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家天人合一思想的道德底蕴--以孟子为中心

本文认为,与道家实有形态的天人合一不同,儒家属于一种道德境界的天人合一。这种道德境界的天人合一源于儒家特有的“以天论德”的思想传统,在这一传统影响下,儒家的道德学说便有了超越性,这种超越性也就是儒学的宗教性。这种特殊的超越性和宗教性对于儒学理论的完整性来说,有着极为重要的意义,值得深入研究和探讨。     

论孟子“推恩”说的现实性、困境及出路——以列维纳斯伦理学为参照

孟子的"推恩"说以恻隐之情为泛爱的基础,以差等之爱为追求的目标,以事亲从兄为实践的起点,这些均体现了其现实性。然而,"瞽瞍杀人"的案例却说明在亲情与公义间的两难选择前,"推恩"之法必然陷入困境,在列维纳斯的"第三方"概念的参照之下,孟子舍公义而全亲情的价值选择也充分显示出其不合理性。摆脱"推恩"困境的出路并不是"大义灭亲",而是要建构起完善的亲属回避制度。     

从“推恩”看儒家文明的特色

孟子“推恩”说,上承孔子“忠恕”说,下开理学家“万物一体之仁”说,典型地体现了儒家文明。“推恩”乃儒家“仁爱”之术,是指人藉推己及人的方法将人之血亲情感普遍地诉诸他人。将儒家“仁爱”与墨家“兼爱”以及基督教“博爱”相比较,可以清楚地看出：墨家的“兼爱”,计较在交相利,基督教的“博爱”考量在契约回报;提倡契约上的平等回报,其实也就是在提倡利益计较,则较之墨家“兼爱”及基督教“博爱”,儒家“仁爱”显然具有非“功利”性、非“契约”性之特色。就精神文明形而上而物质文明形而下来说,儒家“仁爱”因倡导无“功利”计较的泛爱众,在精神境界上要比重“功利”考量的“兼爱”及“博爱”更贴近人的基本关切。     

公益伦理的界定

所谓公益伦理，是指公益活动中调节公益行为主体和客体各方面关系的道德原则和规范的总和，是公益活动中各种道德意识、道德行为、道德心理的综合体现，是依据一定社会伦理道德的基本价值观念对公益活动的客观要求所进行的理性认识和价值升华。其核心是利他主义价值观。公益伦理具有无偿性的特点。     

作为示范伦理的儒家伦理

韦政通指出,伦理要面对现实中出现的诸多问题,传统和现代化应在相互批判的互动中相互为用,当代的伦理教育应在诸方面突破。李存山认为,儒家的三纲是中国历史演变的产物,儒家伦理可以而且应该随着中国历史的新变化而变化,由此可解构三纲,使儒家的伦理观念作出适应现代社会生活的调整。景海峰探讨了三纲五常自汉以来即为儒家伦理之柱石,是儒家伦理形而上的根基,成为集结中华文化核心价值、凝聚民族精神的保障。王庆节认为,现代西方主流的“规则伦理学”和儒家的“德性伦理学”是现代社会生活不同层次上的伦理理论,不能因过分强调一个方向就走向泛道德主义,也不能因强调另一个方向而走向泛法律主义。儒家伦理在现代社会中应有一席之地。王立新经过对儒家伦理发生作用的方式的研究,认为它主要有两条路径一是通过政治运作或参与政治运作对古代政治进程和历史发展发生作用,二是通过教育对人生和社会生活发生作用。     

“道德人”假设与儒家行政伦理价值观——孟子的行政伦理价值观分析

传统的行政伦理思想以“道德人”假设为基础,孟子的行政伦理思想是一典型形态,本文从孟子的人性论出发,对儒家行政伦理的价值依据、价值基础、价值目标和价值评价几个方面做一分析。     

"道德人"假设与儒家行政伦理价值观——孟子的行政伦理价值观分析

传统的行政伦理思想以"道德人"假设为基础,孟子的行政伦理思想是一典型形态,本文从孟子的人性论出发,对儒家行政伦理的价值依据、价值基础、价值目标和价值评价几个方面做一分析.     

儒家伦理与市场社会

儒家伦理长期以来一直是影响中国民众社会生活的主流道德观和价值观,但是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它存在明显的不适应之处,同时,市场经济有它固有的经济运行逻辑和模式,有它自身的市场伦理和秩序,如何使儒家伦理转换成市场伦理,在中国的市场伦理中,如何继承儒家伦理传统和保持儒学特色,这是我们要认真研究的问题。     

儒家伦理与中国商业伦理的重构

在经济全球化大背景下,中国企业要在国际竞争中取得优势,就必须重视现代中国商业伦理的重构。而任何一个国家、一个企业的伦理建设都与其所在的民族传统文化有着不可分割的渊源和联系,并深受民族传统文化的影响。为此,我们在深刻阐述儒家伦理对于现代中国商业伦理重构所具有重要意义的基础上,追究了现代中国商业伦理的缺失及其原因,并对此提出了中国商业伦理的重构必须从"以人为本"、"以德为先"、"以和为贵"的视角,借鉴儒家伦理中的文化精髓,以此重构中国商业伦理。     

儒家伦理是“角色伦理”吗?

安乐哲等西方汉学家看到了儒家伦理所具有的独特性,不主张用德性伦理学等西方传统的范畴定位儒家伦理思想的性质,而是以实用主义和过程哲学为基础,将儒家伦理命名为"角色伦理学"。这一思路是具有启发意义的,然而却并不能准确描述儒家伦理的性质,这样既不符合儒家伦理对道德主体的理解,还有使儒家伦理陷入非普遍化的外在规范的危险。     

孟子笔下的道统与政统

孟子关于道统和政统有着丰富的思想和深刻的论述。他心目中政统的代表者是君主,道统的代表者是君子,政统掌握最高权力,道统掌握最高价值,道统高于政统,道统必须指导政统,道统是政统之师,政统之君应该敬道统之师;政统对道统的尊敬不仅仅是表面的形式,而是内心深处真正的尊德乐道;道统应该教导政统直道而行,而不是屈从取媚于政统;道统的张扬并不是想压倒政统,一旦政统承认了道统的地位,道统反而要自觉维护政统的尊严,以保持道统和政统之间的平衡。     

韩国儒家伦理的特点

本文大量的文献材料分析归纳 ,指出韩国儒家伦理的三大特点 :儒学内化为民族习惯、性理学的理论创造、实学的务实风格。具体说明了不同特点的形成情况、表现、发展前景。强调今天韩国的伦理 ,力图保持优秀儒家传统与现代文明的统一。     

公民社会与儒家伦理

儒家伦理与公民社会的伦理要求最重要的本质区别在于二者的“原”、“源”不同,因而导致整体伦理架构不同;其次在于二者对公共生活和公共秩序的认识不同,因而形成不同的公共伦理精神;最后由于伦理旨归异趣,因而伦理诉求侧重于不同的主体。但这些都不足以构成二者非此即彼的理由,相反,二者实有一种相与之道。     

儒家伦理对当下中国人的影响

儒家传统精神不仅存在于学理的层面,而且还以基因与血脉的根源性特性存在于民间。当下不同阶层的中国人对儒家伦理既抱着不同程度的同情与敬意,又与之存在着复杂而微妙的隔阂与疏离;不管人们读没读过“四书五经”,作为基因与血脉的传统精神无时无刻不在通过人们的思维方式、行为模式影响着中国社会的经济、政治和文化的运作。儒家伦理的未来命运取决于当下中国人有着何种生活内容、何种生命问题,因而采取何种态度与方法来批判继承和转换儒学。与之相应,中国人的生活、生命以至命运也会受到以儒学为血脉的社会主义新文化的建设状况的制约。     

系谱学的自我观念与懦家的示范伦理学

本文讨论了传统儒家哲学自我观念中“普遍性自我”、“有机性自我”与“关系性自我”三种主要理解模式中的各自缺陷,并借助于对汉字如何在历史上“系谱学”式的生成过程的了解,提出“系谱学自我”的观念,认为“系谱学的自我”观念将有助于将儒家伦理的本性理解为一种共同体的和示范型的伦理,而不是绝对个人主义的和律令型的伦理。     

儒家宗教传统与孔、孟宗教观的比较

儒家是形成于春秋时代的学术流派,但“儒”又是西周就存在的低级宗教官员。孔子从维护周礼的道德理性出发,排斥鬼神巫术;而战国时期的孟子则要寻找改朝换代的天命依据。与孔子罕言天命不同,孟子极力昌谈天道性命。这种儒家学派的内在差异,只能用他们面临的不同历史任务来说明。     

南京国民政府外交政策中的儒家文化因素——以新政学系为中心

新政学系是体制内的资产阶级自由派政治派系,他们主持的南京国民政府外交政策对中国现代政治产生一定影响.无论南京国民政府初期"讲信修睦"的外交理念与实践,还是抗战前对日政策向"抵抗外交"方向靠拢,抑或抗战胜利前后保持中国主权完整的中苏外交谈判,一方面体现南京国民政府的精神意志,另一方面体现资产阶级自由派政治主张中外交理念的独立性.儒家文化是新政学系的重要思想来源,虽然黄郛、张群、王世杰具体的外交政策与实践不尽一致,但都能够以民族国家为重,是资产阶级自由派有别于霸权主义和投降主义的民族本位主义中间道路在外交上的体现.     

劳动公益保护与劳动公益诉讼研究

劳动公益是劳动者阶层共同享有并为劳动基准法强制保护的社会利益,它集中体现和代表了现代社会中居于多数地位的职业劳动者的群体利益,其实现程度可以充分显示一国的人权状况与法治水准。然而,我国目前的劳动公益保护并不尽如人意,劳动公益在实践中屡遭侵害、处境艰难,在一定程度上表明现行法律救济机制已难以胜任劳动公益保护的重任。为此,我国应适时进行劳动公益诉讼立法,为劳动公益保护提供新的制度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