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家的"人禽之辨"对机器人有效吗?

儒家的"人禽之辨",是中国传统儒家为人类文明确立的一个底线标准,其具体的内容与要求可以伴随着时代的变化而有所调整,但其中所蕴含的肯定人文与人道的基本哲学精神,具有恒久的价值。当代科学技术的新发展,机器人——机器的人化与人的机器化,将会越来越与我们"自然人"构成一种密不可分的新"人机"关系,人类的伦理道德将会发生什么样的变化,儒家"人禽之辨"的古老伦理戒律对于广义的机器人而言,是否有效?我们将如何才能守住人类的文明底线?     

论孟子的“人禽之辨”、“圣我之辨”与人格价值

孟子首开先秦儒家重视"人禽之辨"的先河,他在继承和发展孔子思想的基础上,通过"人禽之辨"突出强调人类的伦理道德是人之为人的本质,并且使人"最为天下贵也";进而在"圣我之辨"中,主张"圣我同类"、"人皆可以为尧舜",重新诠释了关于人类的最高的人格价值标准。千百年来,"人皆可以为尧舜"的观念成为激励人们不断实现道德升华的内在动力。     

"人禽之辨"与"人机之辨":基础与目的

"人禽之辨"的基础是人与天下万物为一体的基本理念,而将人从自然世界一切物类当中区别出来的基本目的,则是为了实现人的自我立法而享有人道生存的庄严与崇高。"人机之辨"的基础与"人禽之辨"并不相同,但在目的上应当趋同。"机器人"的未来发展不能侵害甚至消解人本身的生存目的。如果"机器人"作为一种未来的"新生命形态"而出现于人的现实生存空间,则"机器人"应能被教化并遵循人类的基本生存法则。     

先秦儒家人禽之辨的道德哲学意义

人禽之辨在先秦儒家思想中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道德哲学命题。孔子首先从人伦的角度指出了人和禽兽的差别所在。孟子在孔子的基础上进一步突出了人禽之辨的意义,并通过它一方面建立了人的道德意识的普遍性,另一方面又确立了人的道德实践的主体性。荀子则认为,人之所以为人的特性在于人的社会组织性,当然他也是由此来论述人的道德建构的可能性。与儒家不同,道家从根本上取消人禽之辨,而墨家则认为,人禽的差异在于人能进行后天的努力。可见,人禽之辨在儒家的道德哲学中更具有基础性的重要意义。     

论古今视域转换下的“人禽之辨”——理解现代人性危机的一个新视点

探讨人性问题往往离不开“人禽之辨”。“人禽之辨”的古今视域有根本不同,古人在理解人性时格外强调“人禽之别”,而今人则多持“人兽之共性”。古人的世界观中始终有一超越维度（天道、圣神等）,人性主要不是经验自然意义上的认知—理论对象,而是高于一般动物性、希求形上超越的道德—实践存在。“人禽之辨”绝非仅是经验事实之辨,而更多的是存在价值之辨。今人则深受启蒙实证主义的强烈影响,经验之实证乃是现代理性所委任的唯一法庭;“人禽之辨”仅在前一种意义上合法,而后者（存在价值之辨）却日益淹没于一片“反形而上学”呼声中。没有了终极目的与价值指引,人性非但无法超出动物性以向上提升,反有降至动物性水平甚而更低的危险。现代人性的普遍平庸及其与道德应然的根本分裂乃是今日“人与兽趋同”的必然结局。     

孔子“人禽之辨”探析

孔子"人禽之辨",旨在人有"仁"与"知",而其重则在"仁"。通过明辨人与禽兽之不同,彰显人之所以为人、人之所以高贵。     

魏晋"言意之辨"与佛教中国化问题探析

佛教的中国化是中国思想文化史上引人注目的重大事件.如果说,佛教的中国化集中体现为佛教的玄学化和玄学的佛学化的历史过程的话,那么以经典文本的意义追寻和终极价值的哲学建构为旨归的魏晋"言意之辨"则既是佛教玄学化和玄学佛学化的根本方法,同时也是推动佛教玄学化和玄学佛学化的动力机制和深层原因,而这不仅体现在"性空本无"的本体论哲学体系的建构上,而且体现在"言意之辨"的方法论的直接运用上和"明心见性,顿悟成佛"的直觉思维方式的价值选择上.可以说,没有魏晋"言意之辨"的重新崛起,也就没有玄学系统之建立,而没有玄学系统之建立也就没有佛教的玄学化和玄学的佛学化.     

人禽之辨、人机之辨以及后人类文明的挑战

传统的"人禽之辨"在有限的意义上可以帮助我们来面对未来的"人机之辨"。但技术的发展将大大超越这种直观的"人机之别",会出现更多的智能存在样态;"智能网络"就会突破传统的"人机之别"而整体性地笼罩人类的生活,这将使"人机之辨"失去意义;更具挑战性的是基于"基因编辑"和"人机嵌合"的技术对人类自身的改造,这更是对人类既有的文明的根本性颠覆,从而发展出某种"后人类文明"。但是,人类的未来并不是今天技术直线发展的产物,中国文化传统有着深厚的"知止"智慧,懂得人类的发展须"时止则止,时行则行;动静不失其时,其道光明",这是应对未来文明挑战的大智慧。     

论儒家政治哲学的制度之维——以封建郡县之辨为中心

封建郡县之辨生动展现了儒家政治哲学的制度维度。从儒家政治哲学的视角看,依据各个制度的组织原则以及封建要素与郡县要素之间的交互融合程度,可以将历代封建郡县之辨所关涉的制度分为四种不同的类型：封建制、郡县化封建制、封建化郡县制、郡县制。封建制与郡县制容易造成较大的政治危机,无论“其专在上”还是“其专在下”,都不利于维系共同体的道德生活和政治生活。因此,能够更好地平衡仁与义、家与国、伦理生活与政治生活的郡县化封建制和封建化郡县制在整体上要优于另外两种制度。而在内部稳定和外部威胁的双重因素影响下,历史上的中国政治制度最终演变为某种程度上的封建化郡县制。     

从“人禽之辨”到“人机之辨”:元宇宙的传播伦理学研究

在媒介环境的传播视域下,元宇宙延续口语媒介、文字媒介、印刷媒介、电视媒介的技术逻辑,未来可能引发与之相应的伦理问题。以往媒介技术曾经引发“人禽之辨”与“人机之辨”的伦理危机,元宇宙即将面临人性与技术同化的“虚实之辨”,建构元宇宙的逻辑前提应是保证人类不能在其技术逻辑下迷失自我和丧失人的本性。     

唐宋人的诗词之辨

唐宋人的诗词之辨是词学史上的重要论题.唐、五代、北宋时期,词体的娱乐性质使它难免"小道"、"卑体"的歧视,此时的诗词之辨建立在对词体否定的基础之上,探讨诗词之辨是为了将词体区别于诗体而加以排斥.宋南渡前后,诗词之辨主要涉及词体的音律和风格问题,代表人物为李清照等;南宋末年,诗词之辨更为深入,沈义父、张炎可为代表.     

哲学合法性的自我辨护

全部哲学史清楚地告诉我们,一部哲学史就是哲学为自己的合法性不懈陈辞,与种种"非哲学"倾向竭力抗争的历史。尽管如此,哲学仍然难以完全避免陷入种种"生存窘境",失去自己的自律与尊严,哲学或者成为"神学的婢女",或者成为"科学的婢女",近来更有"哲学应被消解"的"后哲学"。我们认为,哲学作为人类理论思维的一种特殊向度是具有不可怀疑的合法性与存在理由的。只有哲学,才是唯一适用于人的本性来探索人的奥秘的特有认识方式,才是从本质上解决人之"谜"的特殊意识形式。正是哲学在理解和把握"人"这一独特存在上所具有的特殊功能,表明了…     

"人"、"我"、"心"、"身"——兼论哲学的性质与现代哲学的特点

"自我意识"是人的内在规定性,也是哲学产生的前提条件和出发点.哲学在思考人的问题时,曾经长期囿于内在的意识范围.然而,人的自我意识的矛盾结构不过是人与自然、人与他人和人与自身的矛盾关系的观念形式;人只是从特定自然选择下的特定生物发展而来并永远受制于自然,这一经验的事实也要求哲学在思考人的问题时,不能只取形上的、超验的态度,而必须参照经验包括人的生理的和文化的经验性特征.哲学的本体论和认识论的关系,可用中国俗语"亲兄弟,明算账"说明之.     

儒家“仁义内外之辨”的现代伦理意义

战国时期仁义内外之辨,告子主张仁内义外,孟子主张仁义皆内,自楚简发现后学术界对这一问题又重新进行了较多研究。仁义之"内外"含义,人心内外、门内门外、人我内外三种意思均有。仁义皆为内在的观点虽彰显了人的道德主体性,但忽视了道德的客观伦理精神。坚持仁内义外的观点可以使我们正确认识道德的人性主体基础和社会关系的客观根源、自律与他律的关系问题,正确认识传统家族社会与现代公民社会道德精神的差异,正确认识仁义两种道德发挥作用的不同特点,从而调整道德思维和道德建设的思路和方法。     

康德"自在之物"辨正--兼谈对康德哲学阅读范式的转变

哲学界似乎已经形成一个共识康德哲学是一种折衷主义,不论来自左面还是右面的批判大都将其定性为二元论和不可知论,焦点在于对自在之物的坚持或消解,但都自觉或不自觉地采取了认识论的阅读框架.文章指出,这种习惯性的阅读范式不能很好地理解康德的自在之物及其整个批判哲学体系,自在之物往往只被理解为认识上的一道屏障.文章认为应该从康德"人类学"的角度来理解他的自在之物,自在之物奠基于对人之存在(认识和实践上的)有限性的理性反思,它内在地包含着的范导作用可以导向一种历史意识.以此为视角,才能很好地理解康德批判哲学的内在统一性,从而走出研究其哲学的惯性思维和误区.     

人己之辨与中国文论人己话语的建构

先秦诸子的"人己之辨"对后世士子们的人生取向影响很大,对后世文学的价值取向更是有深远影响。人处天地之间,为诗作文不仅仅是为了一己之私、一己之腹,而是有更高远的目标。中国文论特别重视作家作品内在品德的修行和操守,品德的修行尤其重视"内修"而不是"外炫",目的在于内在品德的完美而不是做给别人看的。人己话语的建构极大地提升了中国文论的人格境界和精神品格,对于今天文坛的道德建设也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本体之辨：从康有为到谭嗣同

本体之辨：从康有为到谭嗣同魏义霞，陈章范同为中国近代早期的启蒙思想象，康有力和谭嗣同对本体的殖构具有继往开来的时代意义。比较和剖析两者宇宙观之异同，对于我们认识和把握他们的整体思想以及理解和评估中国近代哲学都是大有神益的．康谭二人在本体论建构上有着相...     

孔孟论人的两个视域及其内在困难

在孔孟的哲学思想中,"人是什么"不仅取决于人之为人的应然规定,更取决于人之为物的本然基质.以人禽之别为依托可以明确人应然的伦序本质,进而促成人对人化存在的自觉.在本然层面,通过对天人之辨的哲学思考,人作为万物之一分子被归置于天命的宰制之列,以致卷入流行不已的命运大流.基于"死生有命"的必然趋向,"则天"与"事天"分别成为人谋划其在世意义的两种可能形式.前者("则天")以对天命基质的理性自觉为契机召唤着人生在世的积极作为,后者("事天")则以性天统一为基点指引着本己人性由潜在向现实的转化.较之于应然层面的思考而言,孔孟对人在本然层面的阐发(尤其是孟子的"性善"说)表现出明显的泛道德思辨倾向,由此滋生出其在理解上的内在困难.     

论西方人学思想之发轫

人学是西方哲学的一条主线,从古希腊哲学一直到现代西方哲学,人的生存与发展问题始终被作为核心问题予以关注,但不同的历史时期,这一问题却呈现出不同的认识特征。对这些特征加以分析和总结,有助于我们清晰地认识西方人学的发展脉络和历程,更好地落实现代“以人为本”的管理理念和方法,推进社会的人本化管理程度。     

论王船山的君子与小人之辨

君子与小人之辨是王船山道德思想的一项重要内容。船山从根本上延续了儒家关于君子与小人之辨的价值立场,认为君子与小人之别乃"质"之差异,是由内在的精神气质迥异而造成的根本差别,而不是表面文章使然。与此同时,船山对二者关系从人生志趣、中庸之道、慎独精神以及敬畏感等层面的不同进行了具体分判,并将这种关系寄寓于历史中进行品评。王船山的君子与小人之辨具有鲜明的价值立场和情感色彩,却也潜在着"刚性"划分所带来的道德困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