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立军事件与唐才常

唐才常是近代一个值得注意的人物。他一生最主要的活动是1900年在汉口领导自立军起义,因事败身亡。对自立军事件的性质,过去或认为是“反动的勤王运动”,或认为是“戊戌变法余波”,或认为“基本属于资产阶级革命”,因此对唐才常也有“反动”、“改良”和“革命”的不同评价。这些看法,大抵都是从事件与清廷的关系立论,而自立军事件和唐才常活动的意义并不能由此得到合理说明。我认为,只有围绕中国十九世纪末的时代中心问题—革命和改良的关系进行考察,才能作出对自立军事件和唐才常这个历史人物的正确评价。     

唐才常论

唐才常(1867—1900)是资产阶级维新激进派领袖人物之一。以往对他的研究,多限于戊戍以后与自立军事件有关的活动。本文则试图对唐才常的生平,思想及历史地位作一比较全面的评述,以求教于大家。     

唐才常与自立军起义

整整１００年前,１９００年８月,在湖北、湖南、安徽等省,爆发了一次震惊中外的“自立军”起义。这次起义是在戊戌维新运动失败之后,中国民族危机愈加严重的历史条件下发生的。与维新运动不同,它试图将挽救民族危机与推翻清朝反动统治结合起来,并且走着一条自下而上开展武装斗争的道路,因而成为中国资产阶级政治运动由改良走向革命的历史转折中的重要一环。它的主要领导人,就是早先在湖南维新运动中崭露头角并作出卓越贡献的湖南浏阳人唐才常。 （一） 唐才常（１８６７——１９００）,字伯平,号佛尘（也作丞、级丞）,别号 。他…     

论康有为庚子广西勤王战略

戊戌政变后慈禧太后大权独揽,倒行逆施,废除新政,并力图废弑光绪帝另立新君。这一切使康有为痛心疾首,誓与慈禧“伪临朝”势不两立。他们认识到在敌人掌握强大武装和国家机器的情况下,要救出光绪帝继续维新事业,非发动武装勤王不可。早在1899年春,康、梁即与唐才常共同创议武装勤王,是年秋,唐才常在日本与维新派、革命派人士广泛联络,共同商定利用会党在长江流域发动武装起义的战略。11月间,唐才常、林圭等纷纷回国,在上     

略论唐才常、谭嗣同思想之差异

唐才常(1867一1900),字伯平,号佛尘,湖南浏阳人,19世纪末中国政治舞台上与谭嗣同并肩战斗的维新派干将之一,曾积极参加以康有为、梁启超为首的维新运动.戊戌政变后,筹建自立军,准备发动武装起义,事败被捕,就义于武昌.     

《井上雅二日记》与中国国会史实考

最近,笔者有幸得到日本东京大学教授近滕邦康整理的、东京大学法学部近代日本法政史料中心所藏《井上雅二日记》及其卷末的有关记述.日记从明治三十三年五月到八月,对唐才常自立军起义前后的情况多有记叙,保存了许多重要资料.井上雅二(1877-1944年),日本兵库县人.1898年7月以东亚会干事身份来中国游历,在北京碰上戊戌政变发生,帮助王照和梁启超脱险出     

革命老区建设现代文明的成功实践——来自湖南省浏阳市的调查

革命老区 ,在艰苦卓绝的战争年代 ,都曾铸造过辉煌。然而 ,在市场经济大潮中 ,由于自然条件、地域位置等多方面的限制 ,许多老区市、县都落伍了 ,成为国内外关注和议论的话题。革命老区能否重振雄风走到现代化建设的前列 ,应该走一条什么样的发展道路 ?湖南省浏阳市建设现代文明的成功实践为我们作出了肯定的回答 ,提供了有益的经验。一、发挥传统优势 ,弘扬“浏阳精神” ,为改革开放提供强大的精神动力浏阳历代人文郁盛 ,精英辈出。谭嗣同倡导新学并变法图强 ,以身殉国 ;唐才常组建自立军 ,丹心救国 ,英勇就义 ;焦达峰、陈作新首应辛亥革命…     

对康有为后期策动武装勤王的再评价

戊戌变法失败后,康有为拒绝与孙中山革命派合作,以保皇为职志,发动了一场武装勤王斗争,欲再次利用光绪皇帝的力量以行维新,在中国实现君主立宪制度的事业。然而康有为的努力破产了,因而招来了时人和后人的诸多指责。究竟应该怎样评价康有为这些作为?笔者不揣冒昧,提出粗浅想法。一、对保皇要作具体的历史的分析戊戌政变刚刚发生,孙中山即把康有为、梁启超视为改造中国的同党,派同情中国革命的日本友人宫崎寅藏和平山周,分别前往香港和天津,营救他们脱险。陈少白还在台湾组织兴中会员,为谭嗣同等人的死难举行追悼会。康、梁等人到日本后,孙中山他们更是一再努力联合反清之事,陈少白亲到康有为住所,痛言“满清政治已不可救药”,     

黄世仲《辨康有为政见书》刍论

黄世仲的《辨康有为政见书》是清末最全面系统批驳康有为保皇思想,宣扬民族民主革命的文章.它明言康有为不可信,光绪帝不可保;斥"满汉一体"之非,论"排满革命"之是;号召人民奋起革命.《辨康有为政见书》与章太炎《驳康有为论革命书》相比,二者各有优长之处.《辨康有为政见书》挑战专制君权,鼓吹反清革命,对启迪人民觉悟,推动革命运动向前发展起了积极的作用.     

论孙中山与康梁派合作的尝试及其失败原因

<正> 1903年,孙中山在《敬告同乡书》一文中谈到革命派与康梁派的关系时指出:“革命、保皇二事决分两途,如黑白之不能混淆,如东西之不能易位.革命者志在扑满而兴汉,保皇者志在扶满而臣清,事理相反,背道而驰,互相冲突,互相水火,非一日矣.”然而,两派关系并非从来就如此对立.在戊戍政变前后几年,孙中山与康梁派曾经有过一段进行合作的尝试.合作虽未成功,其中原因却值得深入探究,这对于充分认识孙中山的革命策略思想以及客观评价革命派与康梁派之间后来的对立具有重要意义.     

重评康梁维新派──戊戌后康有为梁启超与维新派国际学术研讨会侧记

以往认定康梁维新派在戊戊政变后由进步、先进转向保守、落后，主要是立据于两个不争的事实：一是此时康梁维新派在实践行动上成立保皇会，武装勤王；二是在思想政治上主张君主立宪，反对民主共和。于1993年11月在广东新会、南海两市举行的“戊戌后康有为梁启超与维新派”国际学术研讨会上，不少与会者经过对这两大事实的讨论和辩析，认为这一定论是有失偏颇的。关于“保皇”问题c与会者指出，以往认为康梁维新派成立保皇会进行武装勤王，是维护清朝腐朽的封建统治，是康有为等人对光绪报思的行为，这只看到事实的表象，而没有抓住本质。第…     

梁启超“革命排满”主张评析

在戊戍变法中以改良为职志的梁启超,1898年流亡日本后,一度高唱“革命排满”主张。因此,郭沫若称他为“资产阶级革命时代的有力的代言人”。而革命派首领孙中山则斥责他“口谈革命……而为保皇之中坚”。那么,梁启超“革命排满”主张的实质是什么?本文拟对这个问题作一粗浅探讨。     

张之洞在庚子年的帝王梦——以宇都宫太郎的日记为线索

庚子年(1900年),面对八国联军的武力威胁,中国政局动荡,政坛变幻莫测。张之洞一面公开表示拥护“两宫”,而内心深处却存有独立称王之念。他私下派长子张权前去东京,与钱恂一起在日活动;通过宇都宫太郎向日本参谋本部征求对组织新政府及提供军事帮助之可能。张之洞还希望日本派军事专家来协助练兵,同时还要购买枪支弹药,加紧训练新式军队。与此同时,张之洞对唐才常在武汉地区的自立军活动,在八国联军攻克北京之前,亦采取虚与委蛇的模棱两可态度。直到八国联军攻占北京,慈禧政权尚存,张之洞才放弃组织新政府的念头,让张权归国,并下令对唐才常等残酷镇压。     

吴禄贞诗述议

吴禄贞(1880—1911),字缓卿,湖北云梦人。十七岁入湖北武备学堂,十八岁赴日本留学入士官学校骑兵科,二十岁时结识伟大的革命先行者孙中山,并加入兴中会,中间曾回国参加唐才常领导的自立军起义,失败后又赴日继续学业。一九○二年毕业归国,任武昌普通学堂教习,积极宣传革命。一九○三年十一月与黄兴、宋教仁、陈天华等发起组织华兴会。一九○四年后打入清军内部,历任清军练兵处军学司训练科马队监督,并曾去西北考察。后任帮办延吉边冬到东北,曾与日本侵略者交涉“间岛”问题。不为日屈,立场坚定,遏制了日本吞并延边地区的野心,升副都统,并被派往德、法两国阅操。回国后任新军第六镇统制。一九一一年武昌起义爆发,为谋划在北方组织武装响应赴滦州约张绍曾,蓝天蔚等举兵反清,又去石家庄与山西革命     

社会改良与社会革命之争的存在论基础

以伯恩施坦和罗莎·卢森堡为代表的社会改良还是革命的争论不仅是革命道路的不同选择的问题,更是是否坚持马克思主义的科学共产主义思想的生死攸关的问题.罗莎·卢森堡的"社会革命"概念本身具有较之于社会改良更为丰富的内涵.本文主要从目的和手段的关系出发,首先确立"社会革命"本身所具有的目的层面的涵义.其次在同为手段的层面上比较社会革命和社会改良的不同.最后分析两种主张背后的存在论基础.     

日本档案中的张之洞与革命党——以吴禄贞事件为中心

张之洞由翰林精英而为封疆大吏,直至丁未政潮后入参军机、任体仁阁大学士,在汉族官僚中,可谓位极人臣,对于清王朝理应忠心耿耿。但是实际情况并非完全如此。本文以日本外交史料馆藏《在本邦清国留学生杂纂》专题档案为线索,揭示张之洞自光绪二十六年始,对有反满革命思想的留日学生态度多变。并以吴禄贞事件为例,揭出张之洞在自立军起义期间,通过驻武汉领事,秘密要求日本政府,对吴禄贞等人予以严惩;可是,当他们学成归国之后,又对这些留日学生网开一面,同情拔擢,以至于使武汉地区人才辈出,藏龙卧虎,成了革命势力的温床。本文还分析了张之洞这些行动的思想根源以及不同阶段的内心世界。     

"救亡压倒启蒙论"的学术演进

李泽厚"救亡压倒启蒙"的学术体系推动了海内外学术界对改良与革命、"告别革命"、辛亥革命及激进主义的讨论.李泽厚对百年中国的"文化解读"为我们提供了一副从不同视角反思百年中国历史的思想图景,体现了其走出"革命崇拜",祈求改良的发展思路,也促使我们对文化与政治的关系进行深入地思考.     

变革与革命之上——《新中国未来记》新释

长期以来，梁启超唯一的小说创作《新中国未来记》只是作为分析梁启超由革命到变革的思想转向的论据被论者提及。但事实上，这部未完成的小说作品所展现的理想政治和志士救国的图景，能够体现出梁启超以“公”为指向的超越“革命-变革”二元对立的政治理念，更寄托着梁氏对中国社会深切而婉曲的忧虑和期望。受日本政治小说家末广铁肠作品的启发，《新中国未来记》以对“立宪期成同盟党”的设想透露出梁启超对保皇、革命两党团结协作的企愿；而比末广氏小说更胜一筹，《新中国未来记》还描写了不同志向的人物及他们之间的敬服和结交，表现了梁氏切盼志士团结的心意。总之，比起革命或变革的政治理论，梁启超更重视政党与志士联合的政治伦理，以期集中力量救国纾难。     

梁启超的善变与不变

梁启超的政治观念在保皇抑或革命上,曾表现出极大的徘徊与反复;他在对待西方现代性文 化上亦如此。本文从这种“善变”入手,分析其“不变”,洞察其用心,期望对当下中国产生启迪意义。     

史墨“革命论”别解 ——兼谈儒家“革命论”的悖论，

史墨"社稷无常奉,君臣无常位,自古以然"这一经典论断所含具的历史主义特征在政治主张上的体现是政治改良论而非革命论,其"人事重于宿命"的政治改良思想,与三晋法家尤其是韩非的政治改良思想具有相当亲缘性.儒家"革命论"与道德政治纠缠在一起,存在深刻的悖论.探讨这一问题,有助于加深我们对中国历史围绕"革命论"而产生的观点之丰富性与多元化的认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