沪、深股市综合指数分形特征及长期记忆研究

本文根据沪（上海）、深（深圳）两市综合指数收益率的真实时间序列，通过应用重标极差分（R/S）分析法分析了沪、深股市中存在的分形特征，并得到了两个市场的Hurst指数。在不同时问标度下，深市的Hurst指数均高于沪市，说明深市的价格稳定性更高，更具有指导意义。此外，根据V统计量两个市场具有相同的多个非周期循环，但深圳比上海市场多一个非周期循环。     

停发新股后的深证指数与上证指数协整关系研究

深圳股票市场自2000年9月停止发行新股后,沪、深两市不再有成交额上的竞争.在这种情况下,使用时间序列计量经济学方法对深圳股票市场停止发行新股后的沪、深综合指数序列的关系进行了协整检验.从整个实证检验过程来看,深市停止发行新股并没有改变沪、深两市原有的两市一体的状况.     

局部Hurst指数方法在研究我国股市大跌中的应用

本文以沪深两市综合股指日收盘价为研究对象,引入局部Hurst指数概念,验证了在我国股市大跌前,综合股指日收盘价的局部Hurst指数的变化趋势符合“持续下降”的规律。此外,本文还提出“局部Hurst指数下降开始日与股市大跌结束日的时间间隔超过两周”以及“下降结束日与股市大跌开始日可能会有小段时间间隔”的观点。     

在线信息交互的时间特性研究

在线信息交互行为的特征研究有助于完善对人类行为动力学规律的理解,为在线信息服务及管理提供理论依据.首先,利用重标极差法计算话题讨论中时间间隔序列的Hurst指数及V统计量,发现各种话题时间间隔序列Hurst指数均大于0.5,V统计量曲线呈上升趋势,表明序列具有自相似和长程相关的分形特征;然后,分析了序列V统计量趋势转折点与Hurst指数的关系,发现Hurst指数越大的序列,转折点越靠后,即序列的非循环周期更长.研究结果为分析在线信息交互行为及预测新的参与行为的到达,制定基于时间特性的舆论监管策略等提供了新的思路和方法.     

沪深股市日收益率波动性比较分析

条件异方差是金融时间序列变量的一个典型特征。在分析沪深股市指数数据统计特征的基础上,用GARCH-M模型和门限ARCH(TARCH)模型分析2001年6月到2005年3月期间中国股市收益的波动特性,并对沪深两市进行比较,可以发现沪市内在的不确定水平比深市高,沪市市场上新的正面消息对市场波动性的影响则比深市大。中国股票价格的波动具有明显的杠杆效应,且沪深股票市场杠杆效应不同,当出现"利好消息"时,深市比沪市的冲击大,出现"利空消息"时沪市比深市的冲击大。     

上证指数Hurst指数的测定及应用

Hurst指数是一个在混沌和分形数学中判断时间序列混沌性和成群性的统计参数。根据实际测定的上证指数逐日收益率的Hurst指数,表明证券市场具有分形市场假说(FMH)的特征。Hurst指数在证券投资中有一定的参考价值,对长期的投资决策可以发生影响。     

沪深300指数期货的价格发现和波动溢出效应研究

我国沪深300指数期货推出后, 股指期货的价格发现功能以及对现货市场波动性的影响成为学术界的关注焦点。基于Johansen协整分析、向量误差修正模型和带有误差修正的双变量EGARCH模型, 对沪深300指数期货市场和现货市场之间的价格发现功能以及互动关系进行了深入的研究和分析, 结果显示:沪深300指数现货市场居于价格发现的主导地位;沪深300指数期货交易减弱了现货市场的条件波动。可见, 虽然沪深300指数期货的价格发现功能并未得到应有的发挥, 然而熨平股指波动的功能却得到了体现。     

股指期货与标的指数波动的关联性研究——来自沪深300指数的经验证据

沪深300指数期货上市对我国资本市场的建设具有重要意义。基于Johansen协整检验及稳定的VAR模型基础上的脉冲响应函数和方差分解,以沪深300指数期货上市以来的233组数据为研究样本,对沪深300指数期货与标的指数的波动相关性进行研究。研究发现:1)沪深300指数与标的指数具有协整关系;2)沪深300指数期货与现货价格波动传导具有不对称效应。这有利于投资者进行跨市套利,同时促进管理层完善期货市场微观结构。     

沪深300指数期货与现货市场的动态关联性研究——基于2010年4月16日以来的高频数据

自从沪深300指数期货自2010年4月16日正式上市以来,其与现货市场的动态联系引起了监管层和投资者的广泛关注。论文使用双变量VECM-BEKK-GARCH模型,基于5分钟日内数据研究了沪深300期货价格与现货价格之间的引导关系,以及两市场间的波动溢出情况,发现无论长期还是短期价格发现能力,沪深300期货价格上都要领先现货价格,而且沪深300指数期货与沪深300现货市场之间存在双向的波动溢出效应。并从市场微观结构的角度,揭示了期货、现货市场信息效率差异的原因。     

Markowitz投资组合理论与实证研究

从中国股市出发 ,在西部大开发的政策引导下 ,在西部七省区的股票中筛选了 1 1只股票 ,它们涵括了中国市场的各个行业板块。本着西部股票具有朴实无华的良好股性 ,在国家政策指导的大前提 ,本文对它们进行了基本面分析选择 ,着重进行了投资组合分析 ,采用 Markowitz模型测算股票组合的收益、方差 ,试图能通过各股权重的变化寻求有效证券组合 ,而该有效组合应能指导投资者对该地区的个股股性的优良与否、对该组合的风险及收益预期性进行比较和判断。     

注册会计师法律责任与审计质量的关联性研究

市场经济亦是法制经济,法律是维护市场经济健康有序发展的重要机制。作为维护资本市场秩序的＂经济警察＂,注册会计师也同样需要法律制度进行调节和约束。选取《12号法释》发布前后即2006年和2007年的沪深两市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实证注册会计师法律责任加重对审计质量的影响,结果表明法律责任的加重并没能促进审计师提高审计质量或审计独立性,也没有增强注册会计师法律风险意识,注册会计师法律责任体系仍然存在着一些缺陷,未能发挥应有的作用。     

对我国创业板“三高”现象的思考

我国为建立多层资本市场,十年磨一剑,于2009年10月30日在深圳证券交易所开启了创业板交易市场。目前创业板市场为部分中小企业募集了大量资金,解决了企业融资难的问题,但市场运作的缺陷也逐渐暴露,其中最典型的即"三高"问题——高市盈率、高发行价、高超募率。我国创业板产业"三高"现象是由多种原因所改,包括新股发行定价制度中存在的缺陷;宏观层面上也有一些影响因素;以及监管体制不完善;退市制度尚未真正触发等。应对"三高"的措施首先应完善创业板发行的定价制度;同时加强创业板市场的监管,完善创业板的交易制度等。此外,借鉴海外市场的稳步扩容、抓质保量也十分必要。     

沪深股市结构特征及作用关系研究——基于EEMD和状态空间模型

运用实证方法, 从结构和动态两个视角考察了沪深股市之间的异同及作用关系。通过总体经验模式分解(EEMD)发现:沪深股指是由高频、低频和趋势项三类分量组成, 且各结构分量在总量水平中的贡献不同。其中, 深市趋势项对总量的贡献率高于沪市, 反映出深市的走势较沪市更加平稳;沪市高低频分量对总量的贡献率高于深市, 表明沪市的波动性大于深市。同时状态空间模型显示, 沪深股市趋势项分量之间的作用关系体现了沪深股市收益率双向传导, 沪强深弱的股票市场格局。低频分量之间的作用关系则表明我国股市的调控能力需进一步提高。     

企业特征、战略差异度和分析师盈余预测——来自中国深市A股市场的经验证据

选取2007-2015年深市主板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实证分析了企业特征、战略差异度与分析师盈余预测之间的关系。结果表明,公司战略偏离程度越高,分析师盈余预测的准确性越低。进一步研究发现,较高的显性代理成本会增强战略差异度对分析师盈余预测准确性的影响,而高质量的信息披露则会削弱这种影响。从企业特征的角度分析了公司战略选择对分析师盈余预测的影响,对促进市场资源有效配置具有重要的意义。     

经营业绩、流通规模与股票价格关系--来自电力上市公司的实证分析

本文简要地分析了影响股票价格的因素,在此基础上提出了相应理论假设.本文以2003年沪深股票市场电力上市公司为样本,通过计量经济分析发现,股票价格与反映公司盈利能力的每股收益变量呈显著正相关,与流通股本规模呈显著负相关,股票价格与反映公司偿债能力、营运能力和发展能力的流动比率、总资产周转率和税后利润增长率变量相关性不显著,并由此得出几点重要的启示.     

海外二板市场及我国二板市场展望

二板市场是主板发展到成熟阶段的必要补充 ,对中国未来经济的发展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本文通过对海外二板市场的介绍 ,分析我国设立二板市场的意义 ,探讨我国二板市场的有关问题。     

审计委员会与信息披露质量的评价——以深圳证券交易所的经验为例

以2003--2007年深交所上市公司为样本,采用罗吉斯回归分析方法,选用深交所网站披露的上市公司“诚信档案”中“信息披露考评”结果作为衡量信息披露质量的代理变量,重点考察我国上市公司审计委员会治理效果与信息披露质量之间的关系。实证结果表明,审计委员会对公司信息披露质量有积极影响：一是审计委员会的设立与信息披露质量显著正相关;二是审计委员会的成立时间越长,公司的信息披露质量越高。审计委员会的设立有利于全面提高我国上市公司信息披露的质量,保护广大投资者的利益。     

我国金融结构调整的思路探析

笔者在对世界各国有关金融结构理论研究及现实操作进行综述的基础上,指出中国以银行为主导的金融结构在过去20年间已基本形成。与此同时,直接融资工具比重逐年上升,股票市场和债券市场作用显著。随着中国经济持续快速增长,金融结构将与以往有显著不同,主要体现在金融市场、金融组织、金融机构经营观念和运营模式的进一步发展及完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