借帆出海：我译《论语》的策略

《论语》是通达孔学、理解孔子必读的原典。《论语》中很多脍炙人口的教诲与西方文化中很多名人名言有惊人的相似之处,有时将二者并置一起,彼此大可水乳交融。为了努力帮助西方读者明白易懂地欣赏《论语》中所包含的孔子思想之精华,通过在翻译《论语》的某个篇段之后,加上“欣赏与评说”部分,用一种最为明晰的方法阐述孔子的思想,其中最为有效的一个手段便是,用西方文化中人们熟悉的思想为孔子的思想作脚注。     

五四时期各知识群体中西文化观评析

步入近代社会以来,伴随列强入侵中国,东西方文化也发生了激烈冲突,到五四时期更出现了几个持不同文化观的知识分子群体。“全盘西化派”主张抛弃传统,使中国文化脱胎换骨;“中体西用派”试图弘扬东方学术,复兴中国传统文化;“《新青年》派”则通过“洋为中用,古为今用”,来致力于创造“第三新文明”。他们的研究方法,以不同角度开启了东西方文化比较研究的先河。     

《论语》不同语篇类型的结构特征研究

学界普遍认同《论语》是孔子及其弟子的言论集.从现有文献上看,有关《论语》的语篇类型及其结构特征问题的系统研究不多.本文在系统功能语言学框架下探讨《论语》不同语篇类型及其结构特征.本文认为,《论语》的语篇类型可归纳为“引述”、“对话”和“描述”三大类,另外还有少数的“叙述”;不同语篇类型具有不同的结构特征.本文的研究结果可为我们后续进行《论语》各种语篇类型的汉英对比研究提供可借鉴的评估参数.     

从“意识形态对抗”到“文化协作”——“文化研究”的渊源及其演进轨迹

盛行于欧美的“文化研究”事实上是马克思主义有关意识形态理论的一种知识转型,其与阿尔都塞等人在高度发达的现代工业社会的新的历史境遇中对于意识形态问题的重新思考有着密切的深层关系。文化研究曾历经过俄苏知识分子对“民粹文化”的发掘、列宁关于“两种文化”的论断、葛兰西对“文化领导权”问题的阐发,以及法兰克福学派对“文化工业”的批判等一系列学说的演进过程,最终才形成了以伯明翰学派对“大众文化”的积极倡导为核心的“文化研究”这一全新的知识领域。文化研究倡导者的目的主要在于,走出意识形态主导下的二元式“阶级对抗”思维模式,以工人阶级自主创造的“工业-大众文化”为基础,借助“文化协作”的政治实践来推进现代社会趋于良性的发展。     

“和”——孔子“礼”、“仁”思想的最终旨归

“和”作为传统思想的主要观念之一,在孔子的思想中占有重要位置。文章以《论语》文本为基础,分析了“和”这一观念诞生的文化渊源及具体文化情境,通过分析《论语》中“和”的内涵,进而厘清“和”与“礼”“仁”之间的内在关联,从而揭示孔子思想的内在逻辑。     

论五四新文化运动中各知识群体的中西文化观

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中 ,出现了几个持不同文化观的知识分子群体 :“全盘西化派”主张抛弃传统 ,使中国文化脱胎换骨 ;“中体西用派”试图弘扬东方学术 ,复兴中国传统文化 ;“《新青年》派”则通过“洋为中用、古为今用” ,来致力于创造“第三新文明”。他们的研究方法 ,从不同角度开启了东西方文化比较研究的先河     

漫说“半部《论语》治天下”──兼谈弘扬传统文化中的“诚”

漫说“半部《论语》治天下”──兼谈弘扬传统文化中的“诚”李泰年千百年来，广泛盛传着“半部《论语》治天下”之说。那么，《论语》果真有这么大的神通和力量帮助我们提高自己的道德修养的精神境界吗，此处做一点粗浅的探讨，以求教于方家。一、《论语》是一部什么样的...     

特拉维夫学派翻译理论综述

特拉维夫学派率先将翻译研究的范围不再局限于文本的语言层面,而把影响文本的文化、经济、政治等外部因素考虑在内。该理论促成了翻译研究的“文化转向”,使翻译研究有了质的飞跃。对特拉维夫学派的主要代表人物埃文·佐哈尔和吉迪恩·图里的翻译思想进行梳理,认为埃文·佐哈尔的多元系统理论影响深远,成为特拉维夫学派的奠基理论;图里以多元系统理论为基础,发展出一套以“翻译规范”概念为核心的面向目标语系统的翻译理论。特拉维夫学派产生之后t许多翻译研究学者对其进行了进一步的补充和继承,进而促成了与此相关的翻译学派的产生。     

林语堂幽默理论的文化学探赜

林语堂为了使其幽默理论本土化,一方面努力从民间文化、道家思想、儒家思想、佛教思想中寻找中国传统文化的幽默基因,虽易导致幽默的泛化,但自有其文化学的意义;另一方面,他在中国倡导幽默的实践中,对幽默理论本土化的文化障碍有所察觉,但估计明显不足。30年代左右翼文人对“论语派”的攻击,与其说是政治冲突,毋宁说是一场以幽默为媒介的文化冲突。     

郁达夫散文理论批评新探

30年代的中国文坛,展开过一场关于小品文的论争。这不仅是两种散文观的分歧,而且隐含着两种审美观乃至人生观的对立。以林语堂为代表的“论语”派的见解(其中颇多源于周作人),呈现出明显的理论倾斜,但也绝非一无是处。以鲁迅为代表的左翼作家在和“论语”派的论争中所提出的主张,总的说来。是正确的,特别是鲁迅的有关论述,更是极为精辟;但有些年轻的左翼作家不免表现出情绪上的过于偏激,理论上的某些偏狭。而同是身为左联盟员的郁达夫却不然。他在关于散文问题的一系列文章中所作的论述,既是对“论语”派理论倾斜的反拨,又克服了某些年轻左翼作家的理论偏狭,还探讨了散文创作的某些规律性的问题。新时期以来,郁达夫的散文理论日益为研究者所重视,但它在30年代关于小品文论争中的意义与价值应如何评估,似乎至今尚未引起应有的关注,当然也就更谈不上从这一角度审视并加以研究了。本     

论中国诗英译流派的“文、质、雅、俗”四分法

中国诗英译流派之“文、质、雅、俗”四分法基于中国古典文 学理论和中国传统译论中的“文”“质”“雅”“俗”概念,其中“文 ”与“质”重点关注的是译本在兼顾忠实与通顺时,在多大程度上具有 再创作的成分;而“雅”与“俗”重点关注的是译本是以文本为中心追 求译本的文学性,还是以读者为中心追求译本的通俗性。由此,将中国 诗英译流派分为“文雅”派、“文俗”派、“质雅”派、“质俗”派, 以弥补以往分类的不足,为系统研究中国诗英译的理论与流派提供新的 研究视角和研究方法。     

日本早期“五山汉文学”渊源之探讨－－以中国宋元代“禅文化”东传为中心

日本镰仓时代后期即早期“五山文化时代”是以被称为“五山派”的禅宗僧侣为中心倡导的汉文化兴盛的时代。所谓的“五山汉文学”就是由“五山派”的僧侣创作及欣赏的汉文学的总称。中国南宋时期的禅宗界中，临济宗杨岐派中的大慧宗杲一系（在日本被称为“大慧派）以及虎丘绍隆一系（在日本被为“虎丘派）这两大系统十分昌盛。对中国“禅文化”的东渐进行梳理时，将其传播途径分为宋朝系统和元朝系统进行考察，从宋朝系统的文化内容中可以看出，其特点是以中国古典主义为基础的纯文学性格很强，比较有特色的作品大多是篇幅较长的古诗和赋等。元朝系统则更倾向于体味当时流行的文学本身。虽然其采取偈颂的形式，但在表现手法却相当接近于世俗文学。     

试论战国策派的文化救亡

战国策派是个深受误解的文化学派，它在贝塔朗菲之前就运用系统方法──“文化摄相”法审视现实，思考问题，研究社会科学；它清醒地看到了五四启蒙理性的弊端，力倡“反理性”的人本主义，以突破僵死“理性”的桎梏。而其目的是博采并蓄地融合中西文化，建构理想人格，创造民族新文化。     

文化·文化史·明清文化史

“古今以智相积,而我生其后,考古所以决今,然不可泥古也。”“生今之世,承诸圣之表章,经群英之辨难,我得以坐集千古之智,折中其间,岂不幸乎!” 方以智《通雅》卷首之一,《考古通说》 一、广义的“文化”与狭义的“文化” “文化”,既是中国古已有之的概念,又是一个近代引入的外来词汇。 早在先秦,“文”、“文化”等字样已屡见于各种典籍。《论语·学而》说:“行有余力,则以学文”,这里的“文”指道艺,即诗书礼乐之类;《论语·雍也》又说:“质胜文则野,文胜质则史,文质彬彬,然后君子。”意谓,自然形态胜于人为形态的谓之“野”,     

论公安派在现代文坛的多重回响

本文从中国文学古今演变的视角,重新考察和阐释公安派在现代文坛所产生的多重回响,认为周作人及其门生、以林语堂为代表的“论语派”、以鲁迅和阿英为代表的左翼作家这三大群体对公安派的解读与接受虽有差异,甚至引发过历时几年的论争,但对于现代新文学的发展和公安派的研究,都曾产生过深远的影响。     

《论语》外译文本中“泰山”形象诠释——兼议泰山文化译介与传播

儒学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精髓,在对外传播的过程中儒家典籍的各语种翻译文本是其中的重要一环。近年来,以中国传统文化为研究对象的汉学在海外日趋盛行。本文以中华传统文化中的根植于齐鲁大地的儒家文化以及儒家典籍的英、俄译本中“泰山”文化形象的译介为研究切入点。选取儒家典籍《论语》的英、俄译本中的“泰山”形象进行对比分析和研究。通过这一特定的文化负载词的翻译状况总体探究泰山文化在海外的译介,对当前“一带一路”倡议背景下区域“文化互通”深入探讨,兼顾“泰山”文化负载词以及泰山文化当今在世界上扩大传播的途径,并将其纳入儒家文化在海外的传播视阈。     

“战国策派”文学思想发生论

“战国策派”是中国20世纪40年代初以西南联大和云南大学林同济、陈铨、雷海宗等一批教授文人为主形成的一个从事人文社会科学研究的文化群体。该派处于残酷的战争环境、自由的学术空间和建构民族新文化的人文语境的背景中。他们严肃反思“五四”以来的文学理论与实践,借鉴西方的文学历史经验,力倡“民族文学”,力主开展“民族文学运动”,形成了以文化救亡和民族品格建构为指归的民族主义的文学思想体系。     

关于继承与超越孔子政治文化学说的断想

孔子创立的政治文化学说在春秋末期,孔子基于“为政以德”(《论语·为政》。下引《论语》,只注篇名)的政治统治原则,提出了他的政治文化学说。这是其系统的政治学说中最富有历史创造性的部分,它包括两方面的内容。     

《国风》的地域性流派

本文从地域文化和艺术流派角度对《诗经·国风》作了新的探讨，按照地域相邻、诗风相近的原则，把十五国风归纳为“郑卫派”、“二南派”、“秦幽派”、“魏唐派”、“齐曹派”等五派。作者从西周至春秋时代各诸侯国政治经济发展的不平衡和各地民情风俗、文化心理、审美趣味的差异性，就各派的构成、主要特点或及其代表性作品，分别作了简明扼要的阐释和评价；并认为：从流派角度去考察和解释《国风》，必将开拓《诗经》研究的新领域，有助于更有效地弘扬中国古代灿烂多彩的文化传统。     

对话性的“问—答”原型与《论语》对话性的跨文化探析

对话性是现代跨语言文化研究的基本理论范式.对话性是普遍性与差异性的统一,普遍性源于中西认知、思维及语言交流共同的“问—答”原型,而两种文化对原型要素的不同彰显塑造了不同的对话形态.孔子的《论语》和柏拉图的《对话录》作为中西文化的经典,以独特的言说方式诠释了普遍性与差异性的统一的对话性观念.从“问—答”原型与其衍生关系对《论语》文本对话性结构进行跨文化探析,它所彰显的独特主体间关系、知识传播方式、思维模式及对中国文化的深远影响得到了新的解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