维持的基本条件;在"自发秩序"中,政府的权力必须受到限制,并通过形成公共部门和私营部门之间的"第三领域"来打破政府对公共服务与公共物品的垄断.     

城市蔓延中大都市郊区基层社会的秩序生成与维护——基于非组织化利益共同体的分析视角

在社会治理中存在着非组织化利益共同体,它是一种基于共同利益而形成、具有非组织化特征、能够承当秩序供给者角色的治理主体,其合法性源于利益相关者的接纳和认可,权力来源于共同体成员的权利转让和在治理实践中获得的认同,并据此建构基层微权力。城市蔓延过程中,大都市郊区的空间不断扩大,原有的社会关系网络、叙事规则和秩序供给体系被解构,但因组织化秩序供给主体的缺位而未得到有效的建构。非组织化利益共同体通过行使微权力对基层社会进行权力嵌入和权利供给,重构基层社会叙事规则、社会关系网络、社会叙事空间和秩序供给逻辑,进而推动基层社会秩序生成。同时非组织化利益共同体通过塑造治理权威、加强与政治性治理主体的利益勾连、强化自身的秩序供给合法性、增强对社会资源的运用能力等措施,来维护大都市郊区的基层社会秩序。     

政治秩序何以可能

获得一个良好的政治秩序,是人类的基本需求,正是有了政治秩序,人类的公共生活才成为可能,人类才能维系和实现自己的个性,并且随着社会的发展而发展,一旦脱离了社会、政治秩序,就没有人的存在。政治秩序之所以可能是由人类的人性本质所决定的,这可以通过“人来源于动物界”、“人天生是政治动物”、“人是符号的动物”、“人是交往的动物”、“求知是所有人的本性”、“人的本质是社会关系的总和”六个命题来获得解释和证明,它们正好对应了人的生物性、精神性和社会性这三个本性维度,共同为政治秩序的可能和建构提供了本源性的支持。     

言语的虚置：“名”与先秦思想的秩序预设

先秦时期的“名”是在名物对应的天道揭示和发明天意的圣人制名基础上完成了秩序预设，并且用名分与名实来规范社会秩序与伦理规范、政治权力的结构。正名是一种持续的行动，其必要性来自名的误解、误用和擅作，这些都来自从理想秩序设定与具体事件和事态之间的巨大差异。人以认识或行动方式参与其中的事件与事态总是不断变化的，被天道规定了的理想的秩序需要得到不断的调整。名的造制、运用和稽核都必须以辩说和言语的方式展开，而言语有双向的能力。如果说名可以被视为理想的秩序性预设与实际经验中的动态秩序的桥梁，那么正名的辩说就是被虚置在两种秩序之间的言语，在正说与巧辞之间凸显了人的理解和行为对于“名”的决定性作用，也以动态的方式实现了“名”兼顾理想秩序与动态秩序的功能。     

社区治理的多中心秩序与制度安排

组织社会的秩序分为单中心秩序和多中心秩序,前者是有指导的自上而下的社会秩序,后者是许多决策中心在一般规则体系中规制其相互关系的秩序。社区建设的发展、社区自治的推进取决于社区治理由行政单中心秩序向多中心秩序的“嬗变”。由公共责任理念引导、公共规则规制的社区多中心治理秩序,将是摆脱“公地困境”、激发社区治理多中心因素的积极性和主动性、促进集体行动和社区善治的重要条件。     

哈耶克宪政思想研究

哈耶克宪政思想是其整个理论体系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他的宪政思想深深地植根于其明确的知识论立场之上 ,尤其是直接缘出于其对规则与秩序的阐发之上。在对规则与秩序的探讨过程中 ,他得以明确界分内部规则与外部规则以及自生自发秩序与组织秩序的不同。然而 ,现代社会却有逐步以外部规则取代内部规则、以组织秩序统合自生自发秩序的趋势。而建立在这一谬误基础之上的现代代议民主制的权力分立机制根本不能对权力施加真正的限制 ,从而也不能为宪政的施行提供真正的基础。为此 ,哈耶克认为有必要重新创制一种能够真正体现和维护宪政精神的制度框架。     

"天下观"与"文化中国"的历史建构

自中华文明产生之初 ,它就逐步形成了一种融宇宙观、政治观和文化观于一体的“天下思想”。“天”与“礼”是中国古代“天下观”中的两个核心理念。在中华文化发展历程中 ,“天”被构建成为王朝政权合法性的来源 ,“礼”则成为“夷夏”之间相分相融的主要标准。正是对“天”的推崇和对“礼”的主动认同 ,使中原之“中国”和周边之“四夷”都以正统的中华自居 ,从而共同构建了一个“文化中国”。在近代以前 ,“文化中国”真实地反映了不同民族间的交往与融合 ,最终促成了中华民族的形成和发展。     

“行事”与“形式”——从语篇实践角度看征求意见

文章介绍了批评性语篇分析、语篇实践、话语秩序、语体链的概念,在此基础上,通过对发改委起草的《关于居民生活用电实行阶梯电价的指导意见》,以及后续发布的《解读阶梯电价方案》、《征求意见情况》等语篇的解读,从政府话语与公众话语的关系的角度可知,在现阶段政府的话语权相对于公众处于主导的地位;再从语体链的角度分析,政府通过语体链的运用,引导或影响了公众的认知。可见政府是通过一系列语篇实践来控制、推动此次改革的。     

“农家书屋”建设的重庆实践

基于“农家书屋”具有图书馆的特征和规律,借鉴和融入公共图书馆体系,尝试建立一种以县级图书馆为依托,乡镇图书馆为网点,“农家书屋”为服务终端的模式,可以最大限度地利用资源共享的优势,扩大服务面,获得长久的生存和发展空间,充分发挥“农家书屋”在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中的经济促进作用与文化带动作用。探索和研究“农家书屋”建设,对积极构建农村公共文化服务体系,保障群众基本文化权益,满足群众精神文化需求,为推动农村公共文化事业又好又快地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     

"振兴工艺":清末"再就业"工程的一个断面

清政府在最后十年的统治中,致力于"振兴工艺",为失业者创造再就业机会,以摆脱游民遍地而引发的社会危机.尽管总体上"成效鲜睹",但"振兴"、"推广"工艺本身并没有多少问题,而且,工艺局场兼具有"再就业"和"职业培训"双重职能,这是对以往社会救济单纯"收养"模式的超越,难能可贵,对我们目前实施的"再就业"工程不无可资借鉴的时代价值.     

历史契机与“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形成与发展

理论创新首先是实践推动和主要创立者的创新思维共同作用的结果 ,但也离不开历史契机的作用。“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就是在一系列历史契机的推动下形成和发展起来的。邓小平的政治交待启动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萌芽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提出培育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形成的土壤 ,“三讲”教育和广东考察催生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 ,全国各地的考察深化了对“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认识 ,“七一”讲话和十六大推动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走向成熟     

论“问题学生”的成因与教育转化

近年来,大学中的"问题学生"逐渐成为各学校学生工作的一个重点.文章从家庭、学校、社会及学生自身等角度分析了"问题学生"产生的原因,并提出了一系列的教育转化措施,旨在杜绝"问题学生"形成的根源,使大学中的"问题学生"不断减少,努力为我们的社会造就成千上万新型的、高素质的人才.     

“美的规律”的审美之维

对“美的规律”内涵的认识,虽然意见纷纭,但是总的出发点是一致的。争论各方都把“美”理解为美的事物,从美的事物出发探求美之为美的规律。马克思提出的“美的规律”是一种生产中的规律,是一种关系规律。它不但包含美的事物的规律,还包含主体审美的规律。由此,“美的规律”的审美之维是一种必要的维度。劳动是人的本质力量的对象化,而人的本质力量是人的创造能力的总和。作为与真、善相并列的美,对应的本质力量是判断力。只有找到了人创造美相对应的本质力量,“美的规律”才有了真正的存在基础,对“美的规律”内涵的研究才能取得豁然开朗的效果。     

孔子"仁学"思想及其文化批判

"仁学"是孔子思想的精髓,其文化内涵十分丰富:"爱人"是"仁学思想"的核心内容;"复礼"是"仁学思想"的践行标志;"孝悌"是"仁学思想"的心理基础;"人格"是"仁学思想"的精神动力,它们共同建构起孔子"仁学"思想体系。在中国文化史上孔子"仁学"思想体系产生了极其深远的影响,其精华部分对于当今社会精神文明建设具有不可忽视的启迪作用。     

采莲探源

“采莲”是中国古代文学的常见主题之一。从发生的时间上看,采莲分为秋天的“采莲子”与春夏之交的“采新莲”;文学作品中的“采莲”,多为描绘春夏之交的采新莲。从发生的地域上看,“采新莲”最早产生于古代荆楚“江南”地区,是古代江南地区的端午民俗,以后才逐渐扩展到其他地区。     

散与凝聚:“世界温州人”文化认同的独特性

“世界温州人”概念来源于温州文化软实力研究语境.其文化认同的独特性表现为:价值取向是回溯文化母体,从内外温州人互动中凝聚区域发展的民心;构成地域文化“离散”后认同的文化力是内驱力和危机感并存的;地域文化“凝聚”效应需要确立范畴化概念,利用温州地域文化的潜能,培育“案例温州”,增强认同效应;同时还必须保持“根文化对策”和“在地化”文化认同的统一,以维护世界温州人的国际形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