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文化寻根”与“知青”作家的身份建 构简

“知青”作家经由“文化寻根”,远离了“政治反思”的主流话语,走向乡村和民间,重获对历史和现实言说的权力,从而建构了自我身份的合法性。但是,个人的乡土“记忆”在提供给“寻根派”写作资源的同时,也使他们距离真实的历史渐行渐远。不管他们是以温情的目光重建自我的“历史”记忆,还是以精英姿态彰显自我的“启蒙”情怀,这种剥离了“个体”的真实历史境遇和拒绝历史承担的群体式身份认同,也构成了对“自我”和“群体”真实“身份”的遮蔽。     

记忆·旅行·追寻——论莫里森《宠儿》中的历史、文化和自我意识

文章从非裔美国人的历史记忆、文化旅行和自我追寻三方面解析莫里森如何以艺术手段通过其长篇代表作《宠儿》（1987）唤起黑人的民族意识,在新的社会历史文化中实现自我身份与价值。文章指出小说还原了最真实的历史记忆、反思奴隶制和种族歧视对非裔美国人之生存所造成的恶劣影响;小说挖掘了非洲民族文化传统,以文化旅行的方式找寻黑人民族的文化之根;莫里森呼吁黑人群体走出自我主体的迷雾,重构黑人民族真正的自我身份。在此基础上得出结论,《宠儿》意在强调塑造黑人民族历史文化身份、推进非裔美国文化发展的重要性,是奠里森非同寻常的文学努力。     

延安作家群的“抗战记忆”述论(1978—2020)

作为抗战时期一代知识分子的精神镜像，延安作家群的战时记忆具有“史实”和“心灵史”的价值。延安作家群通过对自身抗战记忆的回顾，叙述了在抗战时期个体的心路历程与精神轨迹。他们在长期的身心体验、跨域流动、思想改造以及革命实践中完成了对自我主体性的重构。面对新时期以来创作者对革命的批判与反思，延安作家群以革命作家的身份自觉，通过对苦难伤痕的自身超越深情地告白革命，打破了这一时期新启蒙话语形态下有关革命与伤痕叙述的二元对立方式。在对革命意义的一路追寻中，抗战记忆所赋予的意义空间也提供了他们对于自我定位和群体身份的确认。就其实质而言，延安作家群的“抗战记忆”是对于其自身革命一生的真诚告白。     

“代言”的尴尬与知识分子的使命

能否"为底层代言"一直使"底层文学"作家们陷入身份的尴尬与悖论当中。中产阶层的角色身份、与底层经验的隔膜以及"代言"的自我表述使底层创作一直受到质疑。但事实上,知识分子的独特属性决定了"为底层代言"是他们的历史使命,真正体现了作家作为知识分子群体的人文情怀与历史担当。     

历史记忆与身份建构——以雷霆超的《吃碗茶》为例

历史记忆对自我身份建构有着极大的影响。学者普遍关注的历史记忆对自我身份建构的积极作用,然而历史记忆对自我身份建构的消极作用却鲜有人提及。以美国亚裔文学评论家和作家公认的一部划时代的作品---雷霆超（Louis Chu）的《吃碗茶》（Eat a Bowl of Tea）为例来阐述历史记忆对自我身份建构的消极作用,并说明只有忘记历史才能实现移民真正的身份建构。     

台湾社会身份认同中的“日本情结”问题及其思考

台湾社会的认同问题一直是两岸所关注的核心议题。近年来,台湾社会对日本的好感度不断上升,而对祖国的认同度却越来越低。建构主义认为,自我的身份是在与他者的互动过程中得以建构的,当一个群体受到某种观念的灌输,从而接受了某种思维定式,身份认同是可以改变的。特别是现今两岸政治互信不足,有益于"日本情结"在岛内的发展,加上台湾社会一直存有日本统治残留的影响,日本统治台湾的历史变成"台独"势力强化日台共同历史记忆来改变台湾人身份认同的工具,减弱了台湾人对国家的归属感。可以说,台湾社会浓厚的"日本情结"是由于历史与政治因素人为建构的结果。     

“朦胧诗”的情感内涵及其文化心理新论

把＂文革＂作为主要写作资源的＂朦胧诗＂,以独特的方式表达出了对历史记忆的书写。＂寻找＂成为＂朦胧诗＂主要的情感内涵和文化姿态,在寻找中表达他们对历史的理解和重建的努力,在寻找中确立了这一群体的独特个性;而在其中体现出＂朦胧诗＂对历史与自我的自觉的反思意识,在深层文化心理上则表现为生命意识与历史意识的统一。     

“归来”作家的苦难叙事与自我认同

新时期"伤痕"、"反思"小说的苦难叙事与其自我认同有着深刻的关系。虽然"归来"作家揭示了中国几十年来的政治运动对人的精神与肉体的迫害摧残,但他们的用心显然在于刻意强调自我无怨无悔的忠诚。在新时期之初,这正是知识分子获得历史主体地位的必要前提。但这也意味着知识分子放弃了对苦难、历史必要的追问,复杂的民族国家历史、个人情感记忆就此被简化,被悄悄重构。     

“工农兵作者”身份的认同与焦虑

"工农兵作者",既指"工农兵"出身的作者,也涵盖书写"工农兵"的作者,它是延安文艺研究中的重要话题之一。《讲话》从创作主体方面规定了文艺工作者的多重创作身份,尤其赋予"工农兵作者"身份的合理性。以延安本土的农民作家及去延安的知识分子为代表,分析他们在认同"工农兵作者"身份的同时,受意识形态及文艺创作规律影响,自身身份的悖谬性。延安作家总是在政治家与艺术家身份、作品的政治性与艺术性中徘徊,他们选择自我"改造"缓解身份焦虑。这一现象不仅是"工农兵作者"独有,也是作家创作时的普遍现象,并直接影响了当代文学的发展。     

先祖敬奉?族群想象?文化认同——从四川茂县“中国羌城”说开去

祭祖意味着寻根:寻家族之根,寻民族之根,寻历史之根,寻文化之根。这无论对于个体还是群体而言都是关系自我身份的极重要问题。古“羌”曾是驰骋中国西北的族群的泛称,如今聚居在四川西北部岷江上游的羌族是其后裔的一支。当代川西北尔玛人祭祖认祖的族群寻根意识,在羌文化核心区茂县以“中国羌城”命名的建筑群中有鲜明体现。文章从祭祀先祖的羌城神庙中的元昊纪念大殿切入,立足笔者在川西北羌族地区的田野走访,结合羌族社会、历史、文化的若干事象,透视其中的族群心理和文化认同问题,对于我们认识当下语境中的中国羌族及其文化有重要意义。     

塑造启蒙文学者的“理想典型”——鲁迅“仙台叙述”的再探讨

新文学运动以来,在对"幻灯事件"和"找茬事件"等仙台留学经历的多次叙述中,鲁迅将弱国子民的屈辱感和民族危机感作为自己当年弃医从文的情感和心理依据;然而,"仙台叙述"的文学真实与当年仙台留学的生活真实之间的差异,实与鲁迅后来重精神、轻体格的启蒙立场及身份认同有关;此外,经由对以往留学经历的重现、"选择"乃至"虚构",鲁迅回顾并确认了自我成为启蒙文学者的思想历程,也以向世人昭示的方式提供了人格形成的"榜样"。如是,鲁迅塑造了一种启蒙文学者的"理想典型",呈现了他所愿意承认的仙台记忆对于自我与过去、现在及未来之间的连接关系。     

试论“寻根文学”的发生与1980年代的知识场域

在当代文学史上,“寻根文学”作为一个重要的历史“关节点”,有重要的文学史和思想史的意义。本文以知识社会学的方式,勾勒了1980年代“文化寻根”前后的知识谱系和历史语境,并试图把问题历史化,在“清理”中寻求“寻根”的“自我批判”,在历史反思和批判中,考量“寻根”的历史轮廓和意识形态诉求的复杂性。本文要讨论的重要问题是：在1980年代复杂的历史场域中,“寻根文学”是如何发生的？它的历史出场携带着怎样的问题史？这些问题对当下文学、文化、思想有怎样的启示或借鉴意义？     

从“台北人”到“纽约客”:白先勇对身份认同的追寻

从大陆到台湾,再到美国,白先勇经历了一次又一次的身份危机。在中西方文化的冲突中,白先勇用文字写下了他对身份认同的追寻历程。"台北人"是一群身在台湾,心在大陆的"异乡客",他们在新的社会现实的困境中逐渐失落了自我的身份。"纽约客"是一群在东西方文化之间游荡的"漂泊者",当在"别处"生活的梦想实现时,他们却在自我认同与他者想象之间构成了对立,并陷入身份认同的困境。Danny Boy与Tea For Two是白先勇新世纪后发表的作品,展示了白先勇在跨文化际遇中,站在世界主义的立场上,实现了对身份认同的突围与超越。     

论美国后“9·11”小说的国家认同阐释

美国后“9·11”小说具有鲜明的现实主义倾向,尤其表现为对“国家认同”这一公共领域中核心议题的批判性介入。作家们就国民身份强化、国族记忆建构以及国家身份选择等议题进行探讨,他们不仅捕捉超越种族、阶级、文化差异的共同体情感,表征不同族裔对于美国国民身份的认可,还倡导基于国族身份探寻理想自我。后“9·11”小说关于国家认同的多重阐释,对于多民族国家内部个人身份建构、族裔群体团结、国家意志强化具有启示意义。     

“90后”来啦!

随着7月份的来临,首批"90后"开始大规模进入职场。对于"90后",同样是一个充满争议的群体,有人说他们聪明、充满活力;也有人说他们自私,过于注重自我。那么,他们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群体?他们具备哪些特点?他们怎么看自己?职场的前辈们,对其怎么评价?又会给出怎样的职场建议……     

文学与历史的契合——论罗兰自传《（岁月沉沙）三部曲》

罗兰自传《<岁月沉沙>三部曲》以五十万言的文字真实而形象的再现了中国"五四"以来的社会历史。罗兰以个人的经历折射出时代的历史,融个人命运于时代变迁的社会洪流中。罗兰自传融文学、史料、图片为一体,堪称自传文学的范本。罗兰自传《<岁月沉沙>三部曲》以对历史的记忆与追寻,表现文化寻根的认同与归位,融个人与社会历史为一体,实现了对传记文体的创新与突破。     

集体记忆的文化诗学——论寻根文学的文化姿态及其回忆品性

记忆构成人的一种存在方式。对寻根作家而言,“寻根”首先意味着记忆。作为一次意识形态推论所急需的集体命名,寻根作家把知青的个人记忆放大为集体的、时代的和民族的记忆,个人记忆被置放到历史的中心,讲述个人的记忆被改写成讲述民族的历史。民族集体记忆披上了文学寻根的文化外衣,在对地方风俗、远古礼制以及封建遗老的追忆中,寻根派试图在民族集体记忆的废墟上清理出一片开阔天地,从而重建现代中国的精神图腾。     

地方性集体记忆的再造——以重庆积富村曾氏宗族的重构为例

当个人记忆成为一个群体成员身份的标志时,个人记忆就转变成集体记忆,每个群体、社会的集体记忆都有自身的一套文化规则。重庆黔江积富村曾氏宗族是从重庆酉阳细沙河迁移而来,至今经历了十六代人。随着时间的流逝,虽然宗族内的一部分文化符号和记忆逐渐遗失,但如"字辈"等较有特色的宗族文化却依旧沿用,曾氏宗族成员依然会按照自身宗族记忆来祭祀、修订族谱、编排辈分。通过非文本的记忆可以追寻宗族历史,也可以通过历史资料实现宗族集体记忆的重构与再造。     

“国潮”与“真我”:互联网时代青年群体的自我呈现

近年来,随着全球化进程和我国的社会变迁,以国货流行为主的"国潮"成为了一种新的消费趋势和亚文化。在互联网+的背景下,"国潮"不仅在服装品牌和日常消费品中迅速兴起,更是在文化娱乐等领域全面爆发。其中,以90后为主的青年群体对推动国潮的复兴扮演了重要的角色,追逐及消费国潮成为了年轻一代的时尚和圈层文化。而"新国货运动"的兴起,旨在唤起消费者的认同,实现国货品牌与年轻消费者之间的真正沟通。本文通过网络民族志的研究,从消费社会中的"个体化"视角,分析了Z世代年轻人将消费偏好转向国潮的逻辑与内在动力,并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探讨青年群体如何利用新媒体实现个体身份的自我呈现,以及他们对中国传统文化的认同又如何推动了"新国潮"的发展。     

韩少功“寻根话语”矛盾现象的理性思考

20世纪80年代的中国是一个处于不断变动之中的转型社会,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所出现的寻根文学思潮,也必然带有其时代的不稳定因子。被称为寻根文学＂领军人物＂的韩少功先生,就对＂寻根＂有着不同于评论界的观念。因此通过对韩少功＂寻根话语＂矛盾现象的梳理来还原历史真实,并结合具体文本解析这种现象的成因,从而窥见其背后韩少功不断追寻与超越的文学心境,就可以更为深入地探求寻根语境个案中作家审美与思维优势的根本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