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中叶西藏仁蚌巴与帕木竹巴的权力角逐——以尼木政教局势的演变为例

明朝时期，帕木竹巴、仁蚌巴和辛厦巴先后成为西藏地方的主导力量。仁蚌巴历经近百年的西进和东扩之后，在15世纪末至16世纪初权势盛极一时，架空帕木竹巴并成为当时西藏地方事实上的掌权者。1517年帕木竹巴势力恢复后将其击败，仁蚌巴失去对前藏的管辖权后退回后藏。位于仁蚌东北部的尼木是仁蚌巴向东扩张的第一站，也是仁蚌巴兵败退缩时的最后防线。在明朝中叶仁蚌巴与帕木竹巴分庭抗礼、角逐权力的历史背景下，尼木成为双方激烈争夺的焦点。文章通过解读相关尚未被充分利用的藏文史料，将目光聚焦于尼木政教局势的演变，通过介绍16世纪中叶仁蚌巴与尼木当地贵族之间的合作与冲突，以期增进对仁蚌巴从称雄卫藏到彻底垮台这一历史过程的理解，并为研究明朝中央政府的治藏政策提供案例。     

寺院——历史上藏族文化的中心

藏族地区的寺院文化,是伴随社会经济的发展和佛教影响的扩大而逐渐发展起来的。当15世纪初宗喀巴创立的俗称黄教的格鲁派继藏传佛教各派之后而勃然兴起时,其他教派的寺院、教徒就大都先后归顺于黄教。黄教由于得到当时中央政府和藏区各地封建主的支持,受益于政教合一制度,从而在藏区的统治地位得到了加强与巩固。因此,在这一时期的寺院文     

玛仓噶举派的发祥地及其创始人

藏传佛教噶举派形成於公元十一世纪,最初只有两大传承。一个是以克珠琼波奈觉巴开始的香巴噶举。另一个是玛尔巴之再传弟子塔布拉杰所创始的塔布噶举。这两派传承虽然同原於印度的噶举派,但是到十五世纪时香巴噶举已经衰落,而塔布噶举则发展成四大八小的庞杂支系。其中噶玛噶举,蔡巴噶举、帕主噶举、跋绒噶举四派是塔布拉杰直接师传的,故称四大支、而其中的帕主噶举在1354年开始取代萨迦派掌握西藏地方政权达两个多世纪,成为西藏历史上显赫一时的大教派。其创始人帕木主巴多吉杰布     

14—16世纪藏传佛教“疯圣者” 现象兴起缘由探析——以“藏念嘿汝噶”桑杰坚赞为例

在14—16世纪的西藏,藏传佛教内部兴起了一批被称为“疯圣者”的修行者,关于这些“疯圣者”的藏文记载充满了传奇色彩,他们言行怪异、举止荒诞,有许多与世俗常规相背的事迹,人物形象迥异于通常意义上的高僧大德,但他们在宗教层面和社会层面都具有相当的影响力,为藏传佛教的发展和西藏文化的传播作出了重要贡献。这一时期的西藏社会,不同政治势力之间的纷争不断,与藏传佛教各教派的利益争夺相交织,政治和宗教被更加紧密地结合在一起,也催动了“疯圣者”的集中出现。文章聚焦于其中的代表人物“藏念嘿汝噶”桑杰坚赞,结合14—16世纪的西藏社会背景,尤其是藏传佛教噶举派和格鲁派在当时的发展情形,讨论藏传佛教中的“疯圣者”在14—16世纪集中出现的历史原因,即他们将“疯行”作为一种弘扬教法的路径选择的考量。     

从福柯“权力话语”视角解读清前期西藏世俗掌政人物传记世俗化倾向北大核心

清代西藏世俗掌政人物传记的产生,与当时的政治背景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正是由于18世纪前期西藏世俗力量把握地方政权,使得世俗权力的代表或权力系统内部的成员认为需要以话语的力量,达到其"合理性",即由各种社会权力构造和选择话语,旨在争取和维护某些人的利益和优势地位的有说服力、影响力的"说法"。基于这个理念来探讨和解读清代西藏世俗掌政人物传记,有助于我们从不同的视角解读清政府治藏策略和西藏地方的实际情况。     

试论固始汗对西藏的统治

一、利用宗派矛盾 公元17世纪上半叶随着西藏地区各教派势力的形成,西藏的政治形势处于一种混乱的割据局面,藏传佛教内部各教派间相互倾轧纷争不已,有些教派得到享有政治权势人士的支持或联合地方实力形成了政教合一形式的特殊体制。另有一些教派由于势力微弱而被其它派系所合并或自身黯然消失。     

后弘期西藏的政教合一制度

西藏政教合一制度的发展有一个雏形、定型、完备、衰亡的过程,就其形成而言,后弘期时西藏政教合一制处于雏形阶段,出现了家族式和教派式两大政教合一制类型。这一时期西藏政教合一制的形成,主要是各割据政权纷立及藏传佛教各教派兴起这两大因素的必然结果。当然,其间也有着吐蕃王朝时期僧人预政制的影响。     

论清代西藏领主等级制的形成

从17世纪中叶至20世纪初期,在清廷治理西藏的进程中,西藏领主等级制发生了重大变化。元明两朝统治西藏时期,以萨迦、帕竹、噶玛教派为中心的地方政权接受元明的册封加委,领主等级制已初步建立。但是全面系统正规的等级制,都是在清代才真正形成和完善起来的。清代对西藏治理的深入,主权关系的巩固,给领主等级制的形成以巨大影响。然而由本民族的历史传统、宗教传统而来的承袭关系,甚至还有其他民     

略论藏传佛教史上的女密宗师玛吉拉珍及其能断派

玛吉拉珍生活在公元11世纪,她是一位继西藏著名女宗教大师意西措杰之后,在西藏佛教史上享有崇高威望而且颇有影响的女密宗师。她依止参拜当时印度著名的瑜伽行者帕当巴桑杰,研习参修般若经,对般若性空获得不同寻常的内证与体验,首创了在藏传佛教中独具一格的能断教派的先河,成为能断派的开创人。能断教派是以般若性空义为显密特法的哲学思想基础的。旨在断除人生苦恼与生死总根源——我执。藏传佛教尼     

第巴·桑结嘉措分裂祖国的历史罪行

桑结嘉措 (16 5 3～ 170 5年 ) ,原名贡确顿珠 ,16 79年被五世达赖委为甘丹颇章政权即原西藏地方政府的摄政第巴。当时甘丹颇章政权建立不久 ,虽然地方行政在第巴掌管之下 ,但军权仍掌握在和硕特蒙古手中。和硕特蒙古受五世达赖之请帮助创建甘丹颇章政权 ,在清朝支持下得到维系和巩固。 16 5 4年 ,和硕特首领固始汗去世 ,由其子孙世袭汗位。和硕特部落历来拥戴清朝 ,其首领事实上成为清朝在西藏的代表。然而桑结嘉措任第巴后对和硕特驻兵西藏日益反感 ,急欲驱逐之 ,便勾结一贯反对清朝的新疆准噶尔蒙古 ,试图借其力量削弱和硕特。准噶尔部落…     

明朝政策与15世纪中期藏传佛教在汉藏走廊的传播机制述论

明朝于15世纪出台的一系列政策刺激了藏传佛教在汉藏走廊地带的发展。宣德时期开始,藏传佛教僧人得以频繁赴京,汉藏之间的互动与联系因之加强。正统时期,朝廷允许藏传佛教僧人自在游方,藏传佛教僧人因之发挥能动性,借力地方军政系统的赞助以恢复、新建藏传佛教寺庙,从而确立并巩固了藏传佛教的在地影响。与此同时,明廷针对番僧的朝贡、护持与承袭政策为藏传佛教在汉藏走廊扩大影响力提供了制度基础。一方面,僧人将汉地的丰厚物资引入汉藏走廊用以营建寺庙,寺产更得到明廷敕赐护持保障。另一方面,明廷将番僧封号承袭与朝贡资格挂钩,激发了藏传佛教僧人以宗教安边、招抚番民的积极性。15世纪藏传佛教在汉藏走廊的发展是明朝中央政策的在地衍生物。     

试论噶当派的兴起原因及历史影响

噶当派是11—15世纪藏区影响较大的一个佛教教派,其兴起原因主要在于它适应了当时藏区的社会和政治环境以及藏区佛教的发展方向。本文强调指出,噶当派在教理教义、寺院经济制度等诸多方面影响了其他教派的产生与发展;独具特色的藏传佛教的形成也与其作为藏区第一个佛教教派的历史地位密切相关。此外,噶当派对藏区社会的其他方面亦有影响。     

噶玛巴·攘迥多吉两次进京事略

元代西藏佛教领袖与蒙古皇室的交往中,萨迦派及款氏家族诸人的活动自然是占据首要地位的,无论是从对皇室的影响力、权势的显赫、在西藏占有的地位等各方面看,萨迦派在当时都是首屈一指的。不过,要想全面地研究元代西藏佛教与元朝皇室的关系,其他各教派与元朝的交往也是不能忽略的重要内容。噶举派中的止贡、蔡巴、达垄、噶玛、帕竹等支派都曾与元朝皇室有过重要联系,它们与皇室的关系以及它们与萨     

关于元代藏传佛教噶当派的几个问题北大核心

噶当派是藏传佛教的一个重要教派,元代是噶当派发展的一个重要时期。由于噶当派支派分散,注重经典修持,参与地方政治不多,因此在元代西藏历史研究中提及噶当派的论著不多。元代近百年中,噶当派起初由于自身态度受到蒙古势力的打击,之后很快得到恢复,对由元王室支持的萨迦派掌管西藏地方政教权力大部分表示支持,也有小部分心存不满,终抵不过潮流所趋,随着萨迦派的关系与元朝廷建立了联系,完成了编辑纳塘版大藏经的巨大工程。梳理噶当派在有元一代的延续和发展脉络,有助于我们进一步研究藏传佛教各个教派的历史。     

关于藏传佛教宁玛派哲学的几个问题

一、宁玛派在西藏宗教哲学发展中的地位宁玛派是藏传佛教的第一个教派,是大乘佛教西藏化的成功尝试.宁玛产生于西藏封建社会初期.公元十一世纪以后,西藏各地陆续进入封建社会,吐蕃时代曾经昌盛的佛教经过近两个世纪的秘密流传又以前所未有的崭新面貌公开进入西藏的社会生活之中,并与当时处于分裂割据的西藏各地的文化特点相结合,先后形成了似宁玛、噶举、噶当、萨迦等为代表的佛教宗派,创立了藏传佛教,从而把藏民族的宗教文化推向了一个全新的时代.从时间上说,宁玛派是第一个具有西藏地     

藏传佛教香巴噶举派综述

香巴噶举派是藏传佛教教派之一,由凯珠·琼布乃觉创建.尼古玛、苏喀斯迪二人在该教派的形成过程中曾起过举足轻重的作用.该派因其根本道场雄雄寺在"香"地,其教法以口耳方式相传,故称香巴噶举派.在该派的发展早期,曾出现过"七宝法统"的传承;其后,分裂成以香敦大师修建的甲寺、凯尊·循努珠修建的桑顶寺为标志的甲巴、桑顶两大世系.再之后,该教派又出现了以汤东杰布和觉囊·多罗那他为代表的两个较为重要的世系.香巴噶举派由于其始终未能掌握地方政权,也未能与地方势力之间建立适当的关系,其在发展过程中又不断衍生出诸多支系,再加之自身组织涣散,没有形成一套系统、实用的传承体系,因此,随着岁月的流逝,香巴噶举派走向了没落.     

18世纪初藏传佛教界的政治立场

前言藏族是个信仰佛教的民族。元、清两代,蒙古人顺从了藏族的宗教权威。面对这种权威,连清朝都稍逊一筹。当时,外界围绕西藏的政治活动,都是以宗教名义进行的。例如,1642年以后,蒙古和硕特部都拥有西藏宗主权,然而他们也是在保护宗教领袖达赖喇嘛的名义下取得王位的。为了利用达赖喇嘛的宗教权威,北亚各部展开了激烈争夺。18世纪初,在西藏贵族、清朝、青海和硕特、准噶尔等各种势力的夹缝中,达赖喇嘛的职位任人摆布。1705年,在清朝支持下,青海和硕特部拉藏汗废掉原达赖五世的摄政西藏贵族桑结嘉措所立达赖六世,而将自己的人选重新立为达赖六世。但这位活佛毫无人望。据当时在拉藏汗身边的噶举派喇嘛德济德利称:西藏最大教派格鲁派色拉、哲蚌、甘丹等三大寺喇嘛反应尤     

藏族向江南地区的流动:元明时期汉藏民族交往的历史实践

元明两代统一王朝的建立和发展使得青藏高原和内地的联系不断加强,藏族在内地的活动也达到了一个历史高峰,其中,藏族向江南的流动值得注意。元代江南地区的藏传佛教在朝廷的支持下得到发展,朝廷在当地设立了江南释教总统所和杭州行宣政院等一些宗教和行政管理机构,一些代表性的藏传佛教僧人如达尼钦波桑波贝、加瓦巴等或被流放或被派驻到江南地区。明代在西藏实行多封众建政策,洪武、永乐时期召请藏地僧俗赴南京朝贡、游历,大宝、大乘、大慈三大法王先后晋京,侯显、班丹扎释等人任职于朝廷,赴江南地区的藏族人也成倍增加。从人群的规模、分属教派、主动性、活动内容及政治和社会背景等方面来看,元明两代藏族赴江南的情况呈现出诸多差异,亦各有特点。整体来看,这一时期藏族向江南的流动增进了藏族对于江南的认识和了解,为藏地财富的积累和自身社会变革、发展积蓄了力量,同时也丰富了江南地区的多元文化,增进了国家内部政治、宗教和文化的交流以及东西两地之间的互动和联系。这一点在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今天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达隆噶举派主寺历任住持简述

“达隆”系地名,旧译“达垄”、“达龙”、“答笼”、“打隆”等。在西藏称为“达隆”者有两个地方,一在今西藏自治区拉萨市林周县境内,一在今西藏自治区山南地区浪卡子县境内。帕竹·多吉杰布的弟子扎西白在今林周县境内的达隆地方兴建了达隆多吉典寺,简称达隆寺。因为位于拉萨北面,又称羌达隆寺。以此发展起来的教派称为达隆噶举,扎西白也因此称为达隆塘巴。 达隆噶举虽为噶举派八小支中影响较大并流传至今的一个教派,但可资参考的史料并不多,我们在撰写本文时,以《达隆教史》和《青史》为主,并参照其它藏汉文资料。     

明代藏传佛教对内地的影响

藏传佛教(俗称喇嘛教),主要派系原为宁玛派、噶举派、噶当派、萨迦派。及至15世纪初叶,宗喀巴创立格鲁派(黄教),此后噶当派并入格鲁派。此四大派系一直传承发展至今。藏传佛教的东传经历了一个颇为漫长的过程:先是从青藏高原北向传入西夏,对西夏文化影响甚大。佛教是当时西夏人最重要的宗教信仰,西夏设有管理佛教与僧人的机构,僧人数量很多,据载,仅一次佛事活动即发愿度党项、汉、吐蕃僧人三千。吐蕃僧人很受尊崇,有的被封为“国师”。那一时代,藏传佛教还北传至辽、金,但对内地的影响微乎其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