草根学者的良知学实践——以明嘉靖至万历年间的安福学者为例

明代嘉靖至万历年间安福县人数众多的草根阳明学者,虽无科举功名,却是阳明学在地方社会传播的主力。他们由讲学、研磨心性而扩展至教化乡族,参与地方公益事业,进而协助官府参与地方社会治理。作为阳明学者的乡绅自我认同的角色是"乡人之心",他们的讲学和化乡活动是以"万物一体"的济世理想和责任作为精神动力,对地方社会秩序的平稳运行起到长久的、潜移默运式的"风教"影响。     

中华民族“全面觉醒”的开启——五四启蒙运动中的“觉悟”话语

五四启蒙开启了中华民族全面觉醒的新阶段:从技术到政治、再到伦理问题层层递进,达到了"吾人最后之觉悟";从鸦片战争时期少数先驱者个体觉醒,到甲午战败后士大夫阶层"具有群体意义的觉醒",再发展到五四时期实现"全面觉醒";从近代初期少数先驱者的被动惊醒,发展到五四时期对民族命运的自觉反省与对唤醒民众使命的自觉承担。时人对"觉悟"的定义包括:启蒙者的主动"自觉""自己觉悟"与启蒙者唤起工农的"觉人""人人觉悟",科学(学术)觉悟、"政治的觉悟"与"伦理的觉悟"(傅斯年等人还提到了"社会的觉悟"),对外不许列强侵害主权的民族主义觉悟与对内不许军阀把持政权的民主主义觉悟,个体意识的觉悟与群体意识的觉悟,从一般倡导"国民觉悟"到重点启发"阶级觉悟"。通过创办报刊进行启蒙宣传是五四思想家非常重视的传播渠道、觉悟途径,《民国日报·觉悟》《觉悟》等报刊在实现"第一次全面觉醒"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从“四句教”看王阳明心学的哲学意蕴

王阳明晚年有四句教言,曰:"无善无恶是心之体,有善有恶是意之动,知善知恶的是良知,为善去恶的是格物。"曾引起身边弟子钱德兴、王畿的争辩。阳明殁世后,钱、王争论并未继续,更大的分歧却发生在江右王门与越中弟子之间。又,王学自明末在学者群起而攻之的形势下渐走向衰落,批评王学的人又多以四句教为攻击目标。凡此种种,都说明阳明心学思想与王门四句教之间不一般的关系。所以,从"四句教"分析阳明心学的哲学意蕴,可对阳明心学及阳明学派的思想特色有更深一层的理解。     

通过“批判性东亚话语”展望“东亚自我认同”

"批判性东亚话语"是指"作为韩国批判性地域主义的东亚论"以及可能与之相沟通的中国和日本的东亚话语。阻碍东亚自我认同的原因主要有,东方主义和自我东方主义化,复杂的地缘政治学现实,各国间的历史认识差异,民族主义和"霸道性大国主义"。实现东亚自我认同的出路在于,组建东亚的"我们意识","否定之否定"的文化跨越,把东亚设定为一种替代性的资源或媒介。     

程敏政“道一”论与阳明心学的形成

探究明朝中期王阳明心学思想的成因,是宋明理学研究的重要议题。阳明心学之源既有远承孟子和陆九渊的心学因素,也有同时代周边学者的商讨切磋之功。而作为王阳明的座主,程敏政以"道具于心"的"道一"思想,曾深刻地影响了王阳明学术的致思趋向,为心学的兴起导引先路,提供了契机。可以说,程敏政"道一"论是阳明心学形成的源头之一。     

王阳明的身体哲学思想

所谓王阳明的身体哲学思想,不是指在阳明哲学作为"心学"的整体性质外又另存一个与之性格完全相异的"身学",而是指阳明哲学在思维方式和质地上的根身性,它是对中国古代哲学"体知"传统的一种回响。身体隐喻、身心一体、身物不二的身体哲学观念与思维,在王阳明论证万物一体、知行合一以及致良知的功夫选择中发挥着重要作用。     

“东亚福利体制”的外在独立性研究

20世纪90年代以来,东亚福利体制成为学术界讨论的重点之一。有学者赞同东亚福利体制的存在,但是也有学者对东亚福利体制这一概念进行了质疑。由此,对东亚福利体制是否具有外在独立性进行研究就具有相当大的意义。本文在将东亚福利体制与自由主义、保守主义、社会民主主义福利体制的典型国家进行对比后认为,东亚福利体制在福利进程、福利取向、福利文化、福利期待四个方面均具有外在独立性,是与传统三种福利体制并存的独立福利体制。     

“庄周梦蝶”文化渊源探考

"庄周梦蝶"为历代学者所关注,但庄周为什么偏偏梦的是蝴蝶而非他物?学界鲜有探考。苗楚文化同源,苗族的蝴蝶崇拜,化蝶、梦蝶与生死观等对庄周有极大影响,庄周之所以梦的是蝴蝶,有着深刻的"集体记忆"和文化渊源,应与苗族或苗族先民的蝴蝶崇拜有关。     

“味”论与东方共同诗学

要确认"东方诗学"的存在,就要首先确认"东方诗歌"的内在联系,要确认"东方诗学"的内在联系,就要分析"东方诗学"内在结构,就要去发掘、发现它们共有的基本诗学概念。通过古典诗学文献的比较分析可以发现,"庄严"与"韵意"两个概念统括南亚诗学,"风"与"气"的概念流贯东亚诗学,"对比"与"律动"的概念贯穿西亚诗学。而以"味"这个共用诗学范畴为纽带,南亚、东亚、西亚三个区域诗学又形成了三元一体的"东方共同诗学"。     

论"一体之仁"与"爱的共同体"——儒学与情感现象学的比较

阳明通过对《大学》的阐释,揭示出儒学"一体之仁"的观念。这与舍勒的"爱的共同体"观念之间存在着比较的可能:明德的本源性与爱的人格性;亲民的差等性与爱的等级性;至善的一体性与爱的共同体。阳明这种"一体之仁"的观念是一种形而上学的观念,却源于孔孟的一种本源的生活情感观念:仁爱首先并非形而下的道德情感,或者形而上的人性本体,而是先行于这一切的生活亦即存在的情感显现。     

释“和”“谐”

汉字本体结构和字群关系蕴含着丰富的文化信息。“和谐”本义起源于音乐,与华夏先民的社会生活密切相关,体现了听觉感官与味觉感官的愉悦性统一,具有鲜明的民族审美心理特征。     

"呈现"与"遗忘"的策略--传媒与万科的文化生产

"意义"主要来自媒体的生产,而有选择的"呈现"与有意识的"遗忘"就是意义生产的基本策略.万科作为一个具有较高知名度的房地产大企业,王石作为一个具有较大影响力的公众人物,其品牌的营造、"白领"的想象或偶像化的运作,主要得益于媒体的"呈现".这种"呈现"同时"伴随"着"遗忘",如对"万科金色家园"的业主与万科集团的纠纷,深圳的媒体就表现出让人不可思议的沉默.其实,在媒体与万科之间已经形成了一种以利益为原则的同谋关系,媒体需要来自万科地产巨额的广告收益,而万科也需要来自媒体的"呈现"与"遗忘".媒体与大公司之间的这种新型关系,必须引发我们对媒体的思考媒体必须以"公器"作为其基本的定位.     

人格的“完美”与“完整”

我国传统理想人格追求人格的“完美” ,结果却违背初衷 ,葬送了国民的“精神家园”。本文提出完整人格 ,以人格的“完整”来归还本属于个人的人格完整性和生活的真实性 ,引领人们回归自己的“精神家园” ;并主张完善人格 ,从完整人格升华到现代意义上的理想人格。     

"两课"教育中的"知"与"行"

“两课”教育肩负着对青年学生进行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政治观、道德观的教育重任 ,“知”“行”统一是“两课”教学区别于其他文化知识教学的突出特点。“行”重于“知” ,“身教”胜于“言传”在“两课”教育中尤为显得重要。     

"激进"与"保守"·"左派"与"右派"

在现代西方的政治语境下,左、右派别体现了人们对"自由"与"平等"、"博爱"之间不尽相同的价值取向.尽管它们分别代表了不同阶层或集团的利益,但各有其存在的理由和根据,其相互之间的制衡是公开的、平等的、程序化的.在此情况下,舆论上的彼此对立常常会导致行为上的互相妥协.在当代中国的政治语境下,由于历史的原因,使得左、右派别往往被赋予正、反不同的价值判断,因而其存在的理由是不平等的,其相互之间的制衡是非程序化的.在这种情况下,舆论上的表面一致并不能取代现实中的矛盾.因此,对激进与保守、左派与右派进行深入地反思,进而在二者之间建立起一种平等、理性、和平的制约机制,就显得尤为重要.     

存在的“危机”与“边缘”的存在——再论20世纪中国存在主义文学“边缘性”

存在主义文学是20世纪中国文学进程中的一种世纪性思潮(现象),同时它又始终处于边缘性状态,对中国"现代性"危机的认知成为解读其"边缘性"的基本思路.20世纪中国面临着贯穿百年的"现代性"危机--价值观念失范和制度性体系脱序的整体性危机,而原本就是西方现代文明危机产物的马克思主义与存在主义作为对中国"现代性"危机的回应和救赎方式因此东渐而至并渗透到文学话语中.然而,本土化的存在主义(文学)只能对"现代性"危机起到文化重构、艺术救赎的作用,如何从存在着的意义世界推衍出对秩序性建构的现实救治不是其价值所在.而马克思主义则以既能提供道德和信仰层面又可以重建制度性秩序的话语方式回应并克服着中国的"现代性"危机,并在其"中国化"过程中被转译为主流文学的"现代性"主题内涵.在此意义上,存在主义文学的边缘性正是相对于主流文学的合理性存在.     

释赏心之"赏"及其他

根据现存方言并证之以古代语言资料,可以知道赏心之"赏",是"爽"字韵头脱落后的方言口语记音.这种语音现象具有普遍性,以之解释一些历来释有疑义的词语如"伤心"、"行唐"、"桑新妇"、"刚"、"松(月桑)"等,均可豁然明白.     

“知识”与“道德”的纠葛——周作人的学术思想及其研究的方法论问题

周作人研究所纠结的问题,其实也是现代文学研究所面临的普遍的方法论问题。出于"中国儒家重伦理"的历史认知,周作人呼吁在学术上应学习希腊"纯粹求知"的"科学精神"。如果说"回到鲁迅"已成为一种共识,那么作为一种基本的方法论,"回到周作人"也是必需的。道德不仅是认识的问题,更是实践的问题。周作人的悲剧不在于他的道德学说,而在于他未能真正履行自己的道德学说。     

“沉默”与“爆发”的双重忧患——阿Q、王秋赦、赵多多形象并论

阿Q、王秋赦、赵多多们扭曲的造反欲望及其愚昧、"沉默"中的"爆发",是一种民族文化心理积淀的体现。他们的"爆发"具有相同的物质和人格背景、行为动机,它比"从昏睡入死灭"的"沉默"具有更大的历史危害性。这类形象也成为历史运行轨道上具有特殊警示意义的路标。其经典性的艺术生命力的生成,源于作家高出于同时代人的历史反思意识和忧患意识;而作家创作取向和忧患意识的深度差异,也决定了形象的艺术价值的差异。     

“境界”与“意境”——《人间词话》的核心范畴辨析

"境界"是<人间词话>的核心内涵,学界普遍以王国维是"中国意境论的集大成者"而把"境界"等同于"意境".通过对两概念的统计和辨析可以看出,两者不能等同,王氏对"意境"的使用仍不出传统诗学范围.而从<人间词话>中"境界"使用的频次、内涵、结构、思想资源等方面和意境比较,则王氏"境界"说有二层大的内涵,一是境界的本意,即事物所达到的程度或表现的情况,这一层意义是意境不具有的.二是境界在意境的范围之中,但境界是意境的高级阶段,有境界必有意境,而有意境未必有境界,境界是在意境的基础上融入格调、无功利之真、堂庑气象等元素之后一个更高的原则和标准.<人间词话>在文论史上的意义是"境界"说,而不是"意境的集大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