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陵本《船山遗书》校勘述评

清同治四年(1865),曾国藩于金陵(今南京市)节署主持刻印了金陵书局本<船山遗书>(以下简称"金陵本"),该遗书由刘毓崧、欧阳兆熊等编校,共收船山经、史、子、集四部遗书五十六种,计二百八十八卷,为船山第一部全集,流传极广,影响甚大.民国二十二年(1933)上海太平洋书店铅印的<船山遗书>,即大多据金陵本排印.     

王夫之《张子正蒙注》版本的新发现

<正> 在船山著作中,《张子正蒙注》是版本较多的一种。较早的有清康熙年间王敔在湘西草堂刻的《王船山先生书集五种》本,世称湘西草堂本;有清道光二十八年(1848)衡阳学署补刻的《船山遗书子集》本;又有清同治四年(1865)曾国藩刻于金陵的《船山遗书》本。民国以后,有1932—1934年《船山学报》第一至第六期连载的石广权诠言本和1933年上海太平洋书局《船山遗书》排印本。     

曾国藩与《船山遗书》

<正> 一、曾国藩接触《船山遗书》的师友渊源 1839年,船山七世孙王世全,请邓显鹤、邹汉勋、欧阳兆熊等人帮助,首次搜集刊刻了《船山遗书》一百五十多卷。这就使当时的一代著名学者如魏源、陶澍、贺长龄、贺熙龄、唐鉴、罗泽南、罗绕典等一大批人,能够直接受到《船山遗书》的深刻影响和启迪,并由此引起了清政府一大批要员对船山的重视。道光年间。两江总督陶澍、太常寺卿     

王夫之《楚辞通释》的版本和标点刍议——《楚辞通释》校点后记

<正> 一王夫之《楚辞通释》自清康熙四十八年(1709)初刻本问世以后,至今近三百年了.在这近三百年中,前后辗转刊刻的版本共有八个:(一)清康熙四十八年王敔湘西草堂初刻本(以下简称康熙本)。(二)清康熙年间王敔湘西草堂递修本(以下简称草堂本),属《王船山先生书集五种》本之一。(三)清道光二十八年(1848)衡阳学署俞焜补刻本(以下简称学署本),属《船山子集遗书五种》本之一。(四)清同治四年(1865)曾国藩、曾国荃南京金陵节署《船山遗书》本(以下简称金陵本),属《船山遗书》集部。(五)清光绪十三年(1887)衡阳船山书院增补递修刻本(以下简称递修本),属《船     

再论曾国藩、曾国荃兄弟刊刻《船山遗书》

曾国藩、曾国荃兄弟刊刻金陵本《船山遗书》的历史原因,一是不满王氏守遗经书屋本《船山遗书》所收船山著作的不全和被任意纂改,二是为了推崇乡贤,提高湖南的文化地位。现实原因,一是作为恢复被太平军破坏了的传统秩序的一个重要措施;具体来说,是为了用封建礼教重新聚拢士人,用维护礼教的名义反对太平天国的宗教思想;二是期望从船山著作吸取一些有用的东西。曾国藩对刊刻工作极端认真,对刊刻质量追求尽善尽美。     

马宗霍《<船山遗书>校记》述评

明清之际杰出的思想家、著名学者衡阳王夫之（号船山）以其毕生精力从事著述。本世纪四十年代,先师衡阳马宗霍先生曾以衡阳刘氏、邵阳曾氏所藏王船山遗著之钞本２０种,与清同治四年（１８６５年）曾国藩、国荃昆仲刊刻于金陵（今南京市）节署之《船山遗书》（下文简称“金陵本”）对照,录其异文,附加接语,撰《<船山遗书>校记》二千八百余条,惜乎未予刊布。我在整理编校岳麓书社出版的《船山全书》时,曾有幸亲睹马先生《校记》,于参照校勘时,甚觉胜义缤纷,若概而言之,马老《校记》精确之论约有以下几方面。 一、明乎遣词所本 例如…     

《船山全书》的前史和重新整理出版的设想

<正> 《船山全书》——王船山全部著作的新中国版,目前正在积极筹备.湖南省古籍整理出版规划小组已经组织了《船山全书》编辑委员会,并聘请了全国知名学者多人担任顾问,开始工作。三百年来,对整理出版王船山全部著作曾经有过四次重大的努力。第一次在清康熙年间,由船山次子王敔分批刊刻船山著作十余种于衡阳。现归湖南省社会科学院收藏的《老子衍》等五种著作,封面总题曰《王船山先生书集》,并镌有“湘西草堂藏板”字样,就是当时集印的遗存。第二次在清道光年间,由湖南学者邓显鹤、邹叔绩等汇刻船山经部著作十余种,称为《船山遗书》。数年后又由俞焜补刻子、集部著作五种。合计二十四种,一百五十七卷。第三次在清同治年间,由曾国藩、曾国荃兄弟以更大的规模汇刻于金陵,仍称《船山遗书》。数年后又在湖南补刻六种,共收著作六十二种,二百     

《船山全书》编校札记(十)

<正> 《诗经稗疏》版本亦多,计邵阳曾氏藏旧抄本一,四厍本一,守遗经书屋《船山遗书》本、金陵节署《船山遗书》本、《皇清经解续编》本、太平洋书店《船山遗书》本等印本凡四。又有顾千里所校之浙江吴氏拜经楼传抄本,原系自四库抄出,其异文经王孝鱼记载于其金陵本点校稿中;王氏点校稿经中华书局转让与本书编委会使用,遂亦得窥知顾氏校勘之大略。     

晚清以来百年王船山哲学与思想研究述评

晚清以来百年是船山思想沉寂一百七十年之后的重新现世的历史。以曾国藩、曾国荃兄弟重刻《船山遗书》为标志,对于船山思想的研究与定位就一直是之后百年学界的重要论题之一。而学界对船山之学的看法也经历了曾氏兄弟的正统理学、谭嗣同的维新变法、章太炎的排满革命、以及梁启超、胡适、侯外庐等人以“西学格船山”的曲折历程。最后以熊十力在20世纪40年代对船山复归于传统的“骨子里仍是宋学精神”的思想史判定画上句号。这一时期的船山研究,对于一九四九年之后大陆与港台的船山研究不同思想进路,起到了奠基的作用。     

曾国藩刊刻《船山遗书》的真正原因

王夫之乃曾举兵抗清、名震三江两湖之大儒。曾国藩是自练湘军拯救清廷的"中兴"名臣,却积极主持刊刻王夫之的遗著《船山遗书》,并为之作序,高度赞扬王夫之与孔孟、朱子等先贤同样伟大。此举不但大大传播了《船山遗书》,同样留给世人种种关于曾国藩刊刻此书动因的推测。事实上曾国藩刊刻王夫之遗作的重要原因是,清朝自乾隆末期因时局形势的稳定,对民族性的文字已放松管控,文字狱的总体环境发生了转化。从乾隆末至咸丰又经150余年,曾等汉族大员已成为清朝倚重的封疆大吏,由其刊刻《船山遗书》不再有政治悬念。另一原因是受恩师、亲友的积极影响,曾氏对作为理学大师的王夫之充满敬仰。这些才是曾国藩刊刻《船山遗书》的真正动因。     

论从实践理解世界的物质性和自然世界的先在性

马克思主义唯物论是一种物本主义形态的唯物论,还是一种超越物本主义形态、从实践理解世界的本质相关问题的实践的唯物主义的唯物论？这是一个我们必须搞清楚的有关马克思主义唯物论的本质规定性和精神实质的重大问题。在考察物本主义的唯物论及其思维方式的局限性的基础上,揭示了马克思主义唯物论是现代的、实践的唯物主义,并重点研讨了马克思主义唯物论关于从实践理解世界的物质性和自然世界的先在性的原理,以期为马克思主义唯物论进一步阐明人类世界的实践性原理奠定基础。     

试析回族地理空间移动的特点及其影响

地理空间移动是人类基本的空间行为之一.本文分析了回族地理空间移动的基本类型,重点探讨了回族地理空间移动的特点及其对回族的影响,对深入研究大分散状态下回族族群认同及其文化一体形成有积极的理论意义.     

党对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贡献和坚持党的全面领导

中国共产党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作出了巨大历史贡献,一是实现了从几千年封建专制政治向人民民主的伟大飞跃,二是实现了从贫穷落后的人口大国迈进社会主义社会的伟大飞跃,三是推进了中华民族从站起来到富起来的伟大飞跃,四是迎来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党在未来仍然肩负着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使命,我们必须坚持和加强党...     

文体学视野中散文诗的文体生成

文体革命不仅直接导致了文体的生成 ,还间接影响着文体的形态甚至文体的价值。文体革命通常不是纯粹的文体内部的变革 ,总是与人和社会休戚相关。散文诗是诗与散文异质同构的新的抒情性文体。散文诗文体从无到有 ,从自发到自觉的发展过程和人类追求自由的发展进程大约同步 ,是人类社会和艺术世界自由发展的结果 ,具有独特的社会价值和艺术价值。散文诗的出现和发展不仅与人追求自由的天性和社会追求自由的本性有关 ,还与艺术自身具有的革命潜能引发的文体革命相关。因此与诗 ,特别是与抒情诗相比 ,散文诗具有更自由的文体形态和更偏向于社会价值的文体特征。研究散文诗的文体起源与价值 ,有助于理解文体革命的真正原因和意义     

论执政组织文化的内涵建设与价值提升

执政组织文化是政党政治条件下执政党与国家机关以及社会组织互动关系中形成的一种体系文化.执政组织文化鲜明的政治性和使命性的文化特质,是构成执政组织文化价值的核心要素,而文化内涵是文化价值的重要变量,发展文化内涵,保持文化的先进性,是提升文化价值的关键.执政环境和执政使命变化后,需要进一步加强执政文化内涵建设,增加新的文化元素.当前中国共产党执政组织文化建设中,急需再造学习文化、发展创新文化、重塑服务文化,以进一步提升组织文化价值.增强组织文化功能.     

党的领袖职务终身制的废除与邓小平

共产党的领袖职务终身制起源于德国社会民主党,形成于苏共,对社会主义国家影响极大。邓小平身体力行地作出了表率,废除了党的领袖职务终身制。这是对毛泽东干部路线的直接承存和发展,不仅在中共历史上,而且在全世界社会主义国家的政治发展史上也属首创,具有不可估量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     

央地关系运作逻辑下的地方政府公信力探析

地方政府在中国政治系统中充当着中央政府行使职权的代理者和具体执行者的角色,在社会转型期,更多地承担着直面各种社会矛盾的重任,其公信力建设对于提高国家整体治理能力有着重大意义。地方政府公信力的弱化不但增加了政府运作的实际成本,而且威胁到政府的合法性基础。地方政府公信力弱化的深层次原因很大程度上要归咎于现有央地权力配置模式,是当前央地关系运作逻辑下的必然结果。地方政府公信力建设是与央地规范分权同行并交织在一起的,要实现地方政府公信力的重塑就应着眼于央地规范分权,力求在共同战略目标之下构建两者的和谐支撑机制。     

从精神分析看“周公梦”和“蝴蝶梦”及其影响

"周公梦"和"蝴蝶梦"既是孔子和庄子曾经实际做过的梦,也是他们梦想的体现。前者渴望某种成就,后者渴望某种自由。借助精神分析的释梦理论可以挖掘出两者深层次的共通之处,都反映了忧国忧民的知识分子对命运的抉择。深受其影响的后世学者也常常借助梦境展现自己的梦想。他们既要为国为民奉献自己的才能、实现自身价值,又追求充分的自由,张扬个人的特性。这种融"周公梦"和"蝴蝶梦"为一体的中国知识分子的梦想随着时代的变迁而不断丰富深化,并已渗入到中国人的文化无意识层面,成为中国传统的文化基因之一。     

贪污罪主体疑难问题探讨

文章从理论到实践探讨了贪污罪主体的演变过程,以及国家机关工作人员构成贪污罪主体问题,居委会、村委会等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的人员构成贪污罪主体问题,村民小组长构成贪污罪主体问题,人民团体委派到非国有企业的人员构成贪污罪主体问题,受委托管理、经营国有财产人员是否构成贪污罪主体问题,贪污罪主体共同犯罪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