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本人在网上就卜宪群一事发表意见并接受媒体采访的说明

2004年9月21日上午,在中国社科院历史所召开的全所大会上,所党委书记刘荣军同志批评有些同志在没有搞清事实的情况下,就向媒体和网络发表意见,损害了历史所的声誉;这种行为不是真正的关心所务,等等.会后,我主动找到荣军同志.我首先问他是不是指我,他说他指的是一种现象,并没有点名.我又问,我就卜宪群同志一事发表的意见中,有何不实之词?他举出我意见中的"暗箱操作"一语.     

媒体使用外语词的动因及对社会文化的建构

随着中国的对外开放,近年来汉语中涌现了大量的外来词,有些外来词没有经过翻译就直接以原形出现在各种传播媒介上。对于这种现象,有许多批评的意见,比如影响传播效果、对民族文化形成冲击等。但这些意见并没有对外语词在媒体中广泛出现的深层原因进行探讨,而是简单地归咎于媒体的媚俗、媚外或者缺乏责任感。本文试图深入探讨这一现象出现的原因,并进一步分析这一现象与当代社会文化的关系。     

正确评价王茂阴的货币理论——与叶世昌同志再商榷

我阅读了叶世昌同志的文章《王茂荫在货币理论史上的地位》(《人文杂志》1986年第1期),考虑了在文章中对我的《王茂荫货币理论述评》文章提出的意见。他批评我“在评述王茂荫的的货币理论时,没有联系中国古代货币理论的成就”。这个意见符合我那篇文章的实际,我向叶世昌同志表示感谢。但是对他的答辩,以及他关于王茂荫的货币理论在中国货币理论史上的地位的某些意见,我觉得缺乏说服力。因此我向叶世昌同志再提出几点商榷的意见。     

就卜宪群先生被控“抄袭”一事致中国社科院历史所学术委员会的一封信

历史所学术委员会尊敬的各位委员:本人自1991年7月至1999年9月在历史所秦汉魏晋南北朝史研究室工作,与该室卜宪群、谢桂华先生均为同事。2004年6月中旬以来,许多网站相继贴出署名为“史言”的文章,批评卜宪群先生《秦汉官僚制度》(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年12月版)一书存在抄袭     

再论美学研究的对象问题——兼答尤西林同志

《学术月刊》1982年10月号发表了尤西林同志的《关于美学的对象》一文,读后很受启发。文中对于缺乏美学指导的艺术理论的批评,我以为是颇有现实意义的。但是,尤文所阐述的中心论点及其对许多同志的批评,包括对我本人的批评,都是我不能同意的。尤文一开头就说:“夏放同志除批评蒋孔阳同志之外,并对李泽厚同志以审美经验为中心的研究路线提出了商榷。我以为,夏放同志的批评是有道理的,但他最后所提出的‘美化论’,实质并未超出蒋、马两同志的艺术中心说。这种囿于艺术谈美学的情况,是值得深思的,它反映了长期以来美学混同于艺术学的普遍状况;而这种被人们至今视为常     

关于旧中国的产业革命问题

《学术月刊》1962年第11期,发表了李湘同志“旧中国是否发生过产业革命”一文,他认为:旧中国不曾发生过产业革命,因为产业革命是具有特定内容的社会革命;中国虽然出现了近代机器工业,但并没有具备产业革命的各项前提条件,无由进行产业革命。究竟旧中国曾经发生过产业革命没有?是值得讨论的问题。现在我提出一些很不成熟的意见与李湘同志商榷,并希望同志们批评指教。     

驳杨献珍同志的“综合经济基础论”

下面的文章,是一九五五年八月写的。写成这篇文章的经过,需要说明一下。一九五三年中共中央公布了我国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当时马克思列宁主义学院(现在的高级党校的前称)的教学干部在学习总路线的过程中,在如何理解过渡时期的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问题上,发生了争论。以杨献珍同志为代表的一方,主张过渡时期的经济基础,是由五种经济成分构成的一个综合的基础;反对杨献珍同志的一方,认为过渡时期的经济包含着资本主义基础和社会主义基础,这两种对立的基础互相间进行着“谁战胜谁”的斗争。杨献珍同志的“综合基础论”,实际上是抹煞了这个“谁战胜谁”的斗争,表现为矛盾调和论和阶级调和论,是反对社会主义道路的。杨献珍同志把他的意见写成文章,交到中共中央宣传部,中央宣传部向一些研究理论工作的人征求对于他的文章的意见,我就写了下面这篇文章。这个争论当时在一些报纸杂志上已经公开展开了。但杨献珍同志拒绝把他的文章提出来公开讨论,因此我这篇批评文章也就没有发表。杨献珍同志把反对他的人的意见叫做“单一基础论’,这是一种歪曲;因为反对他的人并没有说过渡时期只有社会主义一种基础。当时讨论中所说的过渡时期,是专指由资本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过渡时期。这一点也必须向读者声明。     

也谈“王侯将相宁有种乎”

<正> 晁福林同志《关于王侯将相宁有种乎》一文(见《历史研究》1978年第五期),批评了那种对这个口号任意解释、任意引申的作法,对问题的研究应当说是进了一步,他对“种”字的诠释,论定这个口号不反天命,我都不敢苟同,现就我所知写几点意见。(一)“种”字的训诂晁福林同志从《史记》中寻求内证,在具体语言环境中探讨“种”字的含意,方法是正确的.他指出:“用‘种’来指人时,通常指人的族类,……在古代汉语中也可以引申为后     

再谈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怎样从抽象上升到具体——答鲍静同志的批评

《江汉学报》1963年10期发表了我写的《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怎样从抽象上升到具体》一文以后,第11期上又发表了鲍靜同志批评我的文章:《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研究方法问題》。我不同意他的意見,这里仅就他提出的批评作一些答复。一、先请弄清这个事实鲍靜同志说我不承认社会主义生产中存在价值,是“从抽象的概念出发”。说我的主要根据,“原来就是馬克思在《哲学的贫困》中的一句话”。不是。我的出发点是事实,是已被实践证明了的科学原理。我的文章一开始说:“在公有制的集体生产中,人们只交換各自的劳动,而不交換各自的产     

试论批评言语行为中的性别话语模式

“批评”指对缺点和错误提出意见,是日常生活当中最常见的言语功能之一。尽管批评是言语交际的一个重要方面,但是以往对批评言语行为所作的研究却相对甚少,本文拟从语用学和社会语言学理论相结合的角度,通过实证性的调查研究,对汉语中男女教师的批评语用策略的选择做出一些阐释。一、调查的理论框架———言语行为理论和面子理论关于言语行为,国内外已有不少论著。早在1955年英国哲学家Austin就提出了言语行为理论。他认为人类言语交际的最小单位不是语言的各种句式,而是某种言语行为,如请求、感谢、告别等。言语行为的特点是说话人通过说…     

试评关于价值和两种社会必要劳动的关系的争论——与卫兴华等同志商榷

对过去两年我国经济学界所爭论的价值和两种社会必要劳动的关系问題,卫兴华同志會先后发表了五篇文章杂谝恍┩疽民R克思论价值实现问題的文章,来论证第二种社会必要劳动决定价值的错误观点,是一开始就看出的,并一再加以批评;但是,他对于市場价值的高位和低位的规定性(即对《资本论》第三卷第十章)的理解,在我看来,是一开始就有误解,这是他无法完全驳倒其他一些同志与他大同小异的错误观点的原因。他曾说:除了“供求关系的变动会通过生产条件的变化,引起平均价值或社     

再论直言推论规则修正问题——复吴学静同志

吴学静同志的“对‘直言推论规则修正刍议’一文的商榷”一文,对拙作“直言推论规则修正刍议”提出了批评意见。我认为,在这些批评意见中,有的误解了我的观点,有的有必要进一步商榷。     

再谈《太平经》的政治倾向——答卿希泰同志

《社会科学研究》1981年第5期刊登卿希泰同志《<太平经>中反映农民愿望的思想不容抹杀》一文,对拙文《论<太平经>的政治倾向》提出不同看法。读了之后,有一些意见,写出来与卿希泰同志再商讨,并向学者、读者求教。我在上篇文章中曾指出,研究《太平经》的政治思想,必须“抓住它的思想体系的核心和总的倾向,进行马克思主义的科学分析”。我认为研究历史上的任何一种思想都应当如此。卿希泰同志一再强调,《太平经》这部书内容庞杂,“许多观点自相矛盾”,不是一人一时一地之作,并批评我没有从这一特点出发来考虑问题,“把全书的思想似乎看成是很单纯的”。他的意思是说,《太平经》根本没有一个思想体系,也没有一个总的政治倾向,因此就只能满足于指出它“既有”某种思想,“又有”某种思想。     

也谈《辨骚》篇的归属问题

牟世金同志的《(文心雕龙)的总论及其理论体系》一文发表后,笔者和其他同志曾著文发表了一些不同看法。最近牟世金同志又发表了《关于(辨骚)篇的归属问题》一文,认为对他这篇文章的批评,“主要是对拙文中的‘总论’问题提出不同意见,特别是集中在《辨骚》篇的归属上。”这样说是不符合事实的。其实,有关批评文章,涉及到了牟世金同志那篇文章的全部主要论点。就本人那篇文章来说,虽只批评了他的关于“总论”的观点,但不只是讲《辨骚》篇的归属问题,更重要的是批评了他对“原道”、“宗经”及其相互关系的看     

唯物论和辩证法理应共命运——《唯物论的命运》读后

杨献珍同志的《唯物论的命运》是答复我的《辩证法的命运》的;《辩证法的命运》又是我答复近年来杨献珍同志和其他几位同志对艾思奇同志和我的批评的。有一个读者看了这些文章以后,写信对我说,他现在担心起“哲学论争的命运”来了。他的意思是:杨献珍同志并没有针对我的问题作出答复。这使我想到,我也不应该回避杨献珍同志对我的批评。本来,“唯物论的命运”是应当和“辩证法的命运”一致的:辩证法的胜利只是意味着形而上学的失败而不会意味着唯物论的失败;唯物论只有和辩证法携手前进,才能真正战胜唯心论。这是哲学史证明了的真理。现在,为什么唯物论的命运和辩证法的命运冲突起来了呢?这里面总有值得探究之处。本文首先从学术角度同杨献珍同志讨论;至于这个问题的政治方面,既然杨献珍同志坚持他的批评,我也准备在后面答复。不当之处,希望得到杨献珍同志的指正。     

关于文艺欣赏阅读中的情感运动形式

在批判人性论者的共鸣说的时候,因为想要把问题说得清楚些,我便对共鸣这种精神感应现象提出了一些看法。这些看法已经引起了一些不同的意见。这些意见认为我把共鸣理解得较狭窄了,而主张共鸣是一种更广泛的精神活动现象。《学术月刊》今年第三期上陆行良同志的“关于文学的共鸣问题”一文,在这方面可说是具有代表性的。陆行良同志提出了他对共鸣的正面看法,他以为共鸣就是“对作品中所歌颂的人物和事件感到兴趣、爱好和赞赏;或者对作品中所批判的人物和事件发出不满、愤慨和痛恨”,就是“我们的思想感情和作者在作品里所贯注的思想感情发生交融,趋于一致”。由此可见,陆行良同志对共鸣作了一个最广泛的理解。他所理解的共鸣不仅包括了“感到兴趣、爱好和赞赏”,而且也就是一种理解。他在论述今天的读者如何对古     

再论劳动力所有关系问题——兼答蒋学模同志

拙作《关于社会主义劳动力所有关系问题》一文,在《学术月刊》1980年第6期发表后,蒋学模同志提出了不同的意见。他认为,社会主义劳动力公有说“不论从哪一方面看,都难以成立,应该彻底加以抛弃。”可是,他并没有从理论上或事实上提出充分的依据来支持他的论点。现在,我想继续就几个问题,谈一些不成熟的看法,向蒋学模同志请教。     

关于民族形成的上限问题的两封来信

一、给本刊编辑部的信《云南社会科学》编辑部: 云南历史研究所的杜玉亭同志给我寄来了贵刊1981年的第二期,上面刊登有他的一篇大作,提出了要和我商榷的一个问题——即民族形成的上限问题。我给杜玉亭同志回了信,并建议把我的信在《云南社会科学》杂志上公开发表,不知他把我的信转给你们没有?现将我复杜玉亭同志的信的抄件,寄给你们一份,你们审阅后有何意见?盼示。     

善意比聪明更重要

7岁那年,有一天,隔壁的婆婆被查出患有肝癌,已经到了晚期,医生说她最多只能活半年了。 我低声问小伙伴：“你知道半年是多少天、多少小时、多少分钟、多少秒吗？”小伙伴摇摇头。我很得意。因为有一次考试就曾考过这道题,我当时没有答对,让老师狠狠地批评了一顿,所以对答案记得了如指学。     

三谈古代文学理论中的现实主义问题——答张少康同志

在去年《学术月刊》第四期上,发表了张少康同志写的《也谈古代文学理论中的现实主义问题》一文(以下简称《也谈》),就拙作《略谈古代文学理论中的现实主义问题》一文(以下简称《略谈》)中的某些论点提出商榷。我读了少康同志的文章,感到很受启发,他的有些意见我是同意的;但是,有一些意见,我认为他自相矛盾,不能自圆其说,甚至误解了我文章的原意。为了探讨问题,现在我把这些问题提出来,继续和少康同志商榷,并向广大读者请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