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学＂与＂术＂的关系谈中医发展

作为传统科学,中医有"学"与"术"的分化程度不高的特点,这一特点可以从中医学术发展的进程、中医与西医的比较以及中国文化自身的特点等各个方面体现出来.中医发展要从中医学术特点出发,遵循自身发展规律.     

中西汇通:17世纪中国古典知识体系的新视野

"知识"问题是学术史研究的基础,传统学术史研究缺乏对这一维度的重视.从古典知识体系的角度考察中国古代学术的变迁轨迹,经世之学在17世纪成为重要的学术范式,并因其重视"治国"知识而在社会政治生活中产生重要影响.而这一时期西方天主教传教士大量进入中国,为中国传入为数巨多的西方技术、宗教与伦理著作,中国士大夫在融合中西学术的背景下,对中国传统学术做出了重要的更新,基本上建立了外传学术在中国文化中的名词和学科名称.从而为中国传统学术走向近代化,准备了条件.     

“现代中国文学”:学理依据与学科定位

作为独立学科的"现代中国文学"最初主要是以行政干预的方式才获得其特定的学术地位的。因此,长久以来,该学科一直都因缺乏其内在的学理支撑,而无法清晰地显示其明确的学术界限与学术品质。从"文学"自身的演进历程可以发现,"文学"研究在时间、空间、审美等多重维度上有其自身的知识建构,以此为出发点,或可重新确认这一学科所特有的"知识"属性,从而为"现代中国文学"的研究和发展提供其必要的理论依据与学术参照。     

中国古代有伦理学吗

20世纪以来中国人对"伦理学"这个西方学科的接受主要是从研究对象出发的,未能从思维方式角度思考伦理学作为一门科学成立的前提条件,因而普遍忽视了"中国伦理学是否能成立"这一对于研究中国伦理学来说根本性的问题。其结果是人们不假思索地将中国古代的伦理道德学说一律称为"中国伦理学"的内容,不仅导致对西方伦理学的误解,而且无益于国学传统的发扬光大。从亚里士多德对phronesis与sophia在希腊文中的含义区分出发,可以发现"伦理学"作为一门科学成立的前提问题非常重要,只有区分"儒家学说中有伦理学"和"儒家道德学说是伦理学"这两个判断,才能正确使用"儒家伦理学"或"中国古代伦理学"这类术语。此外,"儒家伦理学"、"中国古代伦理学"其实是用"伦理学"这一西方学科范畴对中国古代学术传统进行人为加工和重构的产物,决不能代替本来意义上的中国古代学术传统,特别是儒家学术;把儒家学术纳入"伦理学"等西方学科范畴,并以之为中国古代学术传统的最佳现代解读方式,可能在一定程度上导致对中国古代学术传统、特别是儒家传统自身独立性的抹杀和独特价值的忽视。     

接续断裂·空前繁荣·追求深化——回眸中国新时期30年学术发展

中国新时期30年的学术发展轨迹表现为三个时段:从1978年至20世纪80年代中期,可以大致看作是中国新时期30年学术发展的第一个时段,中国学术发展在此前的"文革"期间实际已发生了断裂,所以这一时段学术发展的总体特点主要表现为接续断裂,全面复苏,十分活跃;从20世纪80年代中期到90年代后期,可以大致地看作是中国新时期30年学术发展的第二个时段,这一时段的中国学术出现了全面繁荣和硕果累累的景象,这一时段的中国学术研究明显地表现出面向现实、面向时代、面向未来的突出特点;从20世纪90年代后期至今,可以看作是中国新时期30年学术发展的第三个时段,这一时段除继续具有第二时段的特点外,又具有了追求深化,追求厚重,反对浮华等新的重要特点。联系起来看,如果说第一时段和第二时段的关键词主要是"数量"、"繁荣"的话,那么第三时段的关键词可以说主要是"质量"、"深度"、"厚重"。     

西方学界的东方转向及其应对:跨文化比较诗学评议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西方殖民主义衰退,文明重心逐渐东移。以跨文化研究为本质特征的比较诗学在20世纪中期以后的兴起和发展,是西方学界的"东方转向"的产物,这意味着文学研究的某种重大转折或某种新的学术范式的确立。东方仅仅是包含了中国而不能等同于中国,在当今的世界文化格局中,中国作为东方多元文化中的一元,所占据的地位和影响还是比较有限的。国内的比较诗学研究基本围绕中西诗学,带有较为浓厚的"西方中心论"色彩,我们还需要向非西方和后发展国家等多方面地拓展我们的比较诗学研究。在跨文化比较诗学研究中自觉推动中国诗学,主动积极融入世界主义诗学话语建构的历史进程,赋予其新的内容与形式,这对于未来中国诗学的学术创新具有重要意义。     

理论自觉视域下中国哲学社会科学学术体系构建

我们已经进入到新时代,这是一个具有新的历史方位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时代。在这样一个重要的历史时期,哲学社会科学的历史性实践也由此展现出多重的意义。新的理论自觉要求当代中国学者必须具有自己的学术话语权,将马克思主义研究推向一个新的理论高度。而作为哲学社会科学学术体系构建的中国语境问题,则要求中国的学术说中国话,将学术思想转化为现实实践,同时将现实实践提升为学术思想,从而体现出真正的中国问题。中国问题与中国当代的现实问题密切相关,它是中国哲学社会科学的根本性问题。中国哲学社会科学一直是在不断回答中国的问题发展起来的,新的理论一定是推动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的指南,只有它能够引领社会的发展和进步。我国哲学社会科学的学术体系和理论价值,就在于对中国发展中的重大理论问题和现实问题作出正确的分析和回答。以当代中国学术体系去看待中国问题,既要认真地、合理地汲取西方的理论,又要有属于自己的"阐释原则",在深入反思历史与现实的过程中,建构出中国思想和中国精神。     

明清近代诗文研究:明清家族文学研究

主持人话语:家族文学:何以成"学",如何治其"学"?几千年中国文学演进的历程都与宗法制社会的发展相伴随,因此宗法制社会的特质必然对之产生影响。这种影响主要体现在两个层面:一是国家精神层面,一是家族文化层面。这两端总的来说是统一的,因此"国家"之"家学"往往亦即"家族"之"家学"。王鹄亭即云:"清人入主中国,阴察学术宗主之所在与夫当时趋向     

蜀学的性质与文化渊源及其与巴蜀文化的关系

蜀学概念内涵的丰富和发展,经历了三个阶段:西汉时期,引进并接受中原儒学以发展文教事业;两宋时期逐渐形成以苏学为代表的地域学术特色而在学术史上产生重大影响;适于近代它又吸收新学而获得新的活力.在此过程中,蜀学形成了颇具特色的传统.它以四川自西汉迄今的学术为研究对象,重点是经学、哲学、史学和文学,而以它们体现的学术思想的研究为核心,包括蜀学理论、蜀学史、蜀中学者、蜀学文献等方面的研究,是四川文化中高层次的理论研究.从文化渊源看,蜀学是中国学术的一部分,它与"巴蜀文化"是毫无关系的.     

日本“汉文典”与早期“中国文学史”编撰模式

在中国文学史发轫时期(1900—1910),一批以近代大学堂、中学堂、师范学堂"中国文学"科教科书身份出现的中国文学史著作,其内容除传统文章流别外,还包括传统小学、文法、修辞、文章作法等,与现代意义上的文学史模式迥然不同。这种早期文学史"另类"模式的形成是晚清教育改革、近代学术体系变迁、中西交流背景下传统学术复归的精神诉求等多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作为"西学东渐"的产物,早期中国文学史编撰不免会受到西方、日本外来资源的影响。这其中,来自日本"汉文典"的重大影响往往被学界所忽视。以保存"旧学"为出发点,以"普及汉学"为教育旨归,以中国传统学术为主导,套用西洋语法著作模式外壳的日本"汉文典",最早实现了中西学术的有效整合,并与晚清教育改革"中体西用"的价值观念相契合。日本"汉文典"被迅速引介入华后,不仅对新式国文教育下的文法教学产生重要影响,也为文法教科书及中国文学史编撰提供了借鉴。梳理日本"汉文典"内容、体例模式及其实践路径对早期中国文学史编撰产生的影响,能够明确早期中国文学史如何接受与吸收以"汉文典"为代表的外来资源,以及中西交流背景下传统学术体系如何尝试完成近代转型。     

英汉语言、思维的共性和个性考辨

语言的共性和个性问题,一直是语言学界研究的焦点问题之一。有的学者致力于寻找语言的共性,有的则强调语言的差异。英语和汉语在世界上应用广泛,对两者的共性和个性研究尤其值得重视。本文认为,英汉语既有共性也有个性。思维决定语言,因此语言的共性源于思维的共性,语言的个性源于思维的个性。语言的共性建立在语言的个性基础之上,鉴于汉语研究的状况,目前我们应加强汉语个性的研究。     

水土流失与旱涝灾害

该文以河南省为例,探讨了旱涝灾害发生和发展的主要原因,重点分析了水利建设、生态建设对防治旱涝灾害的重要性及其相互关系。同时,文章还分析了在山丘地区建设“绿色水库”与平原地区建设“黄色水库”的必要性和可行性,提出了只有增加森林植被覆盖,才能有效地防止水土流失,改善生态环境,进而从根本上减轻旱涝灾害。     

英汉委婉语、禁忌语与文化教学

英汉委婉语、禁忌语是一种普遍存在的语言现象和文化现象,它们是语言文化联系非常紧密的部分,许多深层文化通过委婉语表达和传承,英汉委婉语、禁忌语表现出两民族趋善趋美的一致性,但同时也表现出巨大的文化差异,通过英汉委婉语、禁忌语的比较来传授文化,是英语教学中文化教学的一个有效方法。     

科技推广应用必须遵循循环经济原理

循环经济实质上是一种生态型经济。循环经济有三个最基本的原则:即资源使用减量化原则;产品再使用原则;废弃物再循环原则。发展循环经济是社会、经济、科技发展的客观要求。科技成果的应用与循环经济关系密切,科技成果应用必须符合循环经济原理。本论文从五个方面论述了科技成果推广应用必须遵循的循环经济原理。     

论孔孟的仁义与天道

孔子从人的情感出发阐释礼的起源。他提到的人类情感,只不过是人类情感中的一个特殊部分,基本限于家族成员之间。孟子认为,人心中不但有以孝为中心的恻隐之心的体现———仁,而且内含着调节社会生活关系的羞恶之心的体现———义。孔孟都意识到人性的体现会遇到矛盾冲突,但孟子更加注意到道德心理引发的道德行为之间的矛盾,他对仁与义的冲突进行了正面讨论。孔孟都认为矛盾的解决关键在于对自身有更高的反思,但同时也意识到必须对天道加以思考,它表明儒家道德践履所遇到的矛盾还需要有超越人的道德心理,去思考更加广泛的问题。     

辩护者还是颠覆者——德里达同马克思理论质点异同的分疏及启示

只要资本幸存一天,马克思就是批判理论无法超越的地平。德里达的解构主义作为一种激进的批判叙事,与马克思的理论交集集中体现在三个层面：强调历史的生成性和开放性;对资本主义现实的激烈批判;对人的解放的积极憧憬。然而,在上述论域的关键理论质点和政治立场上,德里达完全异质于马克思的逻辑场域,这给我们两点启示：一要坚持历史唯物主义的“基础-主导”方法论范式,全面理解资本主义的当代变化;二要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生产的旨趣和边界保持清醒的意识。     

浅谈理想信念的功能特点及其养成

理想信念是人们对未来的向往和追求,是一个人世界观和政治立场在奋斗目标上的集中体现。在高等学校中,如何加强对青年学生的理想信念教育养成,显得尤为重要。     

批把与元白诗、元杂剧

批把亦作枇杷即琵琶,周武帝时龟兹人已来中原弹奏。汉武帝时马上弹之以慰公主,东汉时已司空见惯。唐代琵琶种类较多,高手迭出,许多诗人咏过琵琶,尤其是元、白二人运用多种手法,描绘出琵琶声的多变及演奏者的高超技艺,声情并茂,使之提高到一个新水平、新高度。然而元诗在心理刻画及人物情态的描绘上不如白诗深刻。白居易写过《昭君怨》,昭君与琵琶难解其缘,但正史记载与诗词戏曲多有不同,马致远的《汉宫秋》中描绘的琵琶是元帝与昭君相见相爱生死离别,贯穿前三折不可或缺的重要道具。他还写过《青衫泪》,根据《琵琶行》生发而成,将琵琶女坐实为裴兴奴,考兴奴实有其人,与琵琶名家曹纲(刚)时被称为左、右手,有记载曹刚弟子弹琵琶能吸引"方响"从塘里飞到岸上,足可佐证裴、曹弹奏水平之高妙。     

老庄与魏晋南北朝时期玄佛道

魏晋南北朝时期的玄、佛、道与老庄哲学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玄学立足于《老》、《庄》讨论有无之辩、言意之辩、名教与自然之辩 ,并通过解注和阐发《老》、《庄》的形式表现出来。佛学畅论道、无 ,且以道、无解空和法性等 ,依附于老庄与玄学而得到诠释 ,并逐渐中国化。道教以“道”名教 ,列《老》、《庄》为其经典 ,其人生炼养术多为老庄虚静、无为等的发挥。     

创新与生产力、生产方式和“转形”与价值构成

生产领域是新技术出现的起因,但技术创新本身却是在R&D领域创造出来的。生产领域涉及生产力、生产方式与生产关系,R&D领域涉及科研办、R&D方式与社会关系。因此,创新与生产力、制度、生产方式、科研力诸因素紧密相关,这些因素的发展必然影响到商品价值的"转形"和价值构成,从而引起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深入理解与探讨,研究这些问题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