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近代史资料简介〔五〕

“中东战紀本末”与“文学兴国策”这兩种东西都于中日甲午战爭以后、庚子义和团反帝事起之前的五年間,由上海广学会出版。它們在介紹“西学”“西政”之中,細致地宣傳了殖民思想。当时“礼部奏議,乡会試第三場兼間时务,……学政經古場,准令兼試时务策論,考选优生”。这几部書是广学会“取会中尤切于近事、尤裨于华事、尤助于試事”(“中东战紀本末初編”“广学会記:附考試时务揣摩各新書紀要”第二頁)时务新書的重要著作,在当时的“士子”中流行很广。它們都是美国傳教士林乐知著譯,而由蔡尔康笔述,都在万国公报分期发表过。梁启超的“西学書目表”及蔡元培叙的“东西学書录”均經介紹为应讀之書;其中的文章也有一     

介绍《中国古代地理名著选读》第一辑

《中国古代地理名著选讀》第一輯,最近由科学出版社出版,共有18万字,并附有地图18幅。参加这部書的編著工作的有顧頡剛、譚其驤、侯仁之、黄盛璋、任美鍔等人。这部書有以下三个特点:一、对所选名著的基本內容及其作者做了扼要的介紹,并指出該書在历史地理学或地理学史上的价值,使讀者先对全書有一个概括的了解。二、对所选录的名著(一段或数段)进行比較詳細的注釋,重要的还不在于     

英国出版了李约瑟著的“中国科学技术史”

英國劍桥大学出版社印行了李約瑟(JosephNeedham)所著的“中國科学技術史”。这部書共有七卷,初稿已全部完成,正在整理付印当中。該書第一卷已于一九五四年出版,大致介紹中國地理、歷史情况,和中國在科学技術方面和欧洲的交流情况。第二卷出版于一九五六年,內容是介紹中國的科学思想發展史。其中儒家占30頁,道家占128頁,墨家和名家占39頁,法家占12頁,中國科学的基本覌念占130頁,伪科学和怀疑論者占50頁,佛家占35頁,晋唐道家和宋新儒家占73頁,宋明理学占11頁,中國与西方法理思想的比較占66頁。     

关于屠寄和他的“蒙兀兒史記”

近來中国科学院歷史研究所与中央民族学院准备以蒙古史为研究重点。去年十一月,蒙古人民共和国科学委员会发起“蒙、中、苏三國历史学者合作編寫三卷本蒙古人民共和国通史的会議”向我們提出兩个任务之一是中國历史学者和蒙古考古学者密切配合以中国史藉的記载,帮助解决蒙古考古学發现的问题。屠寄的“蒙兀兒史记”一書,无疑的是一部重要的参考资料。稽考明初修撰元史,潦草无剪裁,在正史中最为荒穢,清代学者发愤勘治,计有邵远平、钱大昕、汪輝祖、張穆、李文田、洪鈞、魏源、柯劭忞等辈。其间邵远平的“元史类編”僅就原書重編一过,新增资料甚少,钱大昕的“元史考異”于新史正文只成氏族表、經籍志兩篇,汪輝祖的“元史本証”     

對三種近代世界史譯本的校誤與意見

到目前為止,各大學講授自英国资產階級革命至十八十九兩世紀技術舆自然科学的發展一段世界史時,多以王易今譯‘近代世界史’、田光译‘近代世界史’上册和陳山譯‘近代世界史教程’上册作参考书,中学教師在教學時也大多用这些书作为参考。然而許多人摸不清这幾本書的異同之點以及有那些不妥當的地方,往往造成一些混亂的印象,願就對讀的結果加以比较和介紹。     

元代賦役制度考略——兼評李劍农宋元明经济史稿“元代賦役之变态”一节

关于元代的賦役制度,一般通史著作中談得都很簡單,且往往包含着許多錯誤(如呂振羽的簡明中国通史就是如此);李劍农先生的宋元明經济史稿一書,总結了中国和日本兩国学者的研究成果(主要是解放以前的),对宋、元、明三朝的經济史作了簡明扼要的敘述,对一个普通历史学者說來,这是一部有很大参考价值的書。李先生以古稀高龄,写出这样一部書来加惠后学,是值得欽佩的。但其中也包含着不少錯誤,在若干重要问题方面并往往有所遺漏,尤其是“元代賦役之变态”一节,誤漏特多,本文的目的在簡單介紹元代的赋役制度,特别是补充李先生遺漏的地方,同时指出李先生的錯誤所在(附帶指出元史和新元史中的若干錯誤),请李先生和历史学者們指正。     

中国近代史资料简介〔二〕

中國教会新报“中國教会新报”創刊于1868年9月5日,周刊;逢陰曆年終年初停刊兩次,每年出五十期,由上海八仙桥东林華書院刊發,用毛太紙照官板書式(按:为25开本)大小,每次計四張,印八面,約大小字六七千字,做成一書,在內刻一聖經圖画……既紀錄外國教会中事,也講論各科学問以及生意買賣諸色正經事情(第一期第四頁)。第二期起,并列登各洋行廣告(这些廣告就是中國近代經济史的資料),封面目錄且加譯英文,并介紹一点物理、化学的常識,也記載一些新聞以適应英美商人和致外人士的需     

中国近代史资料简介〔一〕

三十多年來,我注意搜集中國近代教育史資料,旁及一般史料,1953年秋又从事中國近代教育史料的整理,始知已前为中華書局圖書館搜集的东西不够多,关于帝國主义侵略中國各方面的資料尤少。1955年初到基督教协進会圖書館,1956秋又到徐家匯天主堂藏書楼搜閱选錄資料,發現許多为外間所未見或少見的有关中國近代史的重要資料。它們記載了百余年來“列强”侵略中國和它們之間互相矛盾的史实。研究和运用它們,可以發現“列强”勾結封建統治使中國成为半封建、半殖民地的一些陰謀手法及它們之間勾心斗角的一些事实,不独对中國近代史的研究有帮助,就是对今日全世界的反殖民主义运动,也有現实意义。“学術月刊”編者願給我“一席地”作簡要介紹,我很感     

一埸大辩论

两个月前,中共湖北省委抽調了一批馬列主义理論教員在第五中級党校进行了一次整风学习。这里介紹一下政治理論教員整风班第十一支部組織理論教民进行大辯論的一些做法和辯論中出現的一些情况。一组织大辯論不断的向教条主义的辯論作风和右傾保守思想作斗爭大辯論的初期并不順当。“你和我的水平都差不多,象两滴水珠珠,——誰也改变不了誰。”“辯来辯去,辯不出一个理論家。”“我本来是想多讀点書的,这下于又是大字报,又是大辯論,烦得狠”——“还要不要讀書?!”的确,他們感到很蹩扭、心里很不順当。因此,有人对16字方針提出修改方案,即“学习理論,联系实际,丰富知识,改造世界。学习不到二个礼拜,这一类同志     

广东历史学会关于中国史学史的范围、内容与分期问题的讨论

最近在广州举行的广东历史学会一九六二年年会期間,中国古代史組討論了中国史学史的范围、內容与分期等問題。与会者一致认为史学史的范围、內容应該包括历史哲学、历史編篡学、考据学、史料学、目录学等发展的历史,但是在史学史中,历史哲学与历史編纂学的关系与地位的看法上則存在着不同的意见。刘节教授认为,史学史应以历史編纂学为主,历史哲学为輔。史学史的任务在于把历史编纂学的发展史写出来;把历史学家的历史哲学介紹出来;把历史学在发展途中和其他科学的关系写出来。但是,史学史主要是闡述历史学的发展过程,如果以历史哲学为主,必然会拋弃很多应該讲的东西,并且容易与哲学史混淆不清。关系很密切,不能彼此割裂。如果有主次之分的話,那只能是就史观与史料学、目录学、考据学而言。陈千鈞教授认为,史学史的內容和研究对象,就是清理古代文化发展过程中的史学部分,从紛繁复杂的现象中,找出一条史学发展的系统的綫索——规律来。史学史必须阐明一定的社会历史条件为什么必然产生某一类型的史学著作和史学家;史学家所写出的史学著作必然脫离不开当时的政治以及史学本身发展的特点。史学史     

关于講授“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社会主义部分的一些问题

苏联科学院經济研究所編寫的“政治經济学教科書”,第一次系統地闡述了政治經济学的社会主义部分。它对于我國高等学校中政治經济学的講授,有很大的帮助。几年來,我們利用这本教科書作为教师講課和学生学習的主要参考書,比起教科書未出版以前,教学效果有顯著的提高。但是,在几年來的教学过程中,我們不論是在教师准备功課或对学生的答疑工作中,对于教科書的使用也發現了若干些理論上值得進一步研究的問題。这些問題的解决,將使政治經济学社会主义部分的講授質量進一步提高。現在把我們复旦大学政治經济学教师     

辛亥革命前武汉的民族资本主义工商业

为了整理武汉市有关資本主义发展的史料,我們对辛亥革命前武汉市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情况,进行了史料的收集和調查訪問工作。这里就当时武汉市民族資本主义工商业的发展概况,以及民族资本主义工商业同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的关系作一些介紹。     

试谈学风和学派

我先从一件瑣事談起。最近,很偶然地,我买到了一件書画小卷,那是戴熙(醇士)为張穆(石舟)画的“小栖云亭图卷(第一图)”,附有張穆自書的“亭記”和“券隐詩”。事情是这样的,清道光28年(1848),山西平定学者張穆因体衰多病,更兼怀念他逝世的妻子,乃在北京西北郊雷家桥的宜丁阜地方买了一片山地,一以安葬他的妻子,一以备自己也可以隐居治学。張穆是很穷的,这笔买地的錢还是夫人的遺貲,張穆詩云,“山妻留得首丘貲”(殷齋詩集卷4頁15)。买来之后,張穆也不免大发“考据癖”,发現該地距离金朝章宗的栖云嘯台不远,恰巧他的故     

忠王李秀成自傳真伪問題商榷

我國歷史上最偉大的革命文献之一——“忠王李秀成自傳”,自經曾國蕃刪改后,虽曾發生过“真本”和“節本”的問题,卻沒有發生过“真伪”的問题。自从一九四三年冬廣西通志館向湘鄉曾家攝取了“李秀成自傳”原稿,一九五○年由罗尔綱先生撰成“忠王李秀成自傳原稿箋証”一書,对于前一問題。得到基本上的解决。一九五六年華东师大学报里發表了年子敏先生“評罗著忠王李秀成自傳原稿箋証”和束世激先生“評罗著忠王李秀成自傳原稿箋証讀后記”兩文,認为这个自傳“顯然是以曾國藩为首的一小撮反革命分子伪造的”,这可以說是提出了一个新的問題。这兩篇文章,經“人民日报”、“文匯报”等的介紹,頗引起研究太平天國歷史的人們的注意。最     

对“陕北人怎样学习普通话”一书的一些意见

1958年10月間,我們接受了为陕北一些地区編寫学話手册的任务以后,我們到陝北对我系先一批同学調查所得的材料進行复核,因而对陝北方音了解了一点,但因为了解的还不夠,所以在編寫的时候,不得不看些参考書。于是薛生民同志所寫的“陝北人怎样学習普通話”(1958年6月第二次印刷本)就成为我們唯一要讀的材料了。在此,我們感謝薛生民同志,因为“陝北人怎样学習普通話”这一書給了我們很大的幫助;另一方面,我們也感到有些美中不足的地方。如該書既名为“陝北人怎样学習普通話”那么其内容无疑地应該概括陝北各地的方言現象。但事实不是这样。誠如作者在“說明”中所     

漫谈《马氏文通》

《馬氏文通》是1898年(清光緒24年,戊戌年)出版的,今年(編者按:指1958年)是它的出版60周年。著者馬氏,名叫建忠,字叫眉叔,江苏丹徒人。他的生卒是1845年-1900年。关于他的生年无問題,他自己也曾經在他著的《适可斋記言記行》的“自記”也就是自序中談起过。关于他的卒年,說法不一:有《馬氏文通校注》等書說他死在1899年,也有《中国近代思想史参考資料簡編》等書說他死在1900年。我們曾經将这問題请問熟悉馬氏     

校点“皮子文藪”說明—兼論有关皮日体諸問题

一“皮子文藪”十卷,是晚唐現实主义詩人皮日休自編的一部詩文集。一至九卷是各种散文,第十卷是詩歌。关于書的命名及編輯的經过,作者在“文藪序”中曾作如下說明:“咸通丙戌中,日休射策不上第,退归州(寿州)东别墅,編次其文,复將贡于有司。发箧叢萃,繁如薮泽,因名其書曰文薮焉。”咸通丙戍,是咸通七年,公元八六六年,也就是黄巢大起义的前十年。我們知道,唐代最重进士之科,但当时考試还沒有糊名的办法(試卷糊名始于宋真宗时),一个人及第与否,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他的平素文名。为了取得公卿们的吹噓,当时举子們通常是在考試之先將平     

方言与尔雅的关系

我国的語言研究,可以说是从汉代开始的。在汉代以前,虽然有些学者也談到語言,但是沒有写成专書。直到汉代,在汉语研究方面,作出了輝煌的成績。“尔雅”和“方言”就是汉代語言研究方面两部极其重要的作品。历代学者对“尔雅”和“方言”进行过討論和研究。至今,也还存在一些尚未解决的問题,例如二書的作者問題,就是一个至今尚未很好解决的問題。我个人的意見是,关于“方言”的作者,在沒有得到有力的新証可以証明不是揚雄以前,暫且放在揚雄名下;至于“尔雅”的作者,本文暫不討論。我們只要知道“尔雅”成書确在“方言”之前就行了。本文的目的是想就“方言”与“尔雅”的关系进行研究。“尔雅”采用郝懿行“尔雅义疏”本,“方言”是采用周祖謨吳曉鈴校編的“方言校箋及通檢”本。在取材方面:尔雅取材于釋詁上、釋詁下、釋訓、釋言四卷;“方言”則取材于卷一、卷二、卷三、卷六、卷七、卷十、卷十二、卷十三。二書其余有关名物的材料,与本文所要討論的无关,暫且不用。     

“宋云行纪笺注”读后

馮承鈞遺著“西域南海史地譯叢”六編(中华書局1956年10月第一版)有沙畹撰的“宋云行紀箋注”。宋云行紀是极可宝貴的第六世紀西域史料。沙畹是資产阶級东方学家中掌握实际材料較多的。馮氏譯文之謹严精审,更是讀者所素悉。这样的史料应該是比較令人滿意的。这里的“宋云行紀”出自“洛阳伽藍記”卷五。沙畹以“津逮秘書”本为主,参照了“汉魏叢書”本等,略事校对。关于“洛阳伽藍記”的版本,我們現在有了張宗祥先生很完善的“合校本”(商务印書館1955年11月重印),极便勘对,这里不拟討論。茲仅就沙畹的箋注和馮氏的譯文,略志意見数則。     

目前杜詩研究中存在的問題——評“杜甫詩論”和“杜甫寫典型”

(一) 杜甫的詩是我們文学遺產的宝庫中最有价值的部分之一。目前研究它的人很多,也獲得了一定的成績。如馮至先生的“杜甫傳”一書就曾以比較謹嚴的态度介紹了杜甫及其作品。但是必須指出:目前对杜詩的研究还存在不少問題。表現得突出的是:在傅庚生先生的“杜甫詩論”一書(以下簡称詩論、上海文藝联合出版社1955年6月第一版第四次印刷)和馮文炳先生的“杜甫寫典型”(載东北人民大学人文科学学报——以下簡称学报——1956年第一期)一文中,貫穿着唯心主义观点、庸俗社会学傾向和虚无主义观点。本文試就这些問題,提出自己不成熟的意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