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学与“同治中兴”──倭仁与曾国藩比较观察

倭仁与曾国藩同历嘉道咸同四朝，完全是同时代的人。道光年间，他们同从唐鉴问学，相交为师友，是倡导理学的中坚；同治时期，又同居高位，一立于朝，一主于外，成为“中兴”贤辅名臣。然而，他们又是两种不同类型的代表人物，一为顽固保守的象征，一为洋务运动的首领。因此，从倭仁与曾国藩比较的角度观察理学与“同治中兴”，应该说是很有意义的。     

唐鉴讲学京师与晚清理学群体的形成

清成同年间,曾经衰弱不振的程朱理学一度出现复兴的局面。而这一复兴局面的出现肇始于道光二十年（1840年）唐鉴内召为太常寺卿、讲学京师,以他为核心,从其问学的倭仁、曾国藩、吴廷栋、何桂珍、吕贤基、窦塘等在京士人形成为一个理学群体,开启了晚清程朱理学复兴的风气。     

从师友关系看曾国藩理学信仰的形成

本文从家学渊源,与桐城派文人的交往,唐鉴、吴廷栋、倭仁的启发等角度,分析了曾国藩在“师友夹持”下接受理学并最终成为晚清理学领军人物的心路历程。     

试论曾国藩的汉宋兼容思想

曾国藩,曾被晚清封建统治者誉为“中兴名臣”。这不仅是因为他在政治、军事等方面为清朝的“中兴”作出了很大的贡献;还因为他在强化封建主义思想统治方面,也起了很大作用。其中汉宋兼容思想,便是后者的重要组成部份。     

学术调融与思想改良——曾国藩、郭嵩焘的礼学思想述论

晚清宋学家曾国藩、郭嵩焘既像乾嘉学派一样崇礼、考礼,又超越宋学与汉学的对峙,以礼学沟通汉学、宋学。他们以儒家仁义学说阐释礼学,也汲取了清代汉学家的礼学思想;他们开掘礼学的经世价值,注重因时制礼,郭嵩焘更广泛地涉及改良礼俗的议题。由此可见,曾国藩、郭嵩焘早年治学均具有因应时势、调和融合的学术特征,这也是他们务实、灵活地应对晚清时局的思想基础。     

丁韪良论“中国的文艺复兴”

京师同文馆美籍教习丁韪良作为晚清“同治中兴”时期文化教育变革的参与者,第一次从历史、现实与发展趋势的综合分析视角,为同治新政“定性”,将其称作“中国的文艺复兴”。重视丁韪良《中国的文艺复兴》之作品透析,不仅有助于重新认识该作品在西方汉学史与中国近代思想文化史上的学术价值与意义,亦有助于我们深入认识美国汉学家与晚清改革之关系。     

从倡节义到兴文教——曾国藩幕府刻书考论

晚清时期,最早在幕府中庀局刊书的是胡林翼,随之而起的为曾国藩.曾国藩延江浙博雅之士、设幕府机构金陵书局刻书,起先专刻<船山遗书>,为的是表彰先贤,倡导节义,而后才有精校群籍以振兴文教的自觉.这种自觉不仅造就了金陵书局,使其所刻书以校勘精审、版本可靠著称,遗泽余韵,流衍数世;而且起了良好的示范作用,促成了晚清地方官书局的大规模兴办,开启了"中兴"人文之盛,为清代官刻涂抹了最后一丝亮色.     

略论左宗棠成就功业的诸要素

左宗棠在晚清“同治中兴”诸名臣中,是颇具特色的一位.就其一生成就的功业而言,可谓大器晚成.然而一个人的事业,与其所处的时代、所受的教育、人的性情及阅历关系甚大.这如同建筑一样,没有坚实的基础,完备的材料,精心的施工,难有大厦的建立.如果把左宗棠的一生以1860年随同曾国藩襄办军务为界为前后两个时期,则其前期正是为他后     

郭嵩焘《大学章句质疑》对朱子的辩难及其思想史意义

朱子学在晚清突破乾嘉汉学的藩篱,迎来中兴和复振。如何对待朱子学、如何回应时弊成为以郭嵩焘为代表的晚清理学群体所必须面对的时代课题。郭嵩焘以朱子哲学体系建构的核心依据《大学章句》为切入点,兼采汉宋,无所依阿,诉诸经世,从文本到义理向朱子展开系统的辩难,显豁出依违朱子的鲜明特质。它一方面绾合汉学、宋学和经世致用之学,从政治哲学的角度开显出诠释《大学》的新维度;另一方面在理学中兴的视域下,以“尊经即所以尊朱子”为宗旨,指明判释朱子的新视角和新方式。更为重要的是,由郭嵩焘这一个案透显出晚清经典诠释为现实政治服务的浓郁色彩。     

曾父教子育良材

曾国藩是晚清“中兴四大名臣”之一，湘军统帅，官至两江总督、直隶总督、武英殿大学士。这么一位功成名就的人，一生的爱好就是读书，曾国藩的这个好习惯，与父亲曾麟书的成功教育是分不开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