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福东渡与日本秦俗文化——以明清时期朝鲜官员的记载为例

徐福东渡在中日文化交流史上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不但开创了中国古代文化对外传播、对外交流的先河,而且也为日本的发展与繁荣奠定了基础.中国秦朝时期的民风民俗在日本列岛广泛传播、历代绵延,使得秦俗文化成为日本原生文化的重要来源之一.朝鲜半岛高丽以及朝鲜王朝时期出使日本的朝鲜使臣关于徐福东渡对日本影响的文献记载,印证了在中国明...     

论徐福东渡日本的必然性

两千多年以前,秦始皇派徐福率领了3000童男童女大规模地东渡日本,寻求长生不老之药,这是中国历史上一个空前的重大事件,也是中国航海史上的一个伟大创举。徐福东渡问题一直是国内外史学界尤其是古代中日关系史研究的一个重要课题。随着中日邦交正常化,有关徐福东渡问题的研究也日渐深入。由于史籍记载极为简略,所以学术界对徐福东渡的许多问题各持己见,其结论多属推测性的,至今未成定论。本文拟就徐福东渡的必然性和东渡的终点这两个问题作些粗浅的探讨,以求教于方家。     

徐福故里赣榆说质疑

现在,秦代方士徐福的故里是江苏赣榆,很多人认为似乎成了定论,江苏省及徐州、新海连市于近几年分别召开徐福讨论会,江苏《新华日报》、《文汇报》等都多次作过报道.这个徐福故里赣榆说的发现者是阎孝慈、罗其湘、汪承恭等.《徐州师院学报》1984年第一期刊载阎孝慈《秦代方士徐福东渡日本新探》,《徐州师院学报》1986年第一期刊载阎孝慈《秦代方士徐福东渡日本再探》;《光明日报》1984年4月18日发表罗其湘、汪承恭《秦代东渡日本的徐福故址之发现和考证》.这三篇文章都提出秦代方士徐     

徐福东渡再探

徐福东渡一直争论不休。文章在前人观点的基础上，对徐福东渡的目的、启航地、目的地问题展开了探讨。认为徐福出于军事目的，率船队由达蓬山启航，所属部分船只偶然漂移到了日本。     

《徐福研究》出版

由山东省徐福研究会和龙口市徐福研究会编选的《徐福研究》论文集,1991年7月由青岛海洋大学出版社出版,收秦代航海东渡方士徐福原籍及其东渡起航地点研究论文18篇,著名历史学家安作璋先生为该书作序.徐福原籍问题的讨论,是目前国内“名人名胜争战”的课题之一.徐福原籍之争有龙口说与江苏赣榆说两种观点.这次出版的《徐福研究》,论文作者多持龙口说观点.安作璋先生在《序冲评价说:“其中的文章大都是作者长期研究的成果,重史实,重证据,不崇尚空谈,不凭主观臆测,所以有较强的说服力.当然,关于徐福的研究,还仅仅是开始.”     

徐福东渡五大问题新论——以《史记》与《山海经》为线索

以《史记》和《山海经》这两部文献为中心,突破徐福东渡问题研究的诸多先入为主地观念,可得如下结论:1.徐福具有多重身份;2.徐福至少三次入海为嬴政和胡亥求不死之药;3.徐福寻蓬莱山所用的参考书也许是《山海经》中的《海内四经》;4.徐福抵达的"平原广泽"可能是朝鲜半岛东南部或者我国长江中下游,而非日本;5."徐福村"应该在韩国或者我国长江中下游地区,而非江苏赣榆县。     

徐福在日本的传承和信仰

大量的史料记载显示徐福是山东半岛北部临海齐人 ,徐福东渡时途经济州岛之后抵达日本北九州。他所率领的武装农工部队在日本留下了诸多的古迹、传说和信仰 ,并且对日本的历史、经济和文化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促成了日本国家的产生。     

徐福东渡动因析

徐福东渡,不仅是中国古代史上的一件大事,而且是中韩关系、尤其中日关系史上的一件大事。然而由于比较复杂的历史原因,关于徐福其人,东渡其事,国内外学术界尚未达成共识,有些问题尚呈迷蒙之态,有些问题似成难解之谜。近年来,因考古学、民俗学、人种学资料的不断涌现与丰富,使人们有可能重新认识这段历史。尤其重要的是,随着我国的对外开放、对外交往的扩大,徐福东渡遂又成为热门话题。本文仅就徐福东渡之动因试作探析,以就正于方家。 一、关于徐福东渡动因的几种说法。 1、徐福避祸说。此说认为:因徐福求仙药不成,于秦始皇处不能如诺交帐,遂逃往海外而避之,以免杀身之祸。这是《史记》以来的传统说法,流行最广,以往的史书注家,各类方志几乎都沿此说,甚至也传到海外的朝鲜、日本。 2、徐福开发海外说。此说认为:徐福东渡,客观上进行了中外文化交流。由效果推及动因,当也有海外开发新地的想法,当时方士们对海外情况已有若干了解,因此有移民海外的可能,于是借秦始皇求仙寻药的契机,得以实现自己的宏愿。现今许多学者持这一观点。     

三神山及徐福东渡传说新探

三神山传说及徐福东渡传说是一部古老的传说。中日两国学者对它进行过较深入的研究,总括起来有：不一定真有其事和东渡日本两种学术观点,以及施航路线、季节等方面的争论。本文主要写三神山传说的历史、徐福东渡日本说的形成过程及其不全面性、中国在黄渤海域的航海历史、中朝日三国在海上交通史、部分徐福船队成员漂至朝鲜济州岛并落脚后扎根至今的过程等。     

黄县为徐福故里新证

笔者曾撰文《徐福故里赣榆说质疑》①,论述秦代率几千名童男女东渡日本的方士徐福为黄县(今山东龙口市)人,对主张徐福故里为江苏赣榆说者提出质疑.现在,据个人的深入研究,再进一步申述我的一些新的论证根据.     

《通航一览》对中国浙江与日本交流史事的录撰

《通航一览》修撰于19世纪50年代,是德川幕府官修的、带有史料集性质的日本对外关系史文献。该文献中,有关中国浙江对日交流的记述有4卷,涉及了“浙江的地理重要性”“浙江地方官员的对日交涉”“在日本传道授业的浙江人”“海上救助”等多个领域,所涉史事多集中于17、18世纪。该文献既述史事,也辑录史料,对于了解、认识明末至清中期浙江与日本交流的历史具有一定的史料价值。     

吴锦堂振兴浙江实业的设想与活动

清末,政府出台一系列政策,吸引华侨回国投资。旅日侨商吴锦堂应召回国,提出振兴浙江实业的设想,并以极大的热忱投身振兴浙江实业的活动,兴办农蚕学堂,创办浙省农业股份公司,投资浙江铁路公司和宁绍商轮股份有限公司,游说华侨考察、投资浙江,为振兴浙江实业尽心尽力,充分表达了华侨的爱乡爱国之情,展示了华侨上层人士对政府的信心及与政府之间的良好关系,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清末华侨政策的成功。     

钱均夫的教育思想与实践——并论钱学森成长的家庭因素

钱均夫是钱学森父亲,毕业于浙江大学前身求是书院,1902年公派赴日本学习教育学。回国后,在浙江高等实业学堂、北洋政府教育部、浙江省教育厅等部门从事教育事业25年,总结出一套行之有效的教育思想:发展中等教育事业、将民智教育与民族复兴相结合、重视军国民和体育教育。更为重要的是,在家庭教育的实践过程中,将其子钱学森培养成20世纪的著名科学家,仅此一点便已功绩显著。     

20世纪初旅日浙南籍下层华工商社群的历史变迁研究

文章通过对日文原始资料的解读,阐述了20世纪初旅日浙南籍下层华工商社群的历史变迁过程,论证了浙南籍华工商社群如何在中日经济差距的拉力下东渡日本,兴盛一时;该社群又如何在日本政府的排华政策和屠杀事件的推力下,迅速衰退。研究发现:日本浙南籍下层华工商社群的存在证明了日本华社不仅仅是华商型社会,华工也是其重要组成部分。但由于日本政府对从事非熟练劳动的华工一直持以排斥态度,华工社群退出历史舞台是必然的结果。     

梁启超"文明进化观"与福泽谕吉"文明论"

梁启超"文明进化观"鉴取了福泽谕吉的"文明论",但二者又有着显著的、实质性的差异:与福泽心悦诚服于西方文明不同,梁启超思想中根深蒂固的是中国中心意识,而且文化问题一直是他关注的重心,这也与福泽民族主义有着根本区别。在梁启超看来,福泽的"文明论"不过是他学习西方思想的一座桥梁。     

全祖望题跋文研究

全祖望为清代浙东学派承前启后的重要人物。其题跋文涉猎广博,内容丰富,涉及时间、地点、背景、版本、考证等方面,贯通经史,治学平实,覃思深究,勇于决断,贵专家之学,具有重要的文献学价值。全祖望题跋文既传达了经史文三位一体的学术主张,又展示了全祖望的文献学成就与学术素养。     

两浙人文传统：中国新文学巨匠茅盾的内源性文化承传

探究中国新文学巨匠茅盾独特的文学/文化思想和文学创作风格的形成,可以追溯到其勇于接纳近代世界文化新潮这个外源性因素,但承传中国传统文化这个内源性因素也不容忽视。就继承传统而言,从两浙文化圈中走出的茅盾,其最初的文化接受便是两浙人文传统。这可从青年茅盾接受维新文化思潮影响、深厚的国学积累及其创作中烙刻的显著的浙西“水性”文化印记中得到印证。     

郑功懋及其《书带草堂诗存》

郑功懋乃清末民初海宁之社会名流,为现代海宁地方教育创始人之一,其子郑晓沧为浙江师范大学前身浙江师范学院首任院长,堪称教育传家。浙江师范大学图书馆藏郑功懋手稿《书带草堂诗存》一部,从中可窥见功懋与其子晓沧的舔犊深情及当时人文之一斑。     

从高旭的涉日诗歌看晚清中国人的日本观

南社诗人高旭,在20世纪初的留日潮中曾东渡日本留学,他在旅日期间创作了大量与日本相关的诗歌,这些诗歌记述了他在异国生活的见闻、感受,表达了他对中国现实问题的思考,也展现了其在晚清知识分子中相当典型的日本观。     

20世纪初浙江留日学生报刊述评

2 0世纪初 ,浙江留学生在日本创办了《浙江潮》、《白话》等华文报刊 ,它们是中国留日学生所创办的革命报刊的重要组成部分。这些报刊向读者宣传了西方资产阶级政治学说 ,抨击了帝国主义列强的侵略行径 ,同时把革命的矛头指向清朝政府与封建专制统治 ,为辛亥革命作了舆论上的准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