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张爱玲小说的女性意识

２０世纪４０年代初，张爱玲作为现代中国的第三代女作家的代表闪耀于文坛，中国现代文学所张扬的女性意识在她手中得到了充实与丰满。她大胆地揭出了女性的心理痼疾，站在较高的层面对女性进行自审，并具备了同时代人所没有的眼光。她的小说的女性意识在某种程度上显示了她在精神上的难能可贵的自觉，不仅表现了对前辈女性作家的超越，具有文学史上的意义，而且对妇女解放这一重大课题作出了独特的贡献。     

论张爱玲的女性意识及其文学表现

张爱玲文学创作的与众不同,源自其独特的阅人观物方式:她喜欢在大的背景中安置普通人物,以小见大,在俗趣中发现本真。这种阅人观物的方式表现于其散文随笔,见解独到,而且涉笔成趣;表现于其小说人物,则常中见奇,奇中蕴常。女性生活及其命运一直是张爱玲关心、关注的主体。以此方式体察女性,则在被传统男性话语简单类型化的各类女性中翻出了新意,还原了被忽视的自我和被遮蔽的生命本真。张爱玲从中学时代发表小说《霸王别姬》中"姬别霸王"女性意识初现,到抗战胜利后为其编剧的电影《太太万岁》写的"题记",其中对"好太太"各种不近人情的克己之价值质疑,再到1956年身在美国发表的《五四遗事》中对五四青年爱情婚姻出现"三美团圆"的荒唐呈现,她一直都在从不同的角度表达和丰富着她对女性的思考。而1940年代代表其思想和艺术水平的《流言》和《传奇》,更是从理论和创作两个方面系统深入地阐释了张爱玲的女性意识。     

论张爱玲小说的女性主体意识

张爱玲对女性的关注建立在生命存在的终极意义上。她的女性主体理想不是以取消男女性别差异为前提,而是在两性和谐共处的基点上获得各自自由。张爱玲笔下的女性主体表达既不符合主流文学,又与她本人的女性主体理想存在落差。这种"矛盾化"的女性主体书写,因根植于现实基础,富于中国传统文化韵味,从而避免了虚幻的空洞论述,显得真切深刻。     

萧红与张爱玲的女性意识比较

萧红与张爱玲都有很强的女性意识,她们的作品都是以女性视角去观察、体验和判断。萧红关注农村女性的生存状态和生存价值,认为女性的悲剧是女人的“第二性”性别造成的;张爱玲对女性的心理痼疾有了更为清醒的认识,认为妨碍女性解放的是女性在长期的男权统治下形成的不自知女奴意识。     

论张爱玲小说中的荒诞意识

荒诞意识是张爱玲小说现代性的最主要特征之一。张爱玲在她的小说中淋漓尽致地展现了生命存在的偶然性、人与外部世界的割裂、生存的无意义及人与自我的离异等等。张爱玲笔下的荒诞图景．是她对充满非理性世界的一种理性的把握,是一种彻悟。     

论张爱玲小说中的时间意识

本文主要探讨张爱玲小说中所体现出来的时间意识,努力挖掘出其作品中的两类时间运行模式及其意义,分析由呈崩塌趋势的旧贵族生存环境所带来的凝滞的时间和虚无的感觉及其两者之间的相互关系和因果关系,以窥张爱玲创作特色于一斑。     

女性文学创作与妇女解放运动互动的探讨

20世纪女性文学创作大兴,女作家不仅数量多,且才华出众,创造了自有新文学以来从未有过的女性写作的最繁荣的时期。20世纪女性文学创作有着怎样的文学价值和社会意义?此外,中国20世纪女性文学创作与妇女解放是怎样的一种互动过程?新时期女性文学创作中的身体立场和本体关怀有着怎样的女性主义内涵?     

张爱玲《十八春》中女性意识的新指向

《十八春》是张爱玲一部具有“亮色”的作品,在张爱玲的创作中具有特殊的意义。作品中除了继续她以往关注女性命运的主题和细腻哀婉的叙事风格外,她所一贯表现的女性意识也出现了新的指向。一是通过人物命运和新社会制度的建立彻底解构了封建男权制,二是第一次构建了女性完整的人格和气质角色,为女性指出了一条新生之路。     

觉醒后的迷失——浅析张爱玲小说人物塑造中体现出的女性意识

张爱玲的小说大多以女性视角来叙事,从她们的生存环境、生存状态、生命意识出发,揭示其悲剧命运。张爱玲对当时女性心理痼疾的展露是其对中国女性意识进化和发展的一个贡献。从张爱玲小说创作中人物形象的塑造,具体分析张爱玲对当时女性既渴望独立而又不得不依赖,既已清醒而又无限迷茫的女性意识的展示。     

从其个性心理结构解读张爱玲的文学创作

张爱玲作为二十世纪四十年代中国文坛上一位独特的作家,她的个性化的观照视角和体悟立场的形成,与其自身的个性气质、童年经验、生活阅历、人生意识和文化积淀都有着直接或阍接的关系,这些元素在她的文学创作世界里,对其观照对象的选择、思考问题的侧重、价值立场的表述和审美理想的追求,都发挥着显在或潜在的作用.全面把握其个性心理结构的构成与特征,会为我们更加客观、公正、全面地理解这位作家的文学创作并评价其在文学史中的地位和价值,提供必要的启发和参考.     

汉代古文经学对文学创作的影响

汉代古文经学对文学的创作深有影响。古文经学不为章句之学．追求简明的文风,消解了长篇巨制,文学创作也由繁趋简。古文经学不谨守家法师法,讲求兼通,能博采众长,故古文经作家能够出入经史,表现题材也包罗万象,几乎无所不至;而且作家的思想也不为经学所拘,开始表现内心的情感：同时,古文经学反对谶纬,迷信成分极少,这在客观上增强了文学的理性批判精神,这在政论散文中表现得尤为鲜明,同样的光芒在汉赋和诗歌中也有体现。     

明代士人“狂怪”之风与文学创作

明代中后期,士人出现了一股新的动向,即普遍存于这一时期的狂怪之风。这些狂怪之人在文学创作上又形成了一种独特的风格,并且在题材的选择倾向上又显得别具一格;这群狂怪之人在创作作品的同时,由于他们自身独特的行为表现,又进入了当时其他文学家的创作视野,纳入了不同的文学体裁,形成了新的文学形象。     

论张爱玲的人格特点与小说众生相

本文就张爱玲的人格特点与其笔下的人物众生相加以论述。     

张爱玲、王安忆叙述中的经济话题

经济话题是都市小说的一种特殊叙述形态,是市民生活的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在张爱玲和王安忆的都市小说中,以经济话题剖析人物心理,揭示人物的生存状态,推动了小说的发展,并为叙述提供了一种新的“诗情”。这些都与那些表现家族、伦理的乡村小说构成对比。     

内在同构与多元契合——试论儿童游戏与文学审美之关系

游戏是人类文化的母体,也是人类精神活动的隐喻和象征。它以自身的存在为目的,因而具有超功利的特性。对于孩子来说,游戏不仅激发儿童的想象力、创造力、满足并释放孩子的情感;而且还促进了儿童认知的发展和思维的建构,极大程度提升了儿童自我探索、自我把握、自我超越的能力。除此之外,儿童游戏与文学审美无论从表现形态、内在结构,还是呈现方式、现实功能上,都具有内在的契合。从这个层面上说,文学审美之于成人作家和儿童读者,就是一种游戏,一种想象的、审美的游戏。     

晚明社群文人创作趋同倾向及其对文学之影响

社群文人的潜在门户意识,使得他们极力排斥来自他社的不利因素;但相对社内文人群体而言,此种门户意识更易导致他们思想行为的趋同倾向。究其因,主要有三:(一)文社领袖一般具有杰出的文学才能,他们所倡导的文学思想为社内文人所尊奉;(二)同社士子多由亲属或者师生组成,在文学思想上,彼此之间往往具有渊源继承关系;(三)同社文人大多为本乡、本县或者本郡之人。这种趋同倾向在文学创作上表现得极为明显,主要体现在他们的集体创作成果——社稿方面。同社文人的门户趋同意识容易导致他们的文学创作在题材、体裁、思想、风格等方面趋于一致,这对形成某一文学流派,掀起某种文学思潮起到重要的推动作用。但我们也不能因此夸大同社文人趋同意识对文学的积极影响,有时同社文人在"过分"强调创作一致性的同时,也会忽视他们的独创精神而导致模拟倾向。     

胡姓士族文学群体与中唐文学格局之形成

盛唐时期胡姓士人的文学活动对于胡姓士族文学群体的形成发挥了重要作用。安史之乱后,大历时期是胡姓士人的成长期,贞元、元和时期,胡姓士族文学群体已经形成并举足轻重。胡姓士人群体堪称是中唐政事与文学空间的中流砥柱,与山东士族、关中士族、江南士族鼎足而立且毫无愧色。贞元、元和时期的文学活动场域与德行、政事、言语建立不可分割的联系,胡姓文学家族从地方进入台阁,从边缘到核心,进入文学活动的中心地带。唐人选唐诗选本采摭胡姓士人诗作入集发挥了保存文本的文化传承功能,突出了中唐胡姓士人的创作地位,具有不可替代的文学史意义。胡姓与其他家族联姻是民族融合的组成部分,基于此产生的文学活动便具有了特殊的文学史意义。     

学理与诗意的闪光融合--试论宋生贵的文艺批评

宋生贵的文艺批评实现了学理与诗性的闪光融合其学理性体现于作者坚持以唯物史观去观察文艺现象、实事求是地评价作家作品,以及评论文章中翔实的论据和雄辩的论证;其诗意表现为批评话语的形象美、情感美和音乐美.     

十七世纪江南才女文学交游网络及其意义

十七世纪江南已经形成了一个跨血缘、家族、地域的女性文学网络.在频繁的交往中,才女们从纵向的时空和横向的理论两个维度建构了自己的文学场域.在这个场域里建立诗社,雅集唱和,闺塾师日渐增多,加强了女性文学传播和接受的力度,使女性文学在这个时期得到长足的进步,最终使清代文学展现出不同于前代的风气和特色.     

中国台湾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略论

中国台湾的女性主义文学批评产生于2 0世纪80年代中叶,90年代后,由对男权主义批判向性别诗学转向,并由文学/性别批评逐步向跨文类/批评研究深化。这些特点既与世界文论发展的大趋势同步,也与祖国大陆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相通,这既为我们反省、弃绝陈腐的性别观念提供了必要的比照场域,也为海峡两岸的文化交流与提升提供了新的参照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