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社会治理中的法治与德治

社会治理模式应当是德治的还是法治的,不取决于人的主观愿望,而是历史发展的结果。从早期人类社会的思想遗产来看,德治和法治的思想都被提了出来,但是,在近代社会,人类选择了法治的社会治理模式,主要原因在于这一社会发展处在一个必须依赖法律来建立社会秩序的阶段。人类社会向更高阶段的过渡,也就是一个从法治走向德治的过程。社会主义的市场经济提出了法治的要求,但是,社会主义社会并不能够满足于法治,它需要在德治的社会治理模式建构中包含着法治的内容。     

试论法治的德制化与德治的法制化

一般认为,我国古代社会侧重于德治,西方社会侧重于法治。实际上,我国古代社会也有法治,只是这种法治往往浮泛为德制;西方社会也有德治,但是西方社会的德治注重守成于法制。立足于德治、法治及其在价值、工具层面上的相互渗透、相互过渡的交互式视角,方能凸显德治、法治的各自局限及其在相互借鉴中应当持守的边界。     

新时期法治与德治的新要求

人类社会发展至今的一个显著特征就是维护社会的模式是多元的。中国封建社会统治者历来都比较重视运用法治、德治这两手,以适应封建统治的需要,建构了封建统治的超稳定社会结构。但这种法治的有限性和德治的局限性还是非常明显的,是与现代社会的法治和德治不可同日而语的。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必须把法治与德治紧密结合起来,做到双管齐下,共同发挥作用,并在以下四个方面作出努力:一是树立宪法和法律至上的观念,形成良好的社会法制环境。二是制定良法,引导、规范和约束人们的行为。三是加强道德建设,为推进法治提供重要支撑。四是重点抓好国家工作人员,特别是领导干部的道德修养和法律素质。     

在法治与德治的双向互动中推进依法治国

全面推进依法治国,是一个需要在法治与德治的双向互动中持续推进的历史进程。法律与道德所具有的同质同向性为这一动态发展进程提供了逻辑起点。在法治与德治的双向互动中,依法治国的社会治理机制得以构建,依法治国的社会道德基础得以培育,依法治国的进程得以在动态中全面推进。     

法治为基 德治为本——构建和谐社会的双重机制

法治与德治及其二者的关系是一个历史与现实中永恒的话题。当代中国推行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的紧密结合,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治理国家基本方略的升华和完善,是马克思主义国家学说在新时期的重大发展。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法治是基础,德治是根本。只有将法治与德治有机结合,建立全新的德法并治的社会调控机制,才能有效地实现和谐社会之国家治理。     

德治是法治的基础

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过程中,我们不仅需要法治,而且也需要德治,使法治与德治相辅相成,相互促进。忽视其中的任何一个方面,都不可能达到长治久安的目的。一个时期以来,我们对法治的重要性看得比较清楚,而对德治的重要性却认识不够。众所周知,道德先于法律而产生,其覆盖面又广于法律。道德在人类社会几乎可以说是无处不在,不时不在。因此,其他一切社会规范莫不受道德规范的制约,法律也不例外。法律源于道德,道德是法律的血脉,法治需以德治为基础。下面,我们就从法治的三个关键环节来进行分析。 　　立法,是法治的灵魂…     

论法律与道德的并立互补

法律和道德是人类社会最主要的控制工具，是社会秩序的两根支柱，二各有所长，也各有所短；它们相辅相成，相互促进。治国安邦既需要法治，也需要德治。法治是德治的基础，德治是法治的辅助手段。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相结合，就是要在法治的范围内，充分发挥道德的社会作用，更好地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     

论我国优良德治文化传统的继承

我国现行法治和德治相结合的国家治理模式是结合中国国情所做的历史必然选择。国家的治理方略既要顺应当下的社会背景和生态文明,还须汲取德治文化传统中的宝贵经验和人文精华。如何继承我国古代优良德治文化传统,需要在认知上廓清传统德治与现代德法共治的内在关系,形成面向历史的基本态度和原则,将优良德治传统融入法治与德治相结合的治国理政实践,为现代德治和法治的展开提供理论基础和历史借鉴。     

"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的关系 --兼论坚持依法治国的根本治国方式

全面地理解法治与德治的关系,要首先注意区分法治与人治和法治与德治这两个层次的概念关系.在确立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目标后,我们党又将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相结合作为实现这种国家形态的手段,是有其必然性和必要性的.在建立社会主义法治国家时,法治和德治相比则居于主要或根本方式的地位,因为一是就哲学根据而言,这是由矛盾矛盾双方的主次地位不平衡所决定的;二是就实践根据而言,德治也不能居于治国的根本方式地位;三是就现实的法治对德治的作用而言,厉行法治为推行德治提供了方向性保证、制度规范和秩序保障;四是就维护社会稳定而言,现实德治的功用威慑力远不及法治功用的威慑力.     

法治型管理、德治型管理及其结合——管理模式的第三种选择

本文提出了法治型管理与德治型管理两种不同的企业管理模式,并分别阐述了法治与德治的特征,提供了在企业中推行德治和法治的实践方法.作者认为,在环境多变和员工成熟度日益提高的情况下,企业应该采用以德治为主,法治为辅,德治与法治有机结合的"合金型管理".     

“构建和谐社会”三题

和谐社会是人类孜孜以求的理想社会,我国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构建必须以法治为保障、以德治为基础、以社会保障为支柱。     

论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的统一

“以德治国”是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三代领导集体在我国社会经济发展步入 2 1世纪的新发展时期所制定的重要治国方略。本文旨在剖析法治与德治的关系 ,阐述法治和德治相结合的重要性的基础上 ,探讨我国实现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相结合的有效途径。     

法与道德的关系——兼论“以德治国”的学理基础

法与道德的关系是法哲学的基本问题之一,也是伦理学、政治学要研究的重要问题,从西方法哲学史及其近现代转型的过程、它们的区别与联系、冲突或难题等方面来梳理二者比较基础性的关系,是进一步与深层次探究二者关系的基础,也是正确理解和认识“以德治国”及其合理性的学理基础。     

试论"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的紧密结合

“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的紧密结合 ,是我们党对社会主义治国方略的科学认识 ,是由法律和道德的不同特点决定的 ,是法律和道德的不同性质所要求的 ;是由“法治”和“德治”的关系所决定的。必须把“法治”的权威性和强制性与“德治”的说服力和劝导力结合起来 ,才能从根本上治理好国家 ,管理好社会     

贾谊礼法观刍议

礼法思想是贾谊社会政治学说的重要内容。为建立一个和谐、稳定的社会秩序 ,贾谊对礼法问题进行了广泛而深入的探讨。礼治思想在其礼法观中占有主导地位 ,但他并未因此而废法治。以礼为主、礼法结合是贾谊礼法观的基本特征     

法治视野下乡村治理的困境及应对策略研究

乡村作为人类的基本聚落，其治理成效如何，直接攸关生产生活秩序能否有序、和谐、稳定。基于法治化框架来推动乡村治理体系与自治、德治有机对接，是确保农村社会长治久安的关键所在。由于在当前的乡村社会场域之中，法治仍处于边缘化位置，“知情祛魅”现象又普遍存在，因此乡村治理的法治化虽有明显推进，但乡村治理系统的运转仍然不够顺畅。为此，需在继续推动乡村治理法治化转型的基础上，进一步推进其与“自治”“德治”两种治理范式之间的融合，由此驱动农村社会的稳定、协调、长效发展。     

法治与德治思想融合发展的历史溯源及启示

中国的法治思想和德治思想最早均起源于春秋战国时期,二者相争、相抗又相互融合于每一历史阶段的治国方略中.在西方,法治思想中蕴含着丰富的道德因素,以达法律道德、正义平衡.通过对中西方古代政治思想的简要比较,法治与德治在逻辑上的互补关系得到了进一步的印证,在认识论的层面,对理解我国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的方略有着重要的意义.     

浅析法治与社会管理创新

法治既是社会管理的重要手段,也是创新社会管理、促进社会和谐的重要保障。以法治作为社会管理的治本之策有其必然性。为适应社会管理实践的发展,必须进一步完善社会领域立法,严格依法行政,践行司法为民,加强社会主义法治宣传教育,全面提升社会管理的法治化水平。     

论中国政府治理与善治的实践与探索

治理与善治既是一种全新的政治分析框架,又是一种先进的现代统治模式。它强调公共权力的社会化配置,需要成熟的市民社会的现实支持。合法、透明、责任、法治、回应以及有效构成了善治的精神内核,民主发展的最终结果促进了治理的实现。中国20多年改革开放的历程是一个逐渐走向治理与善治的过程。经济市场化与政治民主化的努力,法治与德治思想的提出,政府主导型治理道路的确立,村民自治、社区建设、电子政府等典型案例的展开,标志着中国在走向善治的道路上取得了突出成绩。然而,善治之路并不平坦。舶来理论的本土化、治理失效问题的解决、第三种力量社会整合功能的发挥,都向我们提出了前所未有的挑战。     

法家的"法治"思想辩析

法家的“法治”思想是中国传统法律思想发展的高峰,在中国法律思想史上占有特别重要的地位。在现今正致力于法治建设的社会语境下,“法治主义”又成为学术界和实务界热门的语汇,先秦法家的“法治”思想再次引起人们的关注。通过对法家所提出的“法治”思想的理论基础和特色的分析,指出这种“法治主义”实质上是一种极端的人治,与现代法治理念有着根本的区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