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内众筹平台上出资者行为研究——以京东众筹为个案

众筹作为一种新型互联网金融模式,近年来深受企业和个人的关注。分析众筹平台上出资者的行为规律对提高融资绩效具有重要价值。文章以京东众筹平台上1 016个众筹项目的面板数据为样本,对我国众筹市场中出资者的行为开展了实证研究。研究发现：以筹资目标完成作为分界点,国内众筹市场中出资者的出资行为先后表现出羊群行为和旁观行为。具体表现为：在达到筹资目标额之前,项目的筹集进度越高,越能吸引出资者参与（即羊群行为）;一旦项目完成筹资目标,项目的筹集进度越高,出资者反而减少（即旁观行为）。此外,众筹平台的网络关注度、众筹项目的首页推荐、众筹项目的更新、众筹项目的互动以及众筹项目的关注均对出资者的出资有正向影响。     

感恩决策及提高大学生感恩行为的策略研究

感恩是提高人们主观幸福感,促进亲社会行为的重要途径。探索行之有效的大学生感恩行为养成策略成为高校教育工作者的重要课题。本文以行为决策理论为基础,从感恩决策的独特视角剖析大学生感恩行为的决策评估系统,深入分析感恩决策法则中的体验效用、决策效用和预期效用,提出了要以体验效用启发大学生"知恩"、以决策效用促进大学生"感恩"、以预期效用引导大学生"施恩"的高校大学生感恩提升策略。     

文化传媒众筹轨迹与实际情境

众筹模式是近年来在文化传媒领域崛起的一种新型融资方式,它超越了简单募集资本的层面,以利益联结把融智融资与社会资本、外部资源激活有机联系起来,“筹-投-贷”结合的模式被业内人士认为是最适合于文化产业轻资产和阶段性风险结构差异特性的融资模式。本文把文化传媒众筹的发展置于整个众筹模式发展历程大框架下,结合典型案例系统梳理了众筹在文化传媒领域的典型应用,并对文化传媒众筹当下面临的发展问题、潜在风险和应对策略进行了剖析。     

互联网众筹融资监管标准的多维度构建

互联网技术促进了金融结构和体系的创新发展,互联网众筹已成为新型金融模式的重要典范和形式。学界和业界对众筹金融衍化风险、监管原则及监管法律边界等问题存在理论纷争,尤其对新金融与传统金融模式监管差异问题仍缺乏整体性区分。新金融业态下,众筹金融监管设计应是体现以特定金融业务范畴为依据、金融工具创新和风险抑制监管相契合的一种最佳边际均衡。为实现“公平、效率、秩序、安全”整体金融规范目标,当前应结合众筹行业特点破旧立新监管理念,通过厘定众筹监管边界范围和众筹主体行为权责关系,基于健全主体资格、准入标准与业务能力审核机制,健全前端审查、风险评估、信息披露及金融存管体系,规范投资人、项目评级和预警平台退出机制,构建行业自律与投资人保护机制,完善众筹监管权力责任配置机制等多维度尝试构建众筹融资监管标准,从而优化众筹监管治理体系。     

关于众筹模式及其效率和问题

众筹模式是近年来随着互联网的发展而兴起的新型项目融资模式.众筹模式经过几年的探索实践,可以说已经取得了阶段性的成功.通过研究发现,作为一个融资方式来讲,众筹模式是有效率的.众筹之所以受到追捧是因为除了融资效率,众筹还能为创业公司带来市场、人才等紧缺资源.     

股权众筹中的投资者利益保护:路径、基础与制度建构

与国外股权众筹制度建立在小额融资的基础上不同,我国股权众筹制度遵循对公募与私募区分监管的逻辑,由此导致众筹的定性错误、运行混乱。股权众筹的正当性不在于其公开性,而在于其小额融资的微金融特点。传统融资制度下初创企业融资难是股权众筹制度产生的现实基础,股权众筹的特性要求放松事前管制,实行核准豁免或注册豁免。股权融资制度实施中出现的融资欺诈、信息不对称等问题并不能抵销该制度带来的社会利益增长效应,我国应在股权众筹自由化改革的基础上构建合理的投资者利益保护机制,包括设定合格投资者标准及众筹主体资格限制,强化对融资者行为的事中、事后监管,在承认众筹平台多样化、自治性的基础上予以分类管理等。     

股权众筹的国外立法框架比较与我国本土化路径安排

我国股权众筹的官方监管倾向于采用《JOBS法案》中公募与私募的二分法模式。但这种基于投资者成熟度进行的划分,将导致部分以实体项目为主的股权众筹平台(人人投)出现定位障碍。采用公募股权众筹、O2O型公募股权众筹以及私募股权众筹的三分法立法框架更加符合我国股权众筹市场实际需求。其中,公募股权众筹可以依循《JOBS法案》的逻辑进行规制;O2O型公募股权众筹则是效仿英国AIM经验,以回应我国线上线下融合创新发展政策的要求;私募股权众筹应从公开宣传、信息披露以及合格投资者三个主要方面,对《私募股权众筹融资管理办法》的规则进行修正。     

论投资型众筹权益份额流动困境的破解

投资型众筹权益份额的流动困境是各个法域所面临的共性难题。中国的投资型众筹要受到有限公司股东人数上限和公募严格程序的制约,在实践中所惯常采取的有限合伙方式和股权代持方式下,众筹投资权益份额的流动难题更加突出。一些融资平台致力于改善众筹权益份额流动性的探索仍存在诸多不足。中国式众筹权益份额流动困境的成因包括投资型众筹行为的性质界定不清、权益份额的法律性质模糊、权益份额转让面临法律障碍以及投资型众筹所蕴含复杂投资风险的阻遏作用。要破解这一流动困境,需要确立投资型众筹公开发行的合法性基础,并整合公司制度以提高股权转让的便捷度,通过多元化股权配置增强权益份额的证券化,完善众筹法律关系下的权利义务安排,同时加强促进转让的机制建设。     

基于双边市场理论的众筹平台竞争行为及策略

从当前众筹平台兴起及其成因出发,在对众筹平台双边市场特征进行研究梳理的基础上构建的竞争性众筹平台的Hotelling模型,证明了众筹平台的利润受其所提供的服务差异化程度影响,且差异化程度越大,众筹平台的利润越高。在对国内外众筹平台的运营模式进行归类分析的基础上,重点对其在双边市场条件下所采取的差异化竞争策略进行研究,在分析众筹平台发展趋势的基础上,提出注重增值服务、提供高质量的差异化服务、构建知识产权保护体系等提升众筹平台竞争力的建议。     

产品众筹项目融资成功率影响因素实证研究

目前产品众筹项目融资成功率较低,因而有必要对产品众筹项目能否成功融资的影响因素进行详细考察。本文从参与产品众筹项目的三方行为主体的角度分析了影响产品众筹项目融资成功率的关键因素,进而采用2017年"众筹网"平台2651条产品众筹项目的随机抽样数据,在区分科技类和艺术类两类项目的基础上对建立的逐步判别模型的正确判断率进行了检验。研究发现,目标额度、达成率、剩余天数、关注量、更新数、讨论数量、介绍图片数量等因素对科技类产品众筹项目融资成功率具有显著影响,基于此7个因素进行判别分析,可以达到90.5%的正确率;剩余天数、关注量、更新数、讨论数量、每人支持额、是否社交等6个因素对艺术类产品众筹项目融资成功率具有显著影响,当基于此6个因素进行判别分析时,可以达到89.0%的正确率。最后,基于实证结论,文章从项目发起人、投资者、众筹平台、政府监管部门四个层面提出促使产品众筹健康发展的对策建议。     

论众筹出版模式下的知识生产

当众筹出版的模式由“筹资”走向“筹资—筹人—筹智”一体化时,其在参与知识生产的过程中所发挥的作用就显得愈加重要。众筹出版在知识生产方式转型中的贡献主要是通过如下六个方面实现的：知识生产主体的大众化、知识生产过程的即时化、知识生产技术的智能化、知识生产空间的广域化、知识产品生产的焦点化以及知识生产的资本化等。众筹出版在知识生产的远景想象中具有的突出地位,一方面源于网络社会知识渗透能力的提升,另一方面则在于这种出版模式打破了传统知识生产体制的固定框架。     

司法决策中的效用考量及其偏差控制

在新制度主义的视角下,以理性经济人作为法官人性预设,以制度行动者作为法官角色定位,能够揭示真实世界中的法官行为;结合中国制度语境的本土特征,则可构建针对中国法官决策行为的"效用函数"。在这一效用函数中,错案风险和绩效考核构成了影响法官效用的基本变量。在效用导向的制度激励下,法官将做出趋利避害的策略行为,导致决策行为的偏差。为此,应强化司法裁判说理,优化法官决策环境,确立正确的制度激励,从而对法官决策的行为偏差进行防范和控制。     

我国众筹融资平台法律问题顾问

近年来,随着互联网的不断发展,众筹这种新型的民间融资模式正在兴起。众筹平台为投资者和中小微企业融资之间搭起了便捷的桥梁,但同时,众筹作为一种新生事物,其巨大的发展前景与引发的众多法律问题相伴而生。因此,分析我国众筹融资平台运营中存在的问题并提出完善平台的法律制度意见就至关重要。     

外国企业国有资产出资人机构模式的比较与借鉴

国有经济在世界各国国民经济中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经过长期发展,逐步形成了符合各自社会发展需求的出资人机构模式。通过深入研究和总结,我们认为国外比较成熟的国有资产出资人的机构模式大致有四种,分别是"政府部门直接出资型"模式、"法定机构出资型"模式、"政府控股企业出资型"模式和"政府委托社会企业出资型"模式,不同国家分别从各自国情出发,充分利用政府行政手段和市场调节手段对国有资产进行分类管理、规模控制、保持多种出资人机构模式灵活并存,且根据社会发展需求不断进行改进。     

我国众筹融资平台法律问题研究

近年来，随着互联网的不断发展，众筹这种新型的民间融资模式正在兴起。众筹平台为投资者和中小微企业融资之间搭起了便捷的桥梁，但同时，众筹作为一种新生事物，其巨大的发展前景与引发的众多法律问题相伴而生。因此，分析我国众筹融资平台运营中存在的问题并提出完善平台的法律制度意见就至关重要。     

公益众筹文本的叙事性对捐赠说服的影响

近年来，公益众筹作为一种新的互联网金融公益筹资模式，引起了学者与公众的广泛关注。公益众筹通过网络传送信息，分析其文本的叙事性如何说服公众参与捐赠具有重要意义。以“腾讯乐捐”平台上的9 192个教育助学众筹项目文本为样本，对我国公益众筹文本的捐赠说服进行实证分析。研究发现，叙事性包括叙事内容和叙事话语，是公益众筹文本的重要语言特征。不同叙事方式对捐赠说服有显著影响。叙事内容包括的情感意识场景、认知意识场景越多，时间上的嵌入度越高，捐赠说服越好；叙事话语包括的情感波动性越大、情感高潮越早，捐赠说服越好。     

我国众筹的法律困境及解决思路

我国众筹面临法律困境.众筹没有合法的法律地位,刑法上对非法集资定性,很容易将众筹理解为非法集资,导致众筹经常游走在犯罪边缘.众筹是小微企业的直接融资的便捷方式,在我国中小企业融资极为艰难的情景下,我国法律上应当给予众筹以合法地位.为此,首先应当修改《证券法》,扩大我国证券的外延,将众筹纳入证券非公开发行的范畴.在构建众筹法律制度时,坚持投资者保护与金融系统稳定平衡、创业者支持与金融运行效率结合两个立法原则.在具体制度的构建上,应当设置众筹集资门户的准入条件,强化发行人与集资门户双方的信息披露义务,设立整个项目和单个投资者的融资额上限,设立众筹投资者准入制度.尤其是要划清众筹与非法集资的法律边界,修订刑法上非法集资罪的认定标准.     

金融安全视域下互联网股权众筹监管法律体系构建

金融安全要求信息对称以及反馈机制运行良好,但互联网技术具有放大效应,给金融安全带来隐患。互联网股权众筹在为整个金融体系注入新鲜血液的同时可能成为影响金融安全的不稳定性因素,对金融监管构成新的挑战。有效的金融监管依赖于科学的监管理念,原则导向的激励相容能够高度契合金融安全的动态平衡要求。在准确界定相关对象主体法律性质的基础上,互联网股权众筹的监管应当采取功能分层的行为规制路径,从融资功能、中介功能、投资功能三个层面规范参与主体的各类行为,并完善配套制度,从而形成有助于鼓励创新且适应金融稳定发展的完备的众筹监管法律体系。     

反思满意化模式及其理论基础

在教育政策和教育管理研究中,有限理性和满意化模式的理论,得到广泛的介绍和宣传。这些研究未曾关注赫伯特·A·西蒙的理论的另一面：研究理性的限度是为了改变理性的限度,寻找提高决策的理性水平的良方。接受和倡导有限理性的可能后果是,先验地认定理性是有限的,从而合理化人类有史以来的一切公共决策,并放弃提高决策的理性水平的探索。何况,满意化模式本身存在若干缺陷：人性倾向于追求效用最大化而不是效用满意化,不追求“最好”难以保证不断地获得“更好”,满意的决策标准不容易确定,满意的主体问题,等等。     

中国演艺产业投融资中的政府行为研究

在演艺产业发展的初级阶段,政府对演艺产业的政策支持,包括税收减免优惠、设立专项资金和政府性基金等行为,可以有效缓解企业发展中面临的融资难问题,帮助优化产业结构,能够为社会资本的进入起到引导和带动作用。在这一过程中,需要明确政府行为的目的,合理利用政策工具,谨防政府投资对社会资本的"挤出效应",谨防企业对政府行为产生过多依赖。随着演艺产业投融资体系逐步走向成熟完善,政府的行为模式和思路需要转变,从直接干预转向间接管理,为投融资市场提供法律体系、制定行为规则、优化市场环境。