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国藩的修心工夫

心是中国哲学的重要范畴,对心的省察涵养是理学工夫论的核心.曾国藩是晚清理学的中坚人物,习理学首重修心.为求己心存而不放、定而勿动、安泰戒馁、守一无贰,曾国藩运用了居敬、主静、慎独、思诚四项功夫.     

曾国藩对传统理学的反思

曾国藩对传统理学的反思有如下特色：一、注重功利实效。传统理学家只注重道德践履，不注意事功，反对以功利思想看待理学，而曾国藩却注重功利实效。二、融合百家。曾突破义理独尊地位，融合诸子百家之学问。三、嫁接西学。曾对西学的认识从根本上没有超出中体西用之原则，但他有强烈的历史责任感和使命感；认为学习西万应坚持不懈，不能急功近利；认为学习西方，应该从根本的科学学起。     

学术调融与思想改良——曾国藩、郭嵩焘的礼学思想述论

晚清宋学家曾国藩、郭嵩焘既像乾嘉学派一样崇礼、考礼,又超越宋学与汉学的对峙,以礼学沟通汉学、宋学。他们以儒家仁义学说阐释礼学,也汲取了清代汉学家的礼学思想;他们开掘礼学的经世价值,注重因时制礼,郭嵩焘更广泛地涉及改良礼俗的议题。由此可见,曾国藩、郭嵩焘早年治学均具有因应时势、调和融合的学术特征,这也是他们务实、灵活地应对晚清时局的思想基础。     

小学为本、经世为用：曾国藩的赋论思想

曾国藩论赋以小学为本,着眼学问,强调用字精确;而立足现实关怀,视赋为经世之用,注重修身。这是其赋论思想的根基所在,由此衍生崇古重气、力追两汉的赋学风尚。赋体铺陈,落实在字,以小学为本,触及赋体创作“字本位”之语用考量。赋重学问,气行其中,可观才器,故可为致用之具。赋中之气,则须涵泳,故主诵读。曾国藩论赋不多,主见家训,洵为真切。因其出入桐城、调和汉宋、执掌国柄,所论影响深远。因着眼经世致用,于赋体特性所见不多。虽如是,仍足为晚清之世赋论的有力高声。     

论曾国藩学术思想的历史地位

曾国藩是晚清理学经世派的代表人物,他的学术思想具有一定的历史意义。伴随着他军事上的成功,在清中叶汉宋之争中一度陷于颓势的宋学在晚清再度复兴。这与他在吏治腐败、帝国危机的背景下积极倡导宋学,以图改良风俗、挽回道德人心的努力是分不开的。他在宗宋儒的同时,又大力主张汉宋调和,从而使汉宋学术长期对立的局面得以终结,促进汉宋调和成为晚清学术的主流。他以礼学会通汉宋,既坚守宋学的立身之道,又以礼学的经世精神吸纳新知,为礼制改革以及西学的传播创造了条件。曾国藩的学术努力,改变了既有的学术版图,对后世中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从师友关系看曾国藩理学信仰的形成

本文从家学渊源,与桐城派文人的交往,唐鉴、吴廷栋、倭仁的启发等角度,分析了曾国藩在“师友夹持”下接受理学并最终成为晚清理学领军人物的心路历程。     

唐鉴讲学京师与晚清理学群体的形成

清成同年间,曾经衰弱不振的程朱理学一度出现复兴的局面。而这一复兴局面的出现肇始于道光二十年（1840年）唐鉴内召为太常寺卿、讲学京师,以他为核心,从其问学的倭仁、曾国藩、吴廷栋、何桂珍、吕贤基、窦塘等在京士人形成为一个理学群体,开启了晚清程朱理学复兴的风气。     

曾国藩法制思想探析

作为晚清重臣的曾国藩,在其政治实践中,形成了丰富的法制思想。本文重点探析了其“一秉于礼”、“重典救时”、执法宜慎、清理积讼积案、严以治吏的法制思想和实践。他继承了传统的法制思想,同时有所创新和发展,特别是在清理积讼积案、严以治吏等方面,不乏创见,在晚清颇具代表性。     

曾国藩的“理治”思想探论

曾国藩作为晚清名臣和理学中兴的代表人物,其理治思想是在继承和发扬程朱＂理学治国＂思想的基础上,融合德治、礼治和法治的合理因素,结合晚清经世致用思想而形成的,是对中国传统治国方略的总结。其主要内容包括理学执政、理学治军、理学持家三个方面,体现出保守性、中庸性和集成性三个显著特点。为实现理学治国的梦想和挽救清王朝的覆亡,曾国藩进行了一生的实践和努力。但由于自身的阶级局限性,这种理想最终走向了破灭。曾国藩理治思想的合理内核也为后人提供了可资借鉴的历史经验。     

罗泽南学术思想的基本特征--与曾国藩比较

从罗泽南与曾国藩比较的角度来看,罗氏学术思想的特征,主要可以概括为二点:一是义理经世,二是辨学卫道。其中,前者为罗、曾之学的共同之处。罗、曾之学的不同之处在于,罗泽南主张通过学术论辨来维护孔孟程朱之道,而曾国藩主张在维护程朱理学宗主地位的前提下,吸收其他学派的可取之处。     

曾国藩和他的时代

应该更加客观、全面地评价曾国藩。《讨粤匪檄》,在内容上与事实严重背离,在思想远远落后于时代,根本不值得称赞。此外,尽管曾国藩战胜了太平天国,但是,他对清王朝的前途没有信心,产生了严重的＂望死＂情结,但是,曾国藩已经意识到了要向西方学习,并且身体力行,客观上成为太平天国革命的＂遗嘱＂执行人。     

曾国藩、左宗棠关系中的性格影响因素论析

同作为晚清湘系集团要员的曾国藩、左宗棠,虽说在关乎派系大局的事情上不乏同心协力之时,但亦多有个人嫌怨,甚至不止一度地明显交恶。这与两人的性格因素密切关联,曾国藩内里强毅而又外表谦谨,左宗棠生性率直而又不掩狂傲,尽管在特定情况下,能通过双方的克制、容让而在一定程度上化解矛盾,但总不免要对其关系产生直接的负面影响。     

曾国藩与莲池书院

曾国藩总督直隶伊始曾寓居莲池,较关注全省最高学府--莲池书院的教学,并为之选任新山长,后更把书院当作向直隶士子宣传<劝学篇>的主要窗口.曾氏关怀独具特色,使书院在全省的移风易俗上发挥了表率作用,对直隶学风、文风的近代转型乃至教育的蓬勃发展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曾国藩:近代中国政治与文化保守主义思潮的奠基者

以传统社会向近代社会过渡的百余年的历史过程为坐标,给曾国藩的思想做恰当的定位,是本文的基本特色。在西方资本主义列强借助船坚炮利将其势力扩张到中国之时,潜心研究理学的曾国藩与魏源、徐继鱥相比,其思想落后了一个时代;太平天国运动给曾国藩信奉的理学以回光反照的机会,而在此反照之中,它增添了经世致用的新内容,于是在曾国藩的影响下,形成了一种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思想与学术结构,这一思想奠定了近代政治和文化保守主义的理论基础。如果联系20世纪中国思想史,凡是走保守主义政治路线的,无不推崇曾国藩;而一度对曾持有强烈批评态度的国民党人,在其执掌政权而面临着巩固统治秩序的任务后,颂扬曾氏的著作便不绝于耳,这是值得深思的历史现象。     

曾国藩的“德治”思想及其实践

曾国藩被政坛人物奉为立德、立功、立言三不朽的典范 ,毛泽东曾说 :“吾于近人 ,独服曾文正。”深深影响毛泽东并被其推崇为后世效法的是曾国潘的道德学问和为官治世之道 ,即“德治”思想 :识人察人 ,德操为上 ;求贤重才 ,知人善任 ;居官以勤廉爱民为本 ;不忮谦让 ,有容乃大 ;慎独。     

简论权利与义务的关系

权利与对应义务的关系实质上是权利与权利关系的表现形式;它们的关系仅为全部法律关系的一部分,且不是最重要的部分;权利与对应义务实质上为社会个体之间的利益关系;权利与对应义务的绝对值是相等的;权利与对应义务在现实生活中是可以分离的;法的本位应是社会权利本位,它要求对法律承认和保护的利益应放在同等的位置.     

社会科学与人文科学的关系论略

从方法论上区分社会科学与人文科学是很有必要的。社会科学是一门近代性的学科 ,主要的学科是经济学、社会学、政治学 ,它们以近代以来形成的市场、市民社会和法制意义上的国家为研究对象 ,具有客观性、价值中立性和抽象性。而人文科学则来源于古代的“潘迪亚”传统 ,主要学科是文学、历史和哲学 ,具有价值性、体验性、历史性、文化性。社会科学与人文科学的区别主要是方法论意义上的 ,而不是实体意义上的。从知识或学科的角度来说 ,它们之间是一种“家族类似”的关系。     

王夫之民族思想对曾国藩的影响

人们在研究王夫之与曾国藩的关系时,往往集中在哲学、政治、文化等思想理论的渊源流变方面进行探讨,却很少涉及更具有时代特色和实践意义的民族思想方面。甚至有些人因为曾国藩镇压了太平天国而视其为“汉奸”、“侵略者的代理人”,并因此否认他具有民族思想。由于曾国藩没有关     

缯、鄫、曾与随国关系论考

在夏、商至西周时代东西方有两个缯(鄫、曾)国,一在山东苍山,一在河南方城,都是夏的后裔之国.姬姓曾国与姒姓缯国在周代同时存在,两国没有任何关系.曾与随虽然同宗,但绝非一国而二名.曾国最早活动于湖北北部,早在西周末年至春秋早期便已依附于楚国.春秋中期,在楚人的帮助之下,曾人势力向北发展,占据了随人的一部分地方,甚至将都城也移至随国原都城所在地随州附近.至春秋后期和战国之际进一步向东发展至河南信阳一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