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着佃交粮”制性质的几个问题

太平天国的“着佃交粮”制在初行时,曾在客观上刺激了农民的抗租斗争,但很快又转化为农民抗租斗争的对立物,成了维护地主收租的工具。它非但没有破坏、反而恰恰是在恢复已被破坏的封建土地所有制。它建立在承认和保护封建地主土地所有制的基础之上,其归宿只能是输租纳粮,根本不存在向“耕者有其田”过渡的可能性。     

太平天国苏福省农村政治研究

李秀成地方建设的新思维,为苏福省地方建设规划了基本原则与发展方向。在李秀成的影响下,苏福省出现了一个以熊万荃和钱桂仁为代表的具有儒家化特征的施政群体。苏福省当局普遍实行的是“着佃交粮”与“招业收租”并举的政策。田凭政策是较“着佃交粮”更高层次的社会经济政策,虽然有很强的政治性,却丝毫不具备任何革命性变革的意义。只有1862年钟志成推行的田凭政策,才真正具有土地革命的涵义。苏福省的乡官制度,在继承前期基本功能的同时,其主观能动性更趋活跃。     

"照旧交粮纳税"与太平天国安徽农村政治——兼辨"石达开安庆易制"说

“照旧交粮纳税“政策是太平天国定都天京后,随着战略任务的转变很自然采取的社会经济政策,与《天朝天亩制度》和天京粮荒并无关系。所谓“石达开安庆易制”并不是石达开主导意识下的创造性政策,而是杨秀清主持的太平天国领导集团“照旧交粮纳税”政策的具体执行。太平天国1853年到1861年的安徽农村政治,表现为太平军贵族习惯的非制度性征贡行为,不断破坏着制度性传统农村社会经济政策的实施。     

太平天国对地主阶级的沉重打击

<正> 太平天国军兴以来,在它的告谕中往往要求“士农工商,各安其业”,又在1854年颁布的“照旧交粮纳税”政策中,准许地主收租,承认地主阶级的合法地位,这就使人怀疑太平天国究竟对地主阶级采取什么态度?它对封建主义打击的程度又如何?笔者曾收集太平天国前后期在各地的有关资料,今择其要,略加论述。关于准许地主收租与实行“着佃交粮”的问题,与此有关,但另有专文,此文不加详述。一、太平军对官僚、富绅与团练的打击镇压太平军是一支反封建的农民武装,拜上帝会的教义又视妖魔为“该诛该灭”,它以“阎罗妖”影射清朝最高统治者,号召“天下凡间我们兄弟姊妹所当共击灭之惟恐不速者也。”太平军所经之处,揭擎“奉天诛妖,斩邪留正”的义旗,以清方官吏、地主豪绅为“妖”,痛加诛锄。太平诸王对下级的谕文中,要求“遇妖即诛,见民必救。”故太平军所克之处,     

是革命纲领,还是拜上帝教教义——《天朝田亩制度》再研究

过去,学术界一直认为《天朝田亩制度》是太平天国农民革命的纲领,只是由于客观条件的制约,无法实施,才代之以后起的“照旧交粮纳税”政策。这种意见是难以成立的。事实上,早在《天朝田亩制度》颁布之前,天国领袖们便已制定并成功地实施了以“照旧交粮纳税”为基本内涵的土地纲领及田赋政策。本文拟从考证《天朝田亩制度》与“照旧交粮纳税”政策颁布的时间入手,分析两者的关系,最后回答《天朝田亩制度》究竟是农民革命纲领还是拜上帝教教义这一问题。     

太平天国政权性质问题商榷

当前,史学界在讨论太平天国政权性质问题。有些同志认为太平天国起义由广西出发北上进军的同时,完成了转化的过程,一八五三年在南京建立的政权,已经转化为新的“封建王朝”;另些同志认为太平天国政权不存在一个转化过程,它一建立,就是一个封建政权。以上两种观点,虽然看法不同,但结论一致,即太平天国是一个封建政权而不是农民政权。上述观点,值得商榷。     

论“上帝教”对太平天国的两重性作用

宗教是人民的鸦片烟。可是,作为向西方寻找救国真理的先进中国人的洪秀全、冯云山,却造出一种新式“鸦片烟”——“上帝教”,并以它催醒穷苦的农民,掀起了震撼中外的太平天国起义。终太平天国的全部历史,它的盛衰荣辱,始终没有稍离上帝教这剂“鸦片烟”。上帝教究竟对太平天国起了什么作用?应该如何认识两者的关系呢?剖析这个复杂的历史现象,对我们认识宗教这剂鸦片烟与太平天国乃至一切农民战争的关系,或有助益。     

颇有新意的一本书——介绍沈嘉荣同志的新著《太平天国政权性质问题探索》

省历史学会付秘书长沈嘉荣同志的《太平天国政权性质问题探索》一书,最近由重庆出版社出版。该书收进了沈嘉荣同志近二十万字的论述太平天国政权性质的文章十篇,从各个不同的侧面对太平天国政权的性质作了剖析:他认为无论从其政治及其经济制度来说,“太平天国定都天京之后,建立的就是一个封建政权”。理由是:“在新的生产力没有出现之前,不可能实现生产关系的改变”,“在封建主义的经济基础上,不可能建立非封建或超封建的上层建筑”。《天朝田亩制度》与《资政新篇》是没有实现的     

再论马克思关于太平天国的评价问题

近30年来学界在马克思是如何评价太平天国的问题上观点迥异。但如果认真研读马克思相关经典文本并结合马克思在19世纪50-60年代的研究旨趣,就会发现马克思是在不同的语义上评价太平天国的,并因此形成了不同的结论。如果把太平天国指代为一场因帝国主义、封建主义的压迫而爆发的“农民起义”,那么马克思对它的态度是同情的;如果把太平天国指代为一场“大规模武力战争”,那么马克思对它的历史作用的评价存在一个先扬后抑的变化;如果把太平天国指代为一次“小农社会理想”的试验,那么马克思对它的态度则是始终如一的否定。     

“长时绩学的结晶”——读夏春涛《天国的陨落——太平天国宗教再研究》

太平天国运动始终伴随着浓厚的宗教气息,它以宗教起事,又以宗教立国,与宗教息息相关。按理说,太平天国宗教应是研究重点之一,对此,研究者早已充分注意到。但是,新中国成立后,在相当长的一个时期内,有关太平天国宗教研究的成果寥寥无几,究其原因,或在于,按照马克思主义原理,“宗教是人民的鸦片烟”,而太平天国研究一直都在歌颂其“光辉业绩”,对其宗教讳言也是情理中事。1992年,夏春涛博士《太平天国宗教》一书由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该书对太平天国的宗教问题进行了全面、系统和深入的研究,得到学术界的好评。此后,他仍然潜心于该课题的研究,…     

重议《天朝田亩制度》的性质

《天朝田亩制度》(下文简称(《制度》)是一种什么性质的文献?是要立即付诸实行的政策(或政策纲领)文件,还是描绘人间天国的宗教教义性质的文献,抑或是其他种类的文件? 对于这个问题,我的认识是有变化的。50年代中期,根据接触到的一点史料和读过的一点经典著作,我认为《制度》是一个政策纲领,太平天国在颁布它的“初期,曾确实想在实际运动中来全部推行这种制度”,只是由于《制度》本身固有的缺点、广大群众的反对、以及战争环境,使它如同恩格斯分析德国农民战争中的空想纲领一样,“在第一次实际试用之后就不得不遇到当时条件所容许的有限范围以内来”。以至于在土地政策方面,由土地公有、平均分配,遇到“以实种作准”和“照旧交粮纳税”即维持原有的土地所有权;在商业     

论杨秀清的“天父下凡”与“逼封万岁”

“天父下凡”与“逼封万岁”是研究太平天国宗教活动与政治活动的两个重大问题,也是评论杨秀清一生功过是非的关键。虽然“天父下凡”开始于1848年金田起义之前,而“逼封万岁”发生于1856年7月建都天京之后,二者却存在着潜在的必然联系。它反映了太平天国领导集团的矛盾与斗争,“天父下凡”是矛盾的发源与开端,“逼封万岁”则是矛盾发展的必然结果。     

论太平天国的文章气派

从一八五一年到一八六四年的太平天国农民大革命,是我国长期封建社会中大小几百次的农民起义的最后一个高潮,也是我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的近代史中的第一个革命高潮。这次运动历时十四年,由于其本身所存在的种种弱点,在内外反动势力的夹攻下,终于遭到失败。正如胡绳同志所说:“伟大的太平天国革命运动虽然失败了,但是它极大地扰动了封建社会的旧秩序,促进了封建社会的崩溃。它向外国资本主义侵略者显示了中国广大劳动人民中蕴藏着的不可估计的强大的革命力量,起了阻止中国殖民地化的作用”。太平天国革命     

唐中叶至宋代租佃契约思想研究——基于规避风险视角下的契约安排的选择

农地租佃制度是中国古代社会的一个重要的历史问题,深刻地影响着中国传统社会的存续和发展。唐中叶至宋代的租佃制度作为唐宋之际诸多变革中之最著者,它不仅是简单的对前代的自然地延续,更展现着新的时代特征:在国家保障产权关系明晰的政策思想前提下,以契约形式结成的租佃关系成为唐中叶至宋代农地租佃关系的主导形式。我们似乎可以这样认为,租佃制度本身是一种调节机制,它可以给贫穷但却很勤勉的人提供更多的机会,进而有效地减少了社会地不平等及贫富差距。     

论太平天国时期的知识分子

胡绳在谈如何深入研究太平天国史时说:“我们不但要研究太平天国,而且要研究太平天国这一时期。”这确实是中鹄之论。受此启发,笔者感到,太平天国时期的知识分子尚缺乏综合研究,值得认真探析。因为太平天国农民战争不是因偶发事件一哄而起,而是经历了多年的组织准备;它的发动者和领导人不是落草为“寇”的草莽英雄,而是诵读经史,曾梦昧追求科举功名的士子。无独有     

试论天京政权向资本主义转化的可能性

太平天国政权性质,是史学界长期有争论的问题之一。争论的焦点是:太平天国的政权是农民政权呢,还是封建政权?持农民政权说的同志所持的理由是:这是一场农民革命运动,它的斗争矛头,始终指向清朝统治者。据此,太平天国政权具有农民革命的民主主义因素,是“劳动者专政”。持封建政权说的同志所据的理田是:太平天国从永安封王的第一天起,就打上了封建政权的烙印;它的经济制度与政治制度都是封建性的,与清朝统治者并没有本质的区别,只不过是较之开明一些而已。笔者认为,太平天国政权不仅是一个短暂的农     

“捻军正名”质疑——和罗尔纲同志商榷

1960年2月出版的《安徽史学》创刊号上,刊载了罗尔纲同志的一篇长文:“捻军正名——一个有关立场问题的名称的商榷”。我在反复读了这篇文章以后,逐渐地产生了几个疑问。现在提出来,请罗先生和其他同志指教。罗先生认为,在我国十九世纪五十年代和六十年代,活跃于安徽、河南、江苏、山东一带,其中主要是安徽的蒙、亳地区的起义农民,即通常被称为捻军者,不应称为捻军,而应“在(捻军的)不同阶段中,对它提出不同的称请”——如1855年张乐行号为“大汉明命王”后,就应称为“大汉起义军”或“大汉”;1857年“加入太平天国”后,应称为“太平天国张乐行部”或“太平天国龚得树部”等;1863年蒙、亳军队数万人请“遵王赖文光领导”后,应称为“太平天国新军”或“太平天国鲁王任化邦部”、“太     

明初庄田经济的性质

史学界一般认为,明代庄田经济是地主经济性质,“庄田上的生产关系是佃户与地主的租佃关系,这又与一般地主土地所有制的租佃关系同属一个类型”。其实,明代的庄田经济在各个阶段都有本质的区别。在较长的时期内,官庄、王庄等庄田实属于领主经济,只是在很短的时间内显示过地主经济性质。朱元璋夺取南京后,给其“文官拨典职田,召佃耕种,……(由佃户)送纳子粒,以代俸禄”。孙宜也在《大明初略》中讲:其时朱元璋对“文吏悉授职田,佃(户)输其租代禄焉”,这是实     

石达开远征之失策

石达开远征之失策吴晓石达开是太平天国第一流军事将领。金田起义后，他“自永安出长江、克金陵，大小数百战，所到披靡，未尝稍挫。”对太平天国革命作出了重大贡献。李秀成称誉他“文武备足”、“谋略甚深”，是“太平天国的第一个军事大人才”。而清军则号之为“石敢当...     

据太平天国时期会党运动的特点

太平天国时期各地会党起义风起云涌,彼伏此起,呈现出一派宏观伟壮观但又错综复杂的景象。在这些众多的会党起义中有没有新的特点;如果有又是哪些?形成这些新特点的原因是什么?本文旨在讨论上述问题。(一)太平天国起义爆发于十九世纪五十年代,距鸦片战争已整整十年,在这十年中由于外国资本主义的侵入,中国传统的社会结构正在发生着变化,因此太平天国时期的会党起义必然带有新的特色。太平天国时期会党运动的最大特点是它已经开始具有反侵略的性质。起义的会党谴责清政府投降卖国,并提出与各国平等的主张。两广天地会在起义檄文中既声讨了清政府残酷的封建统治,又揭露清政府“竭库和番,此处输而彼处受。不念民仇国宝,只晓私党图荣”。1860年英法联军在第二次鸦片战斗中攻陷津、京,烧杀抢掠,两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